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驻藏大臣松溎的西藏治理及其历史作用

近代驻藏大臣松溎(1833—1907)的西藏治理及其历史作用,尚未得到学界的全面审视。松溎在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受任,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受令回京,任期五年两个月。在任期间,他贯彻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政策,加强西藏地方治理,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持了西藏地方及毗邻川青地方秩序的稳定。他在处理“洋人入藏”“阻止披楞租地修路与通商”等事务方面尽力而为,虽受时代环境与条件所限最终收效不大,但却缓解了近代西藏地方的治理危机。由于近代清廷逐渐衰微、西藏地方某些力量掣肘等因素制约,松溎在近代西藏地方事务上发挥的历史作用被视为表现“普通”。而这种“普通”正是驻藏大臣制度发展史、西藏地方治理史的必然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不应被忽视。

《葛覃》的主旨与“归宁”的本义

正确解读“师者”“葛”“归宁”的含义是理解《诗经·周南·葛覃》主旨的关键。由“师者”可以推断主人公是一位贵族女子,“葛施中谷”“黄鸟集木”只是兴起嫁娶之义。“葛”在《诗经》时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制葛成衣”是女子出嫁前的必修课,属于妇功的范畴。在礼乐制度尚未完全崩坏的《诗经》时代,已出嫁的贵族女子回家省亲不合礼法,“归宁父母”应当被解为“出嫁以安父母之心”。

明代史学转向与《史记》的文章学接受——以宋濂和归有光为中心

明代是中国史学史上叙事史学衰落的阶段,被视为中国史学的转向期之一。这样的时代学术背景导致了《史记》接受史上的重大变化,《史记》作为叙事史学典范的史学价值被大大削弱,继而在文章学领域得到了深入的发掘和继承。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史记》对明代文章写作的实际影响也发生了改变,最具代表性的是明初文臣宋濂和明中晚期散文家归有光同样在学习《史记》过程中产生的写法和风格上的重大区别。

富贵气:唐宋词与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富贵气”是唐宋词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音乐文艺的词体性质决定了唐宋词有别于诗特别是唐诗的富贵面貌。词的富丽的艺术气质与词人多出身尊贵有极大关系 ,在内容笔调、抒情笔调和语言面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 ,唐宋词在“富贵气”上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 ,成为唐宋词区别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论秦早期文学

"秦早期文学"的提法,今不见于学术界,此为首次提出。周孝王封嬴非子于秦邑,即肇始"秦文学"之源。秦文学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秦早期文学按时段分,属于襄公以前(含襄公)时期的秦文学,这是秦文学的草创时期,地域上主要分布在西汉水流域或渭水—牛头河流域。秦早期文学肇始先有神话故事,秦庄公时期为早秦文学的萌芽期,特征是从民间歌谣和模仿周人起步,主要表现为诗歌和散文两个方面。《秦风·无衣》等传世诗歌和出土文献《不其簋铭》是秦文学源头的可考作品。此外,《诗经·秦风》的《车邻》、《蒹葭》、《终南》等篇以及《秦公簋铭》,也属于秦早期文学。随着考古新发现和新材料研究的进展,对秦早期文学的认识和研究还会走向深入。

何大圭行年考

何大圭是南宋初期词人,早著文名,与著名词人张元干、诗人吕本中等有交游唱和,与“南宋四名臣”之一的李纲关系尤为密切,靖康中李纲兵援太原,大圭为其幕官参与抗战。然生平湮没无闻,迄无考订。经检史乘笔记与类书、方志,并与时人行事、作品互证,考明了其一生大概行踪:政和八年(1118)十八岁进士及第,历任太学录、秘书省正字、枢密院干办官、浙西安抚司参议官。晚年居福州。

论《诗经·桧风》的创作时代

由于桧国微小,《诗经·桧风》在春秋时代就不受人重视,后人对《桧风》四首诗的主题解释也往往含糊其辞、牵强附会。本文运用组诗研究的方法,把这四首诗联系在一起分析,认为《桧风》创作于东周初年郑武公灭桧之后,它是一组桧遗民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

《全宋诗》中误收元代王圭诗考

《全宋诗》王珪集中误收元人王圭诗23首,兹作考辨,明确归属,以供研究者参考。

宋徽宗与宋代宫词创作

宫词类乐府是唐后乐府诗中新题乐府之一类。宋代的宫词创作,以大型连章体组诗最具代表性,其中,又尤以宋徽宗《宫词三百首》引人注目。宋代的宫词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反映帝王生活为主体,二是以宫中女性为描写重点,三是借对历史题材之"述古"以进行"风讽"。三类宫词,不仅各具个性与风采,而且影响深远。此外,宋代宫词还可入乐而唱,这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传"的情况下,实属乐府诗史上的一大亮点。

山水画风格变异的“南宋四大家”

宋室被迫南渡,半壁江山易主,历史的巨变,带来了山水画风格的变异。以李唐为首的“南宋四大家”,以刚劲的大斧劈皴,寥寥一角、隐隐半边的构图,给人意味深长,境界完整的艺术感受,实为开创了中国山水画史上的新局面。

由它簋盖铭文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聪明”句的解读——兼申“成王作”中确有非成王语气《诗》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差寺王聪明"句,传统多读"差寺"为"佐事"或"佐持"。本文结合它簋盖铭文相近辞例,认为其中"差"当读为语词"嗟","寺"当读为"时",理解为近指代词"是",故此句当断读为"嗟!寺(时)王聪明"。由此断读,可知这明显是他人称颂时王的口吻,而此句又居"成王作"之第八启中,这说明李学勤先生当初判断"成王作"组诗中也有非成王语气确有道理。由此出发,关于《周公之琴舞》组诗的结构其实还有需要重新探讨的地方。

宋人对陆龟蒙高士形象的建构及其文化意义——兼论宋代的新型隐士典范

晚唐文人陆龟蒙在宋代被建构为一个典型的高士形象:一方面,他具有独立的人格,不苟于世,抱道自守;另一方面,他特具高情雅趣,诗意地栖居,而且博学多识,倾心于著书、读书、藏书、校书,颇具书卷风流。宋人建构的"这一个"高士陆龟蒙形象,其实正是一个想象共同体,集中体现了宋代统治者、文人士大夫的需求和理想,是宋代新型隐士的典范。

宋蒙和缓期的四川战局与蜀帅夏贵的抗蒙斗争

1259年,蒙哥战死钓鱼城,蒙古内部出现了王位之争。1260年,忽必烈派遣郝经使宋,尝试与宋廷议和,虽未达成正式协议,但宋蒙战事已趋于缓和,至忽必烈下诏正式攻宋之前,双方进入长达七年的和缓期。在此期间,宋廷调夏贵为新任蜀帅。夏贵上任即对蒙军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在任期内,攻打虎啸城,两度亲自领兵攻向成都,克复广安和大良城,对宋蒙战局造成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宋军取得的战果改变了川东战区的被动形势,使蒙军“据夔灭蜀”的战略受挫,从而缓和了蒙军的进攻;另一方面,夏贵的顽强抵抗对于蒙军将战争的主战场从四川转向荆襄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自然真诚 别有新见——读《诗性之魅：艺术美学新论》

宋生贵先生的《诗性之魅:艺术美学新论》,"新"在对当今现实生活与艺术实践的深刻思考,"新"在对主体精神的热切关注,而且其论述又是在民族性、地域性的高度凸现中进行,此也为一"新"。在学界众说纷纭中,对艺术美学的关注,视角独特,言说个性,是生态文明视野中对艺术美学宏观而又精致的观照。

宋词中的“春归”

"春归"在宋词中,并非仅指自然界春天之归来或离去,而是一个象喻意十分丰富的意象。历经仕宦坎坷的词人,有以此意象比附仕途顺境之消逝者,有以其寓托政治生命中断后的悲愁与幽恨者,更有以之象喻国运衰颓并婉达于国家前途深重的忧患之情者。宋词幽约含蓄的抒情特色,在这一意象的使用中尽得展现。

《全宋诗》之王珪、郑獬、王安国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9 000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王珪、郑獬、王安国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武松与桑地亚哥的文本层次比较

武松与桑地亚哥分别是东西方硬汉英雄人物中的典型代表。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他们的硬汉形象及"硬汉精神"同异之处共存。从作品文本层次中的文学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层面以及文学意蕴层面比较这些异同,有利于深入了解中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异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降将叛臣还是名将劳臣?——南宋夏贵战事与降元史实反思

南宋淮西制置使、名将夏贵本一生戎马保宋危疆,却于德祐二年(1276)二月携淮西府二、州六、军四、县三十四降元。夏贵的贰臣之举使得世人对他的晚年活动产生诸多争议,出现一些牵强附会的批评。结合相关史实与军事地理学重新梳理,夏贵晚年败战实为军事失利,而非与元有谋。焦山之战后,南宋形势愈发危急,夏贵据地淮西沦为孤岛,辖区残破、百姓孤苦、连丧二子的隐痛以及宋廷的主动乞降,最终促使夏贵降元。从夏贵战事与降元史实中可以看出,夏贵绝非寻常意义上的“贰臣”。对夏贵个案的考察,有助于重新认识宋元之际降将的历史地位。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