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软约束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研究

在内外需求日益疲软以及地方债务规模较大的情况下,我国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措施,这要求政府增加举债规模。本研究从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出发,使用基准回归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预算软约束显著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会受到区域差异的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应采取优化转移支付制度、促进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完善过度负债约束机制、转变官员政绩考核理念、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性防范政策等措施稳定地区经济增长。

基层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项目制的视角与四川省的实证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公共财政或金融信贷问题,更是一个与我国基本治理结构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以项目制治理为理论导向对此问题展开了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在此治理模式下,基层地方政府可以将省以下的转移支付作为项目运作的资源配置杠杆,申请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从而推高其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对四川省2016-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论文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基层转移支付收入在整体上会扩张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并加重其债务成本;这一扩张效应更多是由专项转移支付带来的,而一般转移支付则与债务付息支出更为相关。该发现说明,我国基层转移支付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已经深深嵌入到更为宏观的政治激励与经济建设模式之中,从而也需要从完善官员治理、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以及加强各种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等方面加以改善。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规则是各国应对财政危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执行。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以2014—2020年中国202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结合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制定的“10%红线”规则设计断点回归模型,检验PPP规则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缺乏法定性与透明度,PPP规则存在“软约束”现象,这一现象与债务规则的“硬约束”形成鲜明对比;第二,PPP规则的执行效果具有异质性,即对于可自由支配度较高的经济类项目更具规制效果,而对支出偏刚性的民生类项目约束力不足;第三,对于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企业倾向于通过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分散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了加强财政规则法定性与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性,建议加快相关财政规则的立法工作,提高财政预决算的信息披露程度,从而增强财政规则执行效果,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

混合所有制改革:硬化约束还是优化治理?——基于国企债务风险的研究

本文手工收集和整理了非金融上市国企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及董监高背景的有关信息,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衡量混改程度,探究其对国企债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降低债务风险,且此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商业竞争类国企和特定功能类央企中;上述影响并不是通过硬化约束、降低债务资源获取的客观便利性实现,而是通过优化公司内部治理、提高非债务融资能力,从而降低国企对债务资源的主观依赖实现,且非国有股东持股可以显著影响国企的股权融资能力,非国有性质董事参与治理可以提高国企的内源融资能力;政府质量及其治理水平的改善可以促进非国有股东参股对降低国企债务风险的作用发挥,但治理结构的影响未受到其调节;国企混改降低债务风险后,最终可以提高其经营绩效和市场绩效。

自由现金流、负债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短期负债水平负相关,与长期负债正相关;总体而言,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负债融资无法对企业"过度投资"发挥其应有的约束效用。

预算软约束、债务契约与公司避税

根据"有效税收筹划"分析框架,公司避税需要权衡税收收益与非税收成本之间的关系。基于公司债务契约引起的非税收成本,本文首先检验债务违约成本是否会影响公司的避税行为,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特点,进一步检验预算软约束对债务违约成本与公司避税之间关系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伴随总债务水平提高,公司避税程度显著下降,反映公司避税需要权衡税收收益与债务违约成本之间的关系,债务违约成本提高会抑制公司的避税行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总债务水平与避税程度之间的负向关系被削弱,反映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会显著降低债务违约成本对避税活动的抑制作用;区分债务期限使用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水平进行检验下,上述研究结论依旧不变。本文的研究发现不仅提供了公司避税影响因素方面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揭示"公司避税不足之谜",而且为理解我国企业的税收实践提供参考依据,对政策制定者和税收监管部门具有借鉴意义。

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基于债务软约束视角分析

本文基于债务行为主体和债务约束主体的博弈关系,从理论上揭示政府债务软约束机制及其福利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中国1986-2013年的宏观数据检验政府债务软约束及其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实证结果显示:(1)除国家外债外,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间关系呈现长期发散,政府债务外生于财政赤字,并对财政赤字产生倒逼作用,具体路径为加速财政支出扩张和抑制财政增收,中国政府债务软约束得到证实。(2)从经济增长效应看,财政赤字不具有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唯有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还受到政府债务的抑制。(3)从劳动就业效应看,长期中政府债务加剧财政赤字的失业代价,短期中财政赤字虽然能促进劳动就业,但外生性的政府债务对其产生抑制作用。(4)就通货膨胀效应看,长期中政府债务加剧财政赤字对通胀的抑制,短期中政府债务抑制财政赤字对通胀的促进作用,但误差修正项的不显著表明政府债务、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难以从短期向长期收敛。

银行负债、预算软约束与企业投资

国外的研究认为负债能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本文从预算软约束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银行负债的这种治理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企业银行负债抑制了投资规模的扩张;但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因具有更强的预算软约束预期,银行负债对其投资规模扩张的抑制作用更弱;相对于中央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来说,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银行负债对其投资规模扩张的抑制作用更弱。

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成因与治理路径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中占比下降,支出上升,不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未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财政资金并不能满足需求。《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举债,因而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举债就成为"制度创新"。本文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可能引发的财政风险、金融和经济风险进行分析,从经济发展和资金来源分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成因,最后从短期和中长期提出可能的治理路径。

政治关系、预算软约束与过度投资——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在政治关系影响下民营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问题。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民营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以及由此引发过度投资问题;在考察政治关系强度对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的影响时,研究还发现,不同层级的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拥有省级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预算软约束和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文章对转变政府职能和完善市场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债务融资治理效应分析

本文在分析我国债务融资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当前债务融资软约束的成因,认为偿债保障机制的不完善、银行监督作用的缺失、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缓慢以及经理人市场的缺失是我国上市公司债权治理效应弱化的主要原因,最后针对各项成因提出加强债务融资治理效应的对策建议。

地方债规模增长的一个解释框架

地方债规模增长是引发地方债务风险的重要方面。治理地方债规模的过快增长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识别其形成机制。本文首次从地方财政能力的视角建立了解释地方债规模增长的理论框架,克服了以往研究集中于需求方面的局限。本文研究发现,财政能力对地方债务规模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对东部地区而言更是如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财政收支缺口的压力对债务规模增长不可小觑。对地方债规模增长成因的解释,意味着政策导向应立足于策略性调整财政分配关系,并从地方债管理的角度,建立可靠的偿债机制和制度法律约束。

债务杠杆与企业投资:双重预算软约束视角

文章以我国2000-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政府、银行和企业三方的预算软约束框架内实证检验了企业投资支出和债务杠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投资支出整体上同债务杠杆呈负相关。但在国有绝对控股的上市公司中，企业投资支出对于负债水平不敏感，并且，随着国有股权比例的上升，企业投资支出对债务杠杆的敏感度逐渐下降。基于此，文章认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实施的双重预算软约束是导致国有企业投资行为扭曲和债务治理机制失效的重要原因。

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中的机会主义效应——基于制度—心理互动的分析

尽管从形式上看,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是游离于预算法之外的违法违规举债,但究其行为本质却是地方官员机会主义激励下的卸责举债,是制度-心理交互作用的结果。从制度维度审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快速膨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激励过度与"自下而上"约束不足协同作用的结果,成为隐性举债难以忽略的制度因素。从心理逻辑来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是地方决策者在心理账户、损失厌恶、禀赋效应、安于现状偏差等情感因素影响下的认知偏差与行为"异象"。因此,治理地方政府隐性举债行为,不能仅仅停留于"制度主义"导向下的规则治理,更应兼顾地方官员的心理建设,实施"助推",引导地方官员做出理性的决策行为,从而实现由心而治。因此,制度-心理互动成为理解转型期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新的分析视角,从而在方法论上突破了以往的"晋升锦标赛"和"财政压力"理论,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有新的启示。

软预算约束、资产负债表失衡与债务危机

通过对历史上几次重大债务危机成因的比较研究,探讨软预算约束、资产负债表失衡与债务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发现软预算约束是导致债务危机爆发的共同制度根源,主要表现在财政纪律软约束、有限责任和破产重组、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安全网等四个方面。以此为基础,从政府、企业、中央银行、社会保障体系四个方面提出硬化预算约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土地财政、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

研究目的:从土地财政在政府举债中的重要地位出发,研究土地财政与预算软约束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预算软约束在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间的中介效应;对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促进政府对土地资源的科学管理提出政策建议。研究方法:对2008—2011年和2013—2015年的28个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土地财政与预算软约束均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显著正相关;预算软约束在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和土地管理问题,必须严控土地资源的抵押转化,限制预算软约束;同时适当引入竞争性的土地交易机制,促进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改革。

财政分权视角下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

基于全国31省(区、市)2003-2014年的相关样本面板数据,利用静态、动态广义矩(GMM)和门槛模型分析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国式分权背景下,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均成正相关性。但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影响存在基于财政分权的双门槛效应,当财政分权水平较低时,预算软约束的增加缩小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当财政分权高于一定水平时,预算软约束扩大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优化治理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政策建议。

双重软预算约束、银行负债与过度投资

以我国沪深两市2004—2006年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在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双重软预算约束的框架内,实证检验了银行负债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研究发现,银行负债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整体上是失效的,这种失效对于政府控制的公司是恶化的,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则是弱化的。若深入到银行负债的具体构成,研究显示,短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是弱化的,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则是有效的;而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在政府控制的公司中是恶化的,在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则是弱化的,并且,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失效问题在省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中变得越严重。相反,对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省级政府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长期借款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则分别是有效的和弱化的。上述结果说明,在我国双重软预算约束产生的制度性根源未得到根本改善的前提下,银行负债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投资控制功能失效问题并不必然随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而自动消除。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真正风险:违约风险之外的风险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在实现基础设施跨越式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虽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全面违约的风险很小,但是比债务违约更可怕的是,地方债务融资模式打乱了传统的财政管理模式,使地方政府成为没有约束的"利维坦",形成了新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政府介入微观企业经营,排挤了中国私人部门的投资和融资,造成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倒退;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成本接近于零,是对私人部门的存款收益的一种隐性掠夺;地方政府债务资金在投资中存在盲目决策、工程腐败和资金浪费隐患;地方政府债务的存在,还造成地方政府无法建立现代化的财政体制,破坏了财政预算的统一性。要消除地方政府债务的这些风险,我国政府需要建立经营性收入与财政收入相分离的机制,把债务的收支放到预算内安排,并经过立法机构的审批,同时要建立金融市场的硬约束,并解除利率管制。

地方政府债务的成因、风险及化解

地方政府过度举债,信贷风险隐藏在投资的高增长中,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管理,未来一旦爆发政府债务危机,规模巨大的政府债务将会影响金融资产的质量,最终连锁式地冲击实体经济。文章介绍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扩大的基本情况,然后重点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的原因,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防范、化解风险的思路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