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风神与粟特风神的图像互联

至少从公元6世纪开始,敦煌壁画中就出现了一些借鉴自其他文化环境的图像特征。学者们已经确认敦煌壁画中的一些神灵举在头顶的理想化风巾,可能是经由信仰佛教的犍陀罗或贵霜钱币对希腊罗马艺术的借用和中介而来的。然而,敦煌的风神有时会手举一只“风号角”作鼓吹状。鼓吹器具这一特性也出现在希腊艺术中,而且还是中国的风神风伯形象的主要元素。这也是粟特风神维什帕卡的特性之一,但贵霜钱币中的风神如瓦多、韦绍和阿内莫斯却完全没有任何风号角。对敦煌绘画中风神这一有争议的特性进行辨析,并提出中国和粟特艺术中一些可与之对比的有趣参照。

中国祆教画像石在艺术史上的意义

文章讨论了十六国至隋时期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六组祆教画像石,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祭祀类与盟会类。从风格上分析,它们与中国绘画史上的粟特画派和于阗画派有关。中国的礼制艺术,能够吸纳外来的祆教艺术,而这一点,亦反映了中国文明与伊朗文明及中亚文明的互动。

萨珊艺术东渐下狩猎纹锦艺术流变与织造技术特征

萨珊艺术东渐对中国传统纺织技艺影响极大,狩猎纹锦的流变便是佐证之一。文章通过梳理晋代至唐代期间遗存狩猎纹锦,运用实物考证结合文献资料的研究方法,清晰呈现出狩猎纹锦的艺术流变脉络,从织物组织、图案循环方向、织造特征等方面提炼出各时期狩猎纹锦的技艺特征。研究认为:萨珊艺术东传给中国纺织品带来构图模式的革新,但由于中国工艺装饰艺术有悠久的民族性,决定了纺织纹样在与外来文化的交织中,更多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丰富而非代替。遗存狩猎纹锦虽在构图形式上与中亚、西亚织锦雷同,但具体纹样的技术处理则充满着浓厚的本民族传统特点。

北朝艺术考古中的粟特艺术

北朝文化空前交汇杂糅,创造出精彩纷呈的艺术。北朝考古出土了一系列入华粟特人的石质葬具。这批葬具纹饰精美,雕绘图案自成体系,代表了北朝时期中国石刻艺术的高峰。从这些现存的北朝入华粟特人的石质葬具入手,完全可以提炼出粟特雕绘图像中常见的文化符号以及艺术纹样,挖掘出北朝艺术考古中的粟特艺术核心。通过对北朝艺术中的粟特艺术进行考古研究,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不断努力。

粟特文化对北齐佛教艺术的影响

在陆续发现的一批北齐墓葬中,我们可以看粟特文化曾经对中原地区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也发生在同时代的佛教艺术中。在遗存的北齐石窟以及青州、临朐等地出土的北齐佛教造像中都曾受到粟特文化的影响。北齐造像新样式就是结合了当时绘画风格变化而来的,这种画风变化与西域粟特画风的传入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北齐皇室内部就有"尚胡"的风气。

青海新见非科学出土奢华艺术品：吐蕃统治区域的伊朗图像

近年来,青海都兰警方追缴了大批被盗的精美文物,目前这些文物大部分收藏在都兰县博物馆和青海藏文化博物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藏存于中国境内外的公共与私人收藏中。2018年警方在都兰的一次行动中缴获了数目可观的金银器,尽管目前尚无法确定被盗掘墓葬的精确位置,但基本可以认为这些文物大部分来自青海湖西南几公里处都兰县热水墓群遗址。本文主要讨论这些文物中最富有意趣的刻画有异域人物形象的金银器和装饰有伊朗纹样的纺织品,后者大部分属于类型学上所谓的"赞丹尼奇"(Zandaniji)织物。虽然这些奢华艺术品并非来自科学考古发掘,但对其图像学的研究无疑可为判定其年代和来源地提供依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吐蕃王朝、吐谷浑与中亚(尤其是粟特)的交往与联系,从而更好地定位吐蕃王朝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所担当的角色。

粟特纳骨瓮上的歌舞和神祗

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在北齐安阳石床、日本收藏的Miho石床、西安北周安伽石床、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浮雕上,都有胡腾儿的舞姿。自1909年以来,当一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纳骨瓮被偶然发现于撒马尔罕以西70公里的Biya-Nayman遗址,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关于重新诠释该瓮图像的讨论刚刚展开。对粟特本土纳骨瓮上歌舞和神祗图像的阐释,将带给中国学者启发和借鉴。

莫高窟第322窟图像的胡风因素——兼谈洞窟功德主的粟特九姓胡人属性

敦煌莫高窟第322窟是初唐时期的代表洞窟,保存完好。本文从已有研究的手执绵羊、山羊的人非人图像入手,结合洞窟营建的历史背景加以考察,分析了龛内彩塑造像的胡貌特征及其"原创性"意义。同时,作者结合对窟内包括葡萄纹样在内的中亚西域特征装饰艺术、部分反映东传粟特美术特征的画样与图像的研究,揭示出洞窟图像受粟特美术影响的特征。此外,本文还结合供养人画像与工匠题名反映出的粟特人属性,指出该洞窟功德主有可能是流寓敦煌的中亚粟特九姓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