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人性外交理念与实践

池田大作在1960年就任创价学会会长后,怀抱着坚定的人性主义信念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外交活动,并将其形象地称作“人性外交”。池田大作人性外交理念,有其特定的含义与价值。它在创价学会的反战斗争、人学思想和政治活动中萌芽;在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与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会见以及国际创价学会的蓬勃发展中得以实践;同时也在21世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浪潮中,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

公明党的“中道”政治与保守辅弼

日本公明党是脱胎于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政党,经过近60年的发展,在日本政坛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往往起到了左右政局的关键少数作用。公明党自建党以来坚持以“中道”政治自居,其政治主张对日本政治中的自公联合执政起到了重要的辅弼作用。探讨理解公明党的“中道”政治可以从其与创价学会的历史渊源着手,进而对选民群体的社会属性进行细致的剖析,再对公明党的政治理念与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实践等3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公明党在政治理念上的“中道”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中间路线或宗教的调和路线,而是根据现代政党运营中寻求政治稳定性的一种诉求,与执政的自民党政治方向或理念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因此公明党在政治实践又以中派偏右居多,对自民党的保守政治起到了重要的辅弼作用。

日本公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显示日本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相互关系的典型事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公明党在内的日本各在野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独特的“补充外交”作用。特别是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等非政府人士的访华,为日本政府摸清中方意图、沟通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看法、形成复交文件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日本在野党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开展对日本在野党的工作,从而推动日本执政党转变对华政策。

战后日本的宗教与政治——以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为例

从1955年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急速发展的浪潮,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沦为城市"边缘人",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此时,代表着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宗教团体——"创价学会"所采取的人文关怀行为和"人性革命"等主张顺应了弱势群体的心理与价值观的需求,成为吸引这一群体入会的有力手段。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团体利益,创价学会积极参与政治,其政治代表公明党奉行的"中道政治"使其可以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政治策略,从而为提高影响力并逐步走上联合执政之路奠定了基础。

简论二战后日本创价学会的复兴

日本创价学会是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日本新兴综合文化团体,其基础奠定于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至1970年前后,创价学会一跃为日本最大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崛起,与战后日本自由宽松的宗教政策、战败造成的挫折感和迷茫、社会剧变带来的精神不安、粮食和物资匮乏造成的生活压力以及创价学会的宗旨、组织运营方式、宗教领袖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等内外在因素息息相关。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政教关系

日本新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继承日莲正宗"立正安国"的政教合一理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二战后民主法治环境中积极开展政治活动,于1964年成立公明党。创价学会与公明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四个时期:教团主导政教合一时期(1964-1969)、政教分离时期(1970-90年代初)、教团成为政党斗争工具时期(20世纪90年代)、政党保守化与教团集权化时期(2000年至今)。二者关系的变化说明从战后民主化到政治、宗教多元化的今天,宗教势力依然对日本政坛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政党的本质属性决定宗教政党必须以夺取政权为最高目标,在复杂多变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宗教政党的政治主张往往与宗教理念发生冲突,形成对其母体教团的反噬效果。

创价学会进入中国公众视野的历史考察--以《人民日报》及书刊媒介为中心

创价学会进入中国公众视野的形象,经历了从最初的负面宗教团体到“推进中日友好不能忽视的力量”的演变过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日认知的发展变化,见证了新中国外交从遭遇围堵到广结善缘的成长经历。《人民日报》及书刊媒介上的创价学会形象,以“池田倡言”发表和池田大作访华为节点得以改变。这是中日关系从不正常到正常化的过程中诸多综合因素使然,是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及外交、宣传部门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实践结果之一,也对今天乃至未来中日关系有所启迪和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