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养龙坑”条辨伪

在明代贵州方志《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贵州宣慰司.山川.养龙坑”条言此地所产龙马被明升当作贡品献给朝廷,并赐名“飞越峰”。因其内容完全抄自宋濂《龙马赞(有序)》,故此文不足为凭。但此后的贵州方志均沿袭此说。明代方志体例多袭《方舆胜览》,其体例之得失即四库馆臣提要所谓“无裨于掌故而有益于文章”。《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养龙坑”之内容以文学作品的描写为信史,后世学者检阅此类方志文献时,应注意辨识真伪。

“文”“儒”之变:宋濂的身份重建与元明之际的士风转移

元明易代之际,士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自我认知发生剧变,宋濂是身处其中并推动潮流的关键人物。元末仕路难行,士人多栖身于“文人”之列,宋濂早年亦有攻习和创作古文辞的长期经历。但随着对理学的深度接受,宋濂的自我期许由“文人”转向“儒者”,他以自我书写等方式推动自身转型,以一介布衣标举“真儒”理想,力图重新揭橥士人的身份价值。逮乎明初,宋濂已出仕并以“儒宗”形象示人,其积极参与新朝礼乐教化,劝导士人不务文辞而明体适用,推动了一代士风转移。宋濂之所以成为有明“开国文臣之首”,与其对士人身份的根本思考与长期实践有关,这改变了“流而为文人”的学术史趋势,也启发了易代之后士林的身份自觉与文化担当。

宋濂学术思想倾向平议

宋濂师出多门,学术渊源复杂,其于朱学、陆学、佛学、仙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皆有涉及。“会通朱陆,融摄仙佛”是其学术思想的基本面相,但从理学、佛学、心学,乃至宋濂本人等多视角观察,学者评判存在较大差异。学者“各言其说,各依其心”是差异性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是互动交汇的机缘所在。超越简单的朱熹理学传承,将理学与心学、佛学、道教融为一体的思想特质正是宋濂学术思想的独特倾向。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宋濂“文”“道”思想及其婺学渊源

在元末明初天下纷争之际,宋濂作为浙东之士,受婺州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强调并论述了"文""道"合一。宋濂注重经世致用,强调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婺学烙印。其婺学渊源有非常清晰的传承,宋濂在婺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濂和刘基因与朱元璋的君臣遇合,将婺学的内核思想提升到一种文化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明初文化制度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同处境下宋濂的活动及创作

科场的失败、社会的动荡以及吏治的腐败,使宋濂对元朝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命运让他与朱元璋结合在一起,在辅佐朱元璋从草泽英雄到开国皇帝的道路上,宋濂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入明后,宋濂得到了来自朱元璋的许多殊遇,并写了不少歌功颂德的文章,人们往往因此而对宋濂生憎恶之心。但如果我们对宋濂入明后极端严酷的生存环境给予足够的了解,就会感觉到宋濂极不平常的心态。不同处境的变化,使宋濂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入明前,他的文章泼辣大胆,自由奔放,富有批判情神;入明后的文章批判锋芒则大为减弱,但仍然有不少值得称赞的文章。尤其是身处庙堂的宋濂依然为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传,一个封建士大夫能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宋濂诗学浅论

本文总论宋濂诗学思想,认为宋濂诗学建立在针对现实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需求。他的理论体系包含以礼义为思想之本、以"缘情托物"为创作之本的诗歌本体论,兼备"五美"的诗人论,推崇台阁创作、强调实用功能的风格论。

宋濂与元明诗文格局

宋濂尽管被誉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考察其教育背景、交游出处以及文坛作为,他只能算是元明时期的过渡者,并未开创明朝文章风气。首先,他与元代中晚叶馆臣过从密切,深受其文章理念的影响。其次,宋濂在明初的作为,以任《元史》总裁官为最著,却由于修撰过于仓促,致使《元史》基本成为宋濂等人对元代馆臣文献、撰述的一次系统整理。最后,宋濂在明朝的活动时间甚短,又以朱元璋的猜忌、宋濂的谨慎,宋濂未能开创新风。之后更因燕王的篡位、宋濂得意弟子方孝孺以及宗族友朋的被诛杀,宋濂的影响终被强行中止。

明初文人的认同危机及其诗学表征

元末明初的鼎革易代之际,文人士大夫在身份认同上面临危机：我究竟是何人,应成为怎样的人,归属于何处？原本已经自认是大元子民的他们忽然要面临新的抉择：或避世退隐,为蒙元守节;或犹疑观望,勉强入仕;或积极进取,为新朝的巩固殚精竭虑。从一定程度上讲,明初文学思想正是文人士大夫这种认同危机的话语表征。宋濂是明初文人士大夫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徘徊于＂文人＂与＂帝师＂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在文学思想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倾向。

宋濂与“台阁体”关系新探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明前期文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历来争议颇多。根据宋濂的“台阁文”观念、“台阁文”创作以及台阁体作家对宋濂文学的接受，并结合“台阁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重新审视此论题，可以推断，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受政治身份影响；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前期作家并不推崇宋濂，因而他对“台阁体”的产生只起了间接引导作用。天顺以降，台阁体中、后期作家一致推崇宋濂文章，他对“台阁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本文对明人的宋濂文学接受情况进行深入考察,认为洪武朝宋濂受到海内外一片盛赞;永乐朝遭受政治牵连,声名扫地,长期无人问津;正德朝,政治平反,文名渐苏,但明中期复古派、性灵派并不十分认可宋濂文学;嘉靖以降,在王世贞的重新标举下,宋濂文名鹊起,晚明诸多名家都给他很高评价,但仍有异调;清人在明人的评判基础上,一致认可宋濂文学成就,宋濂文学接受重回历史巅峰。

明代史学转向与《史记》的文章学接受——以宋濂和归有光为中心

明代是中国史学史上叙事史学衰落的阶段,被视为中国史学的转向期之一。这样的时代学术背景导致了《史记》接受史上的重大变化,《史记》作为叙事史学典范的史学价值被大大削弱,继而在文章学领域得到了深入的发掘和继承。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史记》对明代文章写作的实际影响也发生了改变,最具代表性的是明初文臣宋濂和明中晚期散文家归有光同样在学习《史记》过程中产生的写法和风格上的重大区别。

宋濂道统文学观之成因与内涵探析

宋濂一生虽浸淫儒道释,但总以继承、弘扬儒家道统为己任,其日益极端的道统文学观为后人所诟病,而其"以文辞为佛事"的佞佛举动更为理学卫道士所难以容忍,这是由于以"道"、"心"、"气"等融合了儒道释的宋濂比前辈儒者更加能够体会到道统思想的珍贵,他高屋建瓴,大声疾呼,竭力倡导道统文学观,强调高标准的"载道"之文,而成为视"弘道"为己任的"醇儒"楷模。

论明初浙东文学“文辞”、“义理”、“事功”之融合

浙东文学建立在浙东哲学基础之上,追求"文辞""义理""事功"的统一。浙东文士深受浙东历史文化熏染,有良好的学养、强烈的道德意识,这些要素确立了浙东文学的基本走向,形成了"文辞""义理""事功"相融合的综合型文学观。这种文学观既在理论层面强调"文"与"道"的合一,又在实践层面将"文""道"合一思想落实到"事功"层面,即注重将文学的艺术性与实用性统一起来。这种文学思想成为明初洪武、建文年间的主流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宋濂诗歌的创作成就

宋濂代表性诗集《萝山集》于嘉靖后期在国内失传,以致人们多认为宋濂是散文大家而非一流诗人。日藏《萝山集》的发现和新版《宋濂全集》的出版,为人们重评宋濂诗歌成就提供了便利。具体表现在:数量达500多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众体兼备,风格也以沉郁深婉和雄奇豪放为主,写人艺术高超,充分彰显了元明诗歌风尚,体现了时代诗歌的整体特色。宋濂在元末明初诗坛地位仅次于杨维桢、高启、刘基等人,其诗歌创作成就不容小觑。

在“立言”与“立功”之间——刘基的人格理想、学术旨趣与文学思想之关联

刘基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是政治家、军事家,但他又是位真正的文人,这两种身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就人格理想而言,刘基是要做张良、诸葛亮那样辅佐君主建立不朽功业、能够"尊主庇民"的政治家。但鲜明的文人习性却使他壮志难酬,朱明王朝立国之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郁郁而终。刘基这种人格理想表现在学术上是对"理"与"气"及其关系的高度重视与阐发;表现在文学思想上则是对"理""气""讽喻"三个关键词的强调与富有新意的理解。在人生命运方面刘基和宋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明初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二人又是惺惺相惜的好友,因此以宋濂的人格理想、学术旨趣以及文学思想为参照来理解刘基,或许可以更加凸显其独特性。

宋濂集类著述新考

宋濂是元末明初的重要作家,其著述宏富,遍及经、史、子、集各部诸多类别。其中集类著述可分为单刻本、选本及汇刻本三大类。文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其文集的版本源流重新辑考,发现不少新的版本,同时,对以往研究中的舛误进行了纠正。

刘基与宋濂交游考

刘基、宋濂只差一岁,同为明朝开国文臣,彼此志同道合,关系密切,因道德文章结为好友,入明后则成患难之交,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相重"的典范。

论宋濂对朱元璋父子的教育与辅导

宋濂是明代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教育生涯中,有平民教育,更重要的是帝王教育。他试图用儒家的经邦治国之道影响朱元璋的思想、决策、施政,从根本上给皇帝和皇太子"治心",造就仁德之君。以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到皇帝的转变过程而论,以宋濂为首的浙东儒生集团起了决定作用,宋濂的帝王教育是成功的。以其"复先王之道"的预期而论,则基本失败。

岭南文学与江南文学的渊源——从明初岭南仕宦与宋濂等的交游谈起

在中国文学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而逐渐南移的大趋势下,岭南文学自元末明初开始崛起国中,与区域文学的发展同步共调。在这种后起的过程中,学界均承认有一个师承问题,然往往认为是以中原为师,诗风雄直古雅。事实上这是一种想当然。从对明初岭南士宦与宋濂等的交游考察可知,岭南文学师法江南但又充分保留了自身的特质,并反过来影响到江南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