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注杜诗》整理刍议

《钱注杜诗》一向被认为是清代“集大成”杜诗注的源头与最具原创性的注本。比对宋注与钱注,发现钱注承袭宋注的内容占全书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观点原创性上超出宋注的内容不多;受文献搜集的限制,钱注未能全面掌握宋注,且对宋注颇多误解。在钱注并无整体原创性的前提下,其他直接或间接遵从钱注的清人代表注本(如仇、浦、杨等)对宋注的承袭问题也将逐次呈现。所以,杜诗研究应以宋代注本为起点,不应以清代注本为起点。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集大成”作为诗歌创作理论的建构——宋诗话的杜诗接受

“集大成”的杜诗是勾连传统与当代、并指向未来的开放体系。“集大成”是宋诗在唐诗之后可以继续开辟胜景,并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理论前提。杜诗对传统的继承不仅反映诗歌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是诗歌继续向前发展的不二法门:杜甫在前人“写”的基础上进行“再写”,不仅通过继承延续了诗歌史,同时也建立起诗人的独立身份。但是“集大成”并未突出诗人的主体能动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人的主体能动性,这既是宋代注重学问的风气使然,也是诗话作者有意将诗歌创作变得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果;诗歌创作是在学问之下的运作,天才表现为对传统的融会能力。宋诗话对杜诗“集大成”的接受,既成就了宋诗,也反映了宋诗的某些局限。

宋人对杜甫诗病的指摘及其诗学意义——以宋代诗话为中心

杜甫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宋代尊杜尤甚,宋诗话中对杜诗有大量的评点赞美。但也不乏对其诗句篇章的指摘非议,涉及用事之误、村陋俚语、声韵问题、属对工拙、蹈袭前人、诗意重叠等多方面。宋人在崇杜潮流下,仔细辨别杜诗的精华与瑕疵,指出了学杜的门径和要点,反映出宋人具有相对理性的学习精神和艺术批评态度。此外,通过杜诗诗病分析可以看到宋人学杜的阶段特征以及宋人学诗的严谨态度和精神面貌,还可以观照杜诗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宋代题画诗中杜甫骑驴形象的文化记忆

驴与诗人的结合使其在作为动物本身之外而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上的内涵。杜甫笔下的骑驴是对自我形象以及内心情感体验的直接刻画,而宋代在直接面对浩如烟海的唐诗中进一步发现了杜甫,用更加直观的图像画作的方式记录并塑造着他们构想中的杜甫。在宋代推崇杜甫的氛围中,关于杜甫形象的题画诗是宋人了解杜甫之后的一种带有重塑功能的记忆,而其中对杜甫骑驴的描写,不是单纯的形象刻画,更多地包含了在宋代文人视野下一种诗人骑驴觅诗范式的文化符号。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南宋的古文评点有着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它所揭示的文章技法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宋诗话中的杜诗对仗艺术批评

宋人诗话中,将"诗圣"杜甫的对仗艺术奉为诗学楷模,择取了杜甫一生诗歌创作中运用的多种对仗形式进行艺术批评,指出"借对"可通过借音和借义途径,使宽对变为工对,达到工巧自然之妙;"当句对"在句中自成对仗,且有一字相重,可使诗句音节流转,和谐入耳;"扇对"上下四句交错隔句成对,有如折扇弯曲而合之貌,方式独特;"流水对"上下两句,连贯而下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动态成对,可克服"对举式"对仗板滞的、凝固的弊端;并对杜诗中"轻重对""偏枯对"的"词性不属"之缺点加以批评,体现出宋人批评视野的全面性。

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可的杜诗应为1455首。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４６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５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经典的游戏性接受:以宋人对杜甫诗歌的戏仿为中心

相较西方文艺传统对"戏仿"理论的丰富论述与建构,中国传统文论对游戏性写作相对较为轻视。本文以宋人戏仿杜诗为例,尝试探讨古典诗歌写作中的戏仿现象及其在经典接受过程中的意义。伴随杜甫在宋代的经典化,宋代诗人戏仿杜诗的现象亦随之增多。杜诗作为经典文本所具有的知名性及公共性特征、作品的风格化及个性化,成为宋人戏仿杜诗的基础,并在戏仿行为中得到印证。苏轼《续丽人行》是杜诗接受史上值得关注的个案。苏轼故意违背"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古典阐释学原则,对杜甫《丽人行》一诗进行"误读",并在续诗中对杜甫形象予以"重构"。对经典的戏仿与"嘲谑""讹语影带"等历史悠久的娱乐传统相关。娱乐需求转化了文本的功能,使经典在文学传承的谱系之外,拥有了民间文化、日常生活、社会舆论等更广泛领域内的生命力。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北宋中期杜甫及其诗歌地位的升格略说

北宋庆历以来,诗坛以学习韩愈、李白诗歌风格语言为主。这种情形在嘉祐以后开始变化,李、韩的光辉慢慢褪隐,而杜甫的形象日益光大。熙宁以后,杜诗的经典化进程加快,终于在随后的元祐时代得以完成。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偁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杜甫与黄庭坚

江西诗派后学张“一祖三宗”之说 ,虽然远绍杜甫 ,但黄庭坚才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 ,他正是通过学杜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的。他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 。

元好问诗获少陵嫡派之主因

杜甫是唐宋以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圣泽广及,大家辈出,但唯元好问被誉为少陵嫡派,其成因甚值根究。梳理前人有关评论,结合元氏的诗论诗作,将其成功之主因归纳为三:一、在炼字炼句谋篇立意诸层次全面学杜,重点突出处是感伤丧乱之诗史,沉郁顿挫风格、爱国爱民情怀皆最近杜诗;二、追踪成就杜诗之集成理念,力主熔铸古今,出神入化,伤乱诗主承学杜大家,兼采李白等以超常手法写实的艺术思维及雄放激越之抒情模式,既神似杜诗又自成一体;三、在北南诗坛由宋转唐之潮中不随波逐流,深刻把握唐诗重情性之精髓,合理运用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手段,使情韵气骨兼备。其与杜相近的雄刚气质与乱世悲慨、善于集成别为一家及合理继承唐宋诗优秀遗产的理念实践,正是后世一味宗唐模仿和分唐界宋者难以企及之处。

论南宋后期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南宋后期最早活跃在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从晚唐入手的创作方法表示了宋诗向唐诗的复归。这个时期成就较高的诗人是文天祥和汪元量,他们是这个阶段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也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文天祥创作的集杜诗取得了较高成就,他的集杜入乐也是一个创新。宋末的其他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其诗歌创作也有学杜之处,但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

宋代诗歌中的杜诗风格略论

宋人最重杜诗,在宋代诗歌中经常可以看到杜诗风格的重现。陈师道、陈与义、陆游等诗人学习了杜甫五言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苏轼的诗歌则学习了杜甫七言律诗老健疏放的风格。陈与义七言律诗学习杜诗浑涵汪茫、雄浑悲壮的风格最为成功,苏舜钦、王安石等则学习了杜诗萧淡婉丽的风格。宋人学杜的最大创获在于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在风格上接近杜诗的作品。

吕留良“奇横”说发微吕留良“奇横”说发微

吕留良在诗文批评中标举“奇横”说,独具识见。“奇横”说针对明末清初熟俗软媚的科举文风而提出,是吕留良遗民思想的艺术表达,代表着一种内心坚持的清高傲世姿态和睥睨外物的气度。“奇横”指作品造意纵横奇放,笔势健拔遒劲,文气肆意流贯的状态,是一种合乎法度的变化之美,可视为诗文的整体风格和审美境界。其审美内涵,包括生新跌宕的章法和意脉、苍劲有力的骨气和平淡自然的风格三个方面。吕留良在诗文创作中师法“奇横”说。他在重释杜诗艺术经验和承继苏轼文论精神的基础上提倡的“奇横”说,对清代及民国诗学和词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杜诗风格在宋代诗歌中的再现

宋代诗人重视学习杜诗,使杜诗风格在宋代诗歌中得以重现。陈师道、陈与义、陆游等诗人学习了杜甫五言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苏轼、苏辙的诗歌学习了杜甫七言律诗老健疏放的风格。杜甫浑涵汪茫、雄浑悲壮的七言律诗代表了杜诗七律的最高成就,陈与义学习杜诗的此类风格最为成功。此外,苏舜钦、王安石等诗人学习了杜诗萧淡婉丽的风格。宋代出现了在风格上接近杜甫的诗人,这是这个时期学杜的最大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