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势中见理”--宋代交椅的风雅变迁

目的站在宋代设计思维方式的研究角度,以理势思想中的“势中见理”关系为研究脉络,对宋代交椅形制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宋代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轨迹,探索传统思想下的宋代美学设计思维。同时为家具史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方法采用历史文献研究、文化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梳理了宋代交椅的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以交椅的式样、造型、风格、构件为切入点,对宋代交椅形制进行了详尽研究;另一方面,从坐姿、礼制、架势、工巧的角度分析了交椅在使用、等级、表现、技法上所呈现的变迁之“势”。结论在文人士大夫自主意识较强的时代氛围下,统治阶级的观念、文人阶层的审美、市民群众的实用、梓人群体的技艺,四者结合构成了宋代交椅“经世致用”“托物言志”“道本器末”“尚巧达善”的审美造物思维方式。

《诗》教传统与宋代理学家“温柔敦厚”诗学审美理想的生成

传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向后世“温柔敦厚诗学观”的发展、定型,表征着儒家政教传统对于文学艺术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由“尚中”“尚和”观念发展而来的儒家“中庸”思想、与其同样有着“尚中”“尚和”基因的“诗言志”“比兴”传统,以及由孔子提出而得到后儒发挥的“兴观群怨”诗教传统等,均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紧密相关。宋代理学家在承继汉唐诸儒“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同时,于众多方面发挥、转移了其主要观点,并在他们的诗歌书写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理学家诗人在作者感情、态度等方面推崇中和、中节而不过分;其理学诗作重视诗歌讽谏和感兴志意作用,强调以理、礼、性、道、仁等“节之”,关注“情性”及“心性存养”等。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宋代理学美学的生态审美境界论

宋代理学家以一种带有生态意义的审美终极关怀去观照自然、社会和人生,构建了体系完备的生态审美境界论。宋代理学美学的生态审美境界论由“孔颜乐处”观、“曾点之乐”观、“圣贤气象”观组成,三者相辅相成,其实质是一种追求万物一体、人生圆融、社会和谐的天地境界,标志着中国古代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从墓志看宋代女子时代形象

本文以《全宋文》为主要史料来源,依托《全宋文》中部分女性墓志铭记载,探究在理学思想形成发展下宋代女子的真实生活,寻找在女性生活中所体现的宋代思想变革的蛛丝马迹,探究宋代女性思想发展的历史倾向和宋代士人视角下的女性时代形象,分析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宋代女子社会地位及时代形象的变化趋势。

雕版印刷:宋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技术动因

宋代对后世中国国家与文化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宋代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版印的普遍使用,这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知识的普及,二是媒介环境的改变。若以媒介环境学的观点审视宋代中国出现的重要文化转型,则可以发现:诸如科举和文官制度以及中央集权的形成、商品经济和平民阶层的出现、宋学范式的产生、后世中国国家概念的发端,无不与印刷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同古登堡印刷术在西方世界引起变革一样,雕版印刷给宋代中国带来了一场媒介革命。

南宋襄阳王之望的经学观——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王之望的经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议论文和经筵讲义中,表达了他对一些经学问题的态度和见解,具有强烈的宗经、征圣意识,其中又以对《诗经》的阐发最为突出。他将宋代蓬勃发展的诗学理论引入《诗经》,以《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作为文人诗歌创作、批评的重要原则,体现了经学和文学相融合的治学风格,并且善于借助《诗经》宣讲自己的为政理念。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考察,对进一步观照南宋初年经学发展、研究风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宋代儒学礼制世俗化在仿古佩玉中的体现

玉佩饰是中国古代服饰品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宋代仿古佩玉仿制前人之作,两者相似又不同,展现出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发展特质。以出土和传世佩玉、图像及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三重互证,分析仿古佩玉的造型特征与象征内涵。研究认为,宋代仿古佩玉中的工艺、纹样展现了鲜活的宋代社会,仿古佩玉的兴盛源于宋人金石复古风气的盛行,同时展现了礼制世俗化对维系国家统治的需要。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理学与北宋绘画中的形、理、真

受理学思想影响,北宋绘画在美学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尚理”之风。艺术家把穷理作为观物的前提,力求在绘画中超越表面形似,在纷繁物象中把握事物内在的规律和物理,并上升至天地生成之道,将事物看作宇宙造化的部分,致力在自然整全性中表现事物的蔚然生意。同时艺术家也要随造化而动,以自我之天性贯通万物之天性,打通“造化”与“心源”,映现出物象的真性。

陈宓散文创作观及其散文创作探析

陈宓在学术上坚持道统论,斥异端学说,以“体用”论易道,讲求“仁道之蕴”。他的散文创作主张以道为本,注重创作主体的道德与情感抒发,提倡尊古和“文本于用”。陈宓将其散文创作观运用到散文创作中,他的散文复古倾向显著、立论精当、风格多样、抒情有理有节。陈宓推动了莆田地区以朱子思想为基础的持敬涵养、进学致知学术走向,对后来刘克庄、黄绩、黄仲元等人的散文创作产生较大影响。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生生之理”与“一体之仁”——基于程颢生命智慧的研究

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程颢对“理”与“仁”的理解独具特色:“理”被赋予“生生”的内涵,挺立为“即活动即存有”的本体;“仁”与“生”关联,挺立为“万物一体”之仁体。在一本上下圆融的思想体系中,“理”“仁”皆为生生不已的道体,且关涉着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生生之理”造就了“生命延续体”,突破了个体生命之死生局限;“一体之仁”造就了“天地大身体”,超越了个体生命的私己之执。“理”与“仁”的融合为德性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乐感意识,接续了先秦儒家关注生命存在的文化慧命,呈现出纵横时间长河与生命广幅的充满爱与责任的生命图谱。

宋明理学视野下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

[目的]研究宋明理学的内在要求,揭示其对医德内驱、医德修养路径、医德目标以及医德思想等的塑造作用,以期为当代医德医风建设提供借鉴和有益助力。[方法]系统梳理宋明理学影响下,医家关于医德的相关论述及道德实践。考察中国古代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方式及过程,研究医德内驱的核心内容、医德修养路径的关键要求、医德目标的实践途径和医德思想的根本原则。[结果]宋以后,中医医德是以理学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在理学家“识仁”“孝为仁之本”“明体达用”“理欲观”等思想的渗透下,古代中医逐步形成“推己及人”“知医为孝”“经世致用”“济世活人”等道德情感。[结论]古代医德在当今社会仍闪耀人性的光芒,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引领医务人员形成“医乃仁术”“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道德标准。理学在现今依然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将理学中“识仁“”孝“”经世致用“”理欲观”等思想注入当代医德建设体系中,有助于构建新时代医德体系,推动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儒家教化思想与颂体的社会功用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学说,具有显著的教化功能,在维系政权的稳固、社会的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长期的发展,儒家教化思想逐步确立,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教化的主体、对象、场所、内容,乃至产生了专门的释奠、临雍之礼。颂体是由《诗经》“三颂”演变而来,由于其独特的文体功能,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传播载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写作方式。

《诗经》淑女观念脞论

淑女观念源于《诗经》,并逐渐发展成为理想的女性人格规范。《诗经》中的很多作品如《关雎》《静女》《东门之池》《硕人》等篇,均存在有关淑女形象特征或淑女观念的内容。结合《诗经》相关篇目的记载及《楚辞》等相近时期的其他文献材料,可知《诗经》中的“淑女”当是指外表美丽、内在气质文静且心地善良的年轻女子。后世人的解读时常受到儒学观念的影响,将道德意味本不强烈的淑女形象标榜为女德的典范,甚至直接代入后世观念,导致偏离《诗经》淑女观念之原意。

北宋中原书院的精神特色

北宋中晚期,中原理学先驱立足书院觉民行道。理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书院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宗旨、书院的氛围以及师生关系等,塑造出了中原书院鲜明的精神气质,即“书院精神”:倡明道学、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学术思想文化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具有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师生关系;书院精神的核心师道精神。

墨学渊源诸种考证刍议

关于墨学渊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若以“贵俭节用”与“祭天明鬼”的视角省察之,则可印证《汉书·艺文志》“墨出于清庙之守”的说法;若以“尚贤”“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二论为准,可追溯至“夏禹之道”与上古传统;就《墨子》引《诗》《书》的文本线索而言,以《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说法佐之,可断定墨学的产生与周、孔所代表的早期儒家有直接之关系;若从墨学生发的文化背景来看,则殷商以来的宋地遗风乃墨学的思想源泉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