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史与社会治理研究的一部力作——《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与区域社会治理研究》读后

张宏利《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与区域社会治理研究》一书,就浙江官民开发沿海滩涂的动因、具体形态、开发活动与区域社会治理的演化、经营海洋事业的样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新观察。作为学界首部关于宋代浙江沿海滩涂开发问题研究的专著,该书以独到视角建构自身对宋代区域史、国家治理问题的新阐释,突破了学界的既有认识,是一部创新性突出、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

宋代浙江佛教与地方公益活动关系考论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与僧尼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掘井挖泉、客舍行旅、救疾济困、养老慈幼诸方面。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建立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宋代的西藏美术

宋代(10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期)是藏传佛教各教派创建、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美术活动,因恰逢佛教在雪域复兴的黄金时期,从而得到了很大的推动,也因此迎来了西藏艺术史上最为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瑰丽时期。而这一时期所形成的艺术范式、艺术理念、艺术精神,更对后来的藏传佛教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代西藏美术的许多特点对后来的西藏艺术有直接的奠基作用。

钱氏家族与吴越佛教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是伴随着钱氏家族的苦心经营走过来的。钱氏家族的功绩在于:一是重视农业,治理钱塘,发展水利,创造了我国水利发展史上的奇迹。二是对佛教文化的推崇。从开国者钱镠到末代钱俶,他们都与禅僧来往密切,尤其是创建寺院、刻印佛经、延请高僧,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活动中心,为佛教文化在吴越地区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世宗教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三是纳土归宋,主张国家一统。

宋诗视阈中两浙地区城市商贸新风略论

宋代涉商诗中有大量关于两浙地区城市商贸活动的描写,形象展现了浙地城市商贸经济的发展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重商好贾之风日炽,从商人数激增,兼商社会身份多元化;二是城市商贸格局突破传统,商点布局与经营时段趋于自由,行业街市大量涌现;三是浙商的商贸文化心理发生新变,广告策略富于创造性,品牌、质量意识两极分化,神佑意识得以强化,并外显为各种商业崇信习俗。

唐宋时期江浙地区蟹文化认知与捕捉技术考析

唐宋时期是江浙地区蟹文化认知和捕蟹技术发展高峰期。人们在了解蟹的形态特征和生长特性的基础上,通过观察蟹群活动规律,掌握了蟹的洄游性、趋光性和畏雾性,丰富了蟹文化认知,从而捕蟹技术不断进步,蟹舍、蟹簖、蟹罾、拖网等捕蟹工具及“火照法”“垂钓法”等捕蟹技法广泛应用;食蟹之风盛行,出现了腌、糟、醉等多种食用方法,以及蟹诗、蟹画等文化作品,丰富了唐宋江浙地区物质和文化生活。

论宋代江浙地区白龙母信仰

宋代江浙地区存在三大白龙母信仰圈,其中,平江府地区信奉阳山白龙母缪氏和海隅山白龙母蒋氏,镇江府地区信奉吴塘白龙母吴氏,而嘉兴府地区信奉的陈山白龙母身份较为模糊,宋人大多认为其与阳山白龙母缪氏为同一人。白龙母身份出现混淆,其原因在于此三地龙母传说的共通之处:女子感异孕龙、龙母生龙即亡及龙子均为世俗化的孝龙。无论白龙母的身份混淆与否,政府的态度都是"惟灵是信"。由此,反映出宋代江浙地区儒家文化盛行、水网密布和农业经济发达以及佛教兴盛的地域文化特色。

浙江窑址出土青白瓷器的类型、年代与渊源初探

浙江地区是中国古代青瓷的核心产区,著名窑场有越窑、龙泉窑、南宋官窑等。从北宋中晚期开始,这一传统青瓷产区增烧了青白瓷。1958年至今,浙江已发现45处生产青白瓷的窑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整合窑址调查和发掘资料,厘清浙江窑址青白瓷器产品的类型、年代与工艺渊源,以期进一步明了宋元时期青白瓷器生产的扩张过程以及区域间窑业技术的互动。

近三十年来宋元时期的家族与地域社会研究综述——以浙东地区为中心

不论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出发,家族研究都十分重要。家族的发展随时代推移而时有变化,其类型也有所差异,而唐宋之际又被认为是中国家族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故,宋代家族史的研究长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台湾学者有关宋代家族史的研究尤为突出,他们深入探讨了家族与科举、士人间的关系,阐述了家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及其保持强盛的机制。近年来元代的家族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三十年的宋元家族史研究固已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公式化也日趋严重。针对这一困境,文章拟对过去三十年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对家族史研究发展做一简要回顾,厘清近三十年来研究者努力的成果,并发掘其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