社会学家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经济——基于外文文献的考察

中国社会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西方舶入,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因此近代中国社会学家在关注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较多关注中国经济问题。他们发表的外文论著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经济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中国农村经济与农民生活、工业化过程中的劳工问题、都市生计问题及人口和移民问题等做了深入、系统研究。相比经济学家侧重于讨论资源配置效率,社会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视野则更为开阔,为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论民国时期社会学家群体的学缘关系资本与地位获得

民国时期,学缘关系资本对文化精英的地位获得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往研究缺乏对该群体学缘关系资本专门且深入的探讨。科举制的废除以及新的人才遴选机制尚未健全是该时期学缘关系资本作用之大的重要制度原因。以民国时期社会学家群体为例的研究表明,他们所构建的学缘关系形成于相对封闭的学校场域,以中上阶层为主;传统血缘和地缘关系嵌入现代学缘关系之中;培养与形成了相似惯习。学缘关系资本是他们获得大学教职、获得研究项目和经费、获得官场职位以及政治倾向形成的至关重要的社会组织资本。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精英也多倚仗学缘关系资本获得地位晋升,学缘关系影响广泛,甚至到了畸形发展的地步。

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权力”

自19世纪中叶社会学创立以来,功能论、冲突论、交换论的社会学家们都对权力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理论探索。帕森斯和吉登斯一致认为权力是个体或组织为了实现某种目标或利益的一种社会资源;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与网络,具有多元性、分散性和生产性等特征;托夫勒认为权力是有目的性地支配他人的力量,其基本构成要素是暴力、财富和知识;马克思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一种体现,即一方支配另一方的一种力量;韦伯、米尔斯及达伦多夫等冲突论学者一致认为权力就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社会行动中不顾参与该行为的其他人的反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布劳认为权力是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中,个人或群体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人的一种能力;在霍曼斯看来,权力是一种为他人提供某种有价值报酬的能力。

西方社会学家眼中的“和谐社会”

自19世纪中叶社会学问世以来,秩序论、功能论、冲突论和互动论的社会学家们就对“和谐社会”这一主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在秩序论社会学家眼中,“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一致;在功能论社会学家眼中,“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功能的和谐与统一;在冲突论社会学家眼中,“和谐社会”意味着矛盾与冲突中的和谐与一致;在互动论社会学家眼中,“和谐社会”意味着人际互动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

社会学的春天和社会学家的任务

当今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社会学的支撑,这给社会学提供了难得的大好发展机遇,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社会学家要在迎接社会剧烈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提供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发挥社会学学科描述记叙的功能、加快社会学学科建设。

梁启超与社会学

对"群学"的最初认识,使梁启超认识到"合群立会"的重要性,"合群立会"的政治理念促使他去"新"史学;对社会学理念的吸纳而使他确立了"进化史观",进化史观的确立,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梁启超晚年专意于学术后,他的社会学的治史视野又得到充分体现,以至当今学者论断,梁启超开启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河。

从社会学角度解析我国女子体育的崛起

近年来,我国女子体育快速发展,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查阅了大量资料,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解析我国女子体育的快速崛起,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卡尔·马克思与西方社会学

卡尔·马克思与西方社会学,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表明文章尝试对一个著名人物特别是马克思,他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做出任何判断或是具体的知识考据。但是,提出这个问题有利于激发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与现代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这常使得社会学再现新颜,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为这门学科提供不竭的社会学想象力。本文通过回溯西方社会学的萌生和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及分析社会学家眼中的马克思肖像,特别是马克思的思想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勾连,以期获得新的智识启发。

“朋友圈”的公共性分析

与其说这是一篇分析,不如说这是一篇反思;需要强调是中国公共性的中国话语权的获得。一方面,回顾和梳理了个人对于公共性的认识,并以此考察了网络社交现象背后的实情;另一方面,通过对"朋友圈"公共性的分析,讨论了社会学家的任务并尝试挖掘自身的社会学态度。由此,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以中国词源为起点,寻找公共性概念的原初实在;利用对"朋友圈"繁荣原因的分析,挖掘公共性的动力特征;通过对"朋友圈"里各种"公"与"私"的关联或对比,解释和呈现它们的相互依存性;揭示"朋友圈"的公共性真相,讨论我国公共性的不足和社会学家的任务与态度。

社会学家的典范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他在革命实践中十分注重社会调查,并寻找到一整套科学的调查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创造性地利用社会冲突理论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社会冲突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宝库。

福柯的社会学家身份探讨

从社会学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社会学界限三个方面探讨了福柯的社会学家身份。然而福柯是不是社会学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社会学研究发展的贡献,他的思想对于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引导我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走出了规范化认识,让我们意识到那些熟悉并自以为然的事并非那么想当然所以发生和存在。

论涂尔干社会学方法从实证主义方法向辩证法的转变——兼论其大学研究的特殊理论意义

涂尔干为社会学奠定了两项方法论原则:将社会事实当作物来考察的“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分别研究社会事实之原因和功能的“解释社会事实的准则”。然而,在他的大学研究过程中,社会学方法论的性质明显地从实证主义方法向辩证法转变。在他看来,大学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对象;鉴于大学的本质是人类批判反思能力发展的场所,而不仅仅是科学发展的场所,所以,社会学研究需要超越科学实证的方法,继承和发展西方传统的“辩证理性”方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者农村组织模式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农村社会,社会学者提出建立有效的农村组织以解决农村社会整体问题。他们主张构建中心组织和专门组织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强调组织的功能性和实效性,并对组织原则、组织形式、组织职能做了分析。社会学者组织模式研究为建构农村组织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黄绍伦教授与华人研究:一个社会学家的观点

本文是第一篇全面介绍黄绍伦教授在华人研究方面成果的文章。在探究了黄绍伦学术志趣的形成和学术经历之后,文章主要介绍和评价了他在华人企业家族主义、文化传统与东亚现代化、移民潮与香港的稳定与繁荣三个领域的主要理论和观点,最后扼要介绍了他领导开展的其他学术活动。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家,黄绍伦所强调的理论取向和广博视野,对于提升华人研究的理论层次,更好地与社会科学的理论脉络和发展趋势相衔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代西方社会学家对中国森林问题的关注及其影响

明恩溥、柏赐福、倭讷、罗斯、甘博等著名社会学家,是近代来华博物学家、植物采集者与林学家、工程师、地质学家等群体之外,关注中国森林问题的又一重要人群,并处于这两大群体之间的过渡位置。与博物学家笼统记述沿途所见自然、人文等状况及科学家主要关注毁林引起自然环境变化的过程不同,社会学家通过观察中国普通民众如何调整生产生活方式以适应环境,来分析中国森林问题及燃料稀缺对民众性格、生产生活的影响,并提出了解决中国森林问题的一整套举措。这些思想成为此后在华工作的西方林学家、工程师等群体乃至美国政府在中国开展研究和合作的蓝本,为近代中美救灾与农林合作开了先声。

曼纽尔·卡斯特研究述评

为了促进网络社会的研究和加深对信息时代的理解,深度理解信息社会学家、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的相关思想理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说明了研究曼纽尔·卡斯特的意义和作用;然后介绍了曼纽尔·卡斯特的学术历程及主要理论——新都市社会理论、信息社会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评介了国内外对卡斯特研究的现状;最后提出了对卡斯特的研究建议。

从个人何以到社会——论经典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各种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论的差异,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对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涂尔干、韦伯、齐美尔、帕累托这四位古典社会学家对社会学基本问题回答做一个比较分析。他们四人生活在几乎同一时期的欧洲,因为具体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术渊源的影响,导致他们的社会观与方法论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尽管他们四人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却有着相似的统一,这就是几乎都试图从个人层面寻找出既同个人相关而又超越于个人的共同中介因素,而用这个中介性因素或者概念工具达到他们研究社会的目的。

谈欧洲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理论

介绍了社会分层理论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马克思、索罗金等欧洲知名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

家庭的功能及其变迁:一种社会学的反思

家庭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单位组织,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其功能也出现了分化的现象。关于家庭变迁的研究,学界也提出了家庭消亡或家庭淡化等一些悲观的观点,而中国农村家庭的状况也似乎支持这些观点。然而,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我们有必要对家庭的功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做出理论上的反思,从而回应家庭消亡论和家庭淡化论。

库德林与普京在“直连普京”中的“交锋”

经济问题既是其他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因此,它始终是"直连普京"中的热点。在已连续举行18年、总计16期的"直连普京"节目中,很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经济问题。其中,在2期"直连普京"中,前财政部长库德林与普京的对话是前财长、经济学家、卸任官员与前特工、政治家、国家首脑在公众场合的直接交流,是规律与规则的碰撞,是理论与现实的磨合。如果按照库德林制定的发展策略运行,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能否改善、能否引发其他社会问题,都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文章将从"交锋"中相关经济问题的引出、争论过程、争论结果等角度对他们的"交锋"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