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诚斋集》的东传、递藏及著录

杨万里《诚斋集》宋端平二年(1235)全集刻本,目前仅日本存一部。此本当为明成化四年(1468)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委派京都建仁寺住持天与清启访华,于成化五年归国时带回,此后一直秘藏于建仁寺。江户末期该寺天章禅师酷爱杨万里,曾据此本刊行《千虑策》三卷、《东宫劝读录》一卷。明治二十年(1887)古泽滋从建仁寺梧庵禅师手中购得此本,带往东京,明治二十八年或稍前转入宫内省图书寮(今宫内厅书陵部)。入藏图书寮前,此本曾经西村兼文数次著录;入藏后不久,又有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予以详细揭载。然此本之缺叶、错简、点逗、批注等问题,诸家著录尚有缺失,故文末拾遗补缺,以期此本著录庶臻完善。

程雄及其《松风阁琴谱》研究

程雄《松风阁琴谱》是《四库全书》收录的唯一清代琴谱。考诸史料,以琴道名世的程雄实为明遗民,活动于万历末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为流传师说、托故国之思,康熙十六年(1677)左右,程雄搜辑前人未刻琴曲,编成《松风阁琴谱》二卷。该书现存8种版本,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最完整。《松风阁琴谱》指法排版清晰,对前人记谱加以简化、规范;所录《卜居》音文俱奇、《忘机》增订求新,处处可见“尚奇”“求变”的美学思想。程氏明遗民身份的确定,《松风阁琴谱》全本的发现,进一步推进了明清琴学研究,反映出易代之际琴人的思想,有助于琴乐美学意趣的探讨。

“生生之理”与“一体之仁”——基于程颢生命智慧的研究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程颢对“理”与“仁”的理解独具特色:“理”被赋予“生生”的内涵,挺立为“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仁”与“生”关联,挺立为“万物一体”之仁体。在一本上下圆融的思想体系中,“理”“仁”皆为生生不已的道体,且关涉着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生生之理”造就了“生命延续体”,突破了个体生命之死生局限;“一体之仁”造就了“天地大身体”,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私己之执。“理”与“仁”的融合为德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乐感意识,接续了先秦儒家关注生命存在的文化慧命,呈现出纵横时间长河与生命广幅的充满爱与责任的生命图谱。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洛阳新见《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考论

《宋故安定席处士墓志铭》由二程(程颐、程颢)门生刘立之撰文,李处遯书丹,记载了席彦正的生平家世、个人品行及其处士生活。墓志透露出二程先生的门生故旧及部分姻亲状况,对于了解二程先生的姻亲、社交以及宋代书法艺术、书院教育状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明清洛南宗族建设的展开与地方社会研究

明中期以后至清代,洛阳南部地区的宗族建设逐渐展开。作为二程后裔的嵩县程氏在景泰、天顺之后迅速崛起,通过修庙、置田、纂谱等举措成功地确立其在地方社会的势族地位。科举士人的出现在其宗族建设中颇具象征意义。李氏在明中后期凭借科举制度成为地方大族,运用立碑、纂谱、入志等策略巩固、延续其衣冠仕族的高门地位。迟至嘉庆、道光年间,该地区的乡民也大规模地从事收族活动。

地方文化资源与创意经济发展--以浙江宋城集团为例

基于地方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创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析地方文化资源与创意经济融合机理的基础上,本文以浙江宋城集团为例,探讨其充分利用、挖掘杭州的南宋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都市休闲文化资源,推动杭州创意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并据此提出完善地方文化资源与创意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以徽州程氏为例

中国近世谱形成于宋元时期,以族谱为其主要形式,文章以徽州程氏族谱为例,对宋元时期宗族谱系的构造进行分析。徽州程氏族谱可分为本宗谱和氏族谱两部分,两种谱系是建立在族与氏族区别的基础上,以名族为本位结合在一起。本宗谱系的构造特点是宋元时期族亲属关系的反映。氏族谱系则是追溯姓氏来源,通过神祖祖先的历史化和世系化,确立氏族的名族地位。

朱熹对宋代易学的发展——兼论朱熹、程颐易学思想之异同

朱熹提出《易》之本义为卜筮的见解，由此对程颐易学和义理学派提出批评。朱熹主张区分《周易》经传，提出易学发展阶段说。通过比较《周易本义》和《周易程氏传》，可见两者之异同。朱熹以象数、卜筮求易理，把义理学派与象数学派统一起来，从而发展了宋代易学。

唐宋徽州程灵洗的神话故事考

程灵洗信仰是由一组神话故事构成的,主要创作于唐宋时期。唐代的神话故事是以徽州的蛟斗事件为依据,以晋许逊的斩蜃故事为蓝本,以唐高宗的千年石刻和武周革命为背景综合创作而成。宋代的神话故事是对唐代的复述,但在细节表达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南宋偏安江南的社会现状并受到当时社会流行的性命义理学说影响。

试论宋懋澄小说的纪实性

宋懋澄是明代后期杰出的文言小说作家，所作《珠衫》、《负情侬传》等屡被改编为通俗小说和戏曲。贯穿宋懋澄全部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纪实性强，主要表现在两类作品中：时事类纪实作品和人物传记类纪实作品。宋懋澄文言小说的纪实风格在明后期小说创作领域独树一帜。

梅尧臣诗中的审丑意识——兼论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

梅尧臣诗是我国文学审丑之先声,是宋代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条件和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梅诗审丑对宋诗"力避陈熟""以俗为雅"风格的创立起了奠基性质的作用,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上博简《讼成》(原题《容成氏》)篇题与主旨新探

上博简《讼成》篇,整理者原题《容成氏》。整理者以根本未必存在之所谓脱简,及径据《庄子·胠箧》篇,定该"脱简"之首即为上古帝王容成氏名号,此说法纯属臆测,未可遽定。而此篇第53号简背面的"讼城氐"三字,又多被学者以同音通假训诂为"容成氏",以便附会。"讼城氐"之"讼城"二字应训为"讼成",讼即论辩也;而氐字应训为"止"义;整体意思是:《讼成》篇至此为止。此篇简文正文与篇题之书法有异,可断定为不同书手所写,或即题写者取此简内容乃论古帝王成功之道而命篇名曰《讼成》,这也是古文献常见的篇题命名方式。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小说家《务成子》等四家考辨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小说十五家,今虽不存,却多有迹可考。务成子为传说人物,而《务成子》则是掺合了阴阳五行和道家方术的小说家言,成书不晚于战国中后期,东汉以后失传。《宋子》载战国中期以来宋钘遗说和传说,其旨多合于黄老道家,又兼采名、墨二家之说,类于街谈巷议,成书时间不晚于汉初。《天乙》载商汤传说,为后人依托,汉以后未见著录,已佚。《黄帝说》托名黄帝,成书与以上诸书一样,也不晚于汉初。

二程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二程对《四书》十分重视 ,他们大力推崇、表彰《四书》,提高《四书》的地位 ,并训释《论语》、《中庸》、《孟子》,重订《大学》章次。在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中 ,二程对《四书》思想资料进行了大量的阐释、发挥、利用。其格物论与心性论主要是依托《四书》思想资料而建构的。

杨成志和徐松石之比较: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

杨成志和徐松石都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既有契合之处,又有一定的差异。相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潮流是他们治学趋向一致的根本原因,而人生际遇和知识结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使得他们的研究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他们凭借各自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在西南民族研究领域,分占一席之地。

宋玉遗迹传说田野调查报告(五)——湖北云梦县楚王城调查报告

湖北省云梦县有一处古城遗址，世传为“楚王城”。湖北文理学院宋玉研究中心“宋玉遗迹传说调查小组”于2013年10月5日至6日，对楚王城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采访了云梦县图书馆张馆长和当地的一些老年同志，兹将我们的调查情况与调查后进一步的学术思考和研究报告如下。

邓显鹤与道咸宗宋诗风的形成

邓显鹤不仅是湖南近代史上著名的文献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他论诗反对区分唐宋,不喜门户宗派,但又独尚江西诗,推崇杜、韩、苏、黄,诗作恣肆纵横,自成一家,在道光朝执湖南诗坛牛耳。其声名远播于江浙、两广、云贵一带,在道咸时期的宗宋诗风形成的前期发挥了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一是通过与主持东南风雅的曾燠的诗文往来将尚江西诗的主张向诗坛扩散;二是在与程恩泽的交往中通过诗文唱和影响程恩泽的诗学倾向,程恩泽再凭自身高位促使宗宋成为趋势并占据诗坛主流,完成诗风的转变。

理学与宋代巴蜀《春秋》学

宋代理学兴起,对各区域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在《春秋》学领域中,理学《春秋》学对巴蜀文化的影响十分明显。宋初三先生中,孙复、石介的《春秋》学已被弟子传入蜀中,周敦颐、二程入蜀又使其《春秋》学在巴蜀传播开来。到南宋时期,理学《春秋》学已控制巴蜀《春秋》学的大局。现存南宋巴蜀《春秋》学著作,如李石、李明复、魏了翁、程公说、赵鹏飞、家铉翁的《春秋》学著作,均宗主理学。理学对巴蜀《春秋》学的贡献不言而喻。

晚明诗人宋懋澄的情爱观及其创作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在晚明文坛上居重要地位的松江诗人宋懋澄的创作成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和表征,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相恋,表现出晚明时期特殊的情爱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