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禥提请张栻从祀孔庙探析

赵禥于景定二年提请张栻从祀孔庙,宋理宗允准。张栻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对理学的发展有突出贡献。赵禥提出这一请求,除受到自身教育背景和当时社会氛围的双重影响外,更有迎合理宗并拉拢理学人士从而达到巩固自己太子之位的政治目的。宋理宗基于对理学的推崇和在蒙古军南下背景下安抚人心的需求,同意了赵禥的请求,使张栻得以从祀孔庙。这一事件反映出的理学人士—当权者—皇位继承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南宋晚期理学地位提高和张栻得以从祀孔庙的深层原因。

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生平事迹再考

李宗勉是宋理宗亲政初期最有作为的宰相;李宗勉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父母分别是李行与郑氏,李宗勉的出生时间应在宋孝宗淳熙中期,李宗勉的归葬地为富阳县北小隐山;李宗勉与南唐李氏后代同属富阳李氏宗族;李宗勉在任嘉兴府添差通判之前应在湖州某县任职并参与湖州之变的平叛。

有关宋理宗的两个问题的考察

宋理宗能以赵氏疏族的身份入继大统,和其与四明之特殊际遇有很大关联。这种特殊际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宗母家全氏为四明全氏远枝;二是理宗少时曾受教于四明余天锡。正是由于这种特殊际遇,使得理宗从众多宗子中脱颖而出,被史弥远选为扶植对象,并最终登上九鼎之位。

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的几个问题

李宗勉为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有关李宗勉的传记史料有《宋史·李宗勉传》与《咸淳临安志·李宗勉传》,通过对比,可知后者为前者的直接来源;《历代名臣奏议》收录有李宗勉三封奏议,这三封奏议均是抄录自《宋史·李宗勉传》;关于李宗勉与史嵩之二相之间的矛盾,除了长期以来关于御蒙方略的和战分歧外,主要集中于对蒙输送岁币问题与会子称提政策推行过程中涉及到的人事任免问题;在朝野关于红袄军的处置争议中,李宗勉为在京官员中首位上疏面奏反对继续招抚红袄军的大臣;李宗勉为宋理宗朝前期宰相群体中综合评价最高的一位。

宋元鼎革之际赵宋皇室的动向——以驸马杨镇为例

宋元鼎革,蒙古人建立元政权,成为统治的特权阶层。南宋皇亲贵族则与之发生大颠倒,失去权力与社会地位。这种身份的改变,在杭州城尤其明显。宋亡后,南宋理宗驸马杨镇出仕元朝,期间多次来杭,与任职杭州的北人官吏、前朝进士等身份背景各异的人交游,其宅第、古玩字画也流入不同政治群体之手。追踪杨镇出仕新朝后在杭州的交游及其藏品下落,可以考察蒙古人统治下南宋贵族的境遇以及给其文化价值观带来的影响。

论宋理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理宗朝依然持续南宋后期权臣掌控朝政态势,太阿倒持,贿赂公行,诸多制度形同虚设,科举制度亦如此。首先,理宗朝,科举制度败坏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最为常见的弊端就是挟书、冒名、断章、继烛、嗜利留滞等老问题,所谓“奸诈百端,真伪莫辨”,防不胜防。其次,理宗朝科举配套建设愈益完善,尤其是资助考生赴试的贡庄之类慈善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再次,理宗朝连绵不断的战争,不断改变着南宋版图,科举制度必须随之调整。如增设新收复地区的考生名额,照顾沦陷区流亡考生的特殊措施等。理宗朝文献史料流失严重,对其科举制度之演变,只能做出粗略勾勒。

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缘由及其影响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第一部劝善书,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而它的最初流行与统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宋理宗是第一位推广《太上感应篇》的帝王,他曾赐禁钱百万刊印是书。除了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政治诉求,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行为是由一系列具体事件所引发的,理宗"龙潜"之岁的受教、丙戌夜火以及皇太后去世,这三件事促成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而郑清之、胡莹微、陈洵益三人在其中皆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随着李注《太上感应篇》的锓梓工迄,众人纷纷出资再版是书,而《太上感应篇》也升至可与儒家经典相印照的新的高度。自此以后,《太上感应篇》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

宋理宗继位问题再探——以赵竑与史弥远之矛盾为中心

嘉定十三年景献太子去世,史弥远失去了政治上的保障,他刻意仿效高宗从旁支宗室中遴选继嗣,希望将理宗立为皇子,未能成功,导致与赵竑矛盾的尖锐化。为保全政治前途,史弥远再次拥立理宗,利用宁宗遗诏成功将理宗扶上皇位。宁宗虽将赵竑视作唯一继承人,但他未能意识到将赵竑立为太子的必要性,为史弥远的废立留下了空间。

宋代经筵讲义体的发展

经筵的讲稿则为经筵讲义。经筵讲义是道学的产物,与道学之兴衰相始终。宋孝宗在位期间崇尚道学,促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而随着宁宗朝的宰相赵汝愚被贬死,道学名士纷纷被逐,道学被斥为"伪学"而遭禁止,于是经筵讲义开始衰落。道学的地位在宋理宗朝正式得到帝王的确立,与此相应,经筵讲义的发展在理宗朝也达到顶峰。

论谢方叔与宋理宗朝后期的政治进程

淳祐末,凭借宋理宗的青睐,谢方叔登上相位,终结了四明集团主导政局的时代。其任相期间,发生了余玠之死,但是不能简单把余玠之死归咎于谢方叔、徐清叟等人的进言,而是理宗、宰辅和朝臣三方合力的结果。宝佑初,以卢允升、董宋臣为代表的内侍、贵戚专权擅政,谢方叔在与内侍、贵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宋理宗的信任,从而被弹劾罢相。此后,宋理宗重用贾似道,为宋度宗时期贾似道的擅权奠定了基础。

《通鉴续编》所载1246—1264年宋蒙史料考原

《通鉴续编》中的蒙古史料历来受到学者关注,但其史源问题仍有待全面探寻。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深入分析《通鉴续编》所载1246—1264年宋、蒙史料,有助于进一步认识《通鉴续编》的取材、修撰等问题。这一时段的记载,陈桱多抄掇官修《宋史》与元朝《实录》、私撰《元朝名臣事略》以及坊刻《宋史全文》《元典章》等书,取材广阔且不拘一格,同时又各具史源框架与文本系统。《通鉴续编》的撰成,不仅反映了陈桱深厚的史学素养,也是宋元时代私家史学与官方史学之间调整与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青鸾几时杳 钿车何时别——再议吴文英苏妾离去之时间

苏妾的离去,无疑是文英生活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文英几首写作时间确定的作品看,苏妾离开文英是在淳祐二年(1242年),而非淳祐四年(1244年)。

吾道一以贯之:马麟《道统五祖像》研究

《道统五祖像》是南宋画家马麟创作的一套上古道统人物全身组像中的五幅。本文以此件作品的乏考缘由、著录与递藏为切入点,探讨组像的特殊性,继而通过其与宋理宗《道统十三赞》碑文之间的关联,断定赞文创作于绍定三年,组像则是淳祐改元下赐国子监时所作。画中道统人物的选择遵循了朱熹所设谱系,反映了理宗对自身继位正统性的重申。此外,作者对画作的图文内容进行了溯源。

制赞作图:再探南宋马麟《道统圣贤图》的制作脉络

宋理宗在淳祐元年(1241)正月“幸太学、谒孔子”,将所作《道统十三赞》赐国子监以宣示诸生,至今刻石仍存。南宋画家马麟所作《伏羲》因有宋理宗《道统十三赞》序与赞文,向被视为相关创作,与《尧》《禹》《汤》《武王》等共五轴均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又合称为《道统圣贤图》。马麟《道统圣贤图》虽是宋理宗《道统十三赞》的延伸物,但二者是否属于同一使用脉络?何以刻成碑石的《道统十三赞》并无马麟配图,而马麟《道统圣贤图》于清宫旧藏则系南薰殿图像之一?石守谦曾从劝戒图绘传统分析此套画作,已能说明马麟《道统圣贤图》并非帝王神御画像。不过,马麟各轴计有宋理宗道统赞文,这类圣贤图绘究竟有何意义与作用?本文就此企图重新解析此套图作的制作脉络。文中将透过视觉分析,并举出其与《孔子与七十二弟子》石刻之相似造型,阐述《道统圣贤图》所显示出的“士人化”趋向。再由宋理宗营造缉熙殿之脉络,思考其与经筵讲殿空间的可能关联,指出《道统圣贤图》堪称为此后考察儒教艺术的重要例证。

迟来的配享:宋宁宗庙配享功臣与晚宋政治

南宋中兴以来,功臣配享的特点是既祔即配。但是,宋宁宗祔庙后,配享功臣便搁置不议,达十年之久。就当时情形来看,赵汝愚有策立宋宁宗之功,史弥远有策立宋理宗之功。对理宗与史弥远而言,史弥远成为配享功臣,既关乎理宗继位的合法性,又可掩盖史弥远废弃济王后又将之逼死的失德行为。因此,二人有意搁置这一配享大事,以待史弥远逝后议定。对于这一安排,道学士大夫早有不满。在理宗亲政后,因济王案而与史弥远决裂的这批士大夫重返朝堂,从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向理宗施加政治压力,最终促使赵汝愚配享太庙。宁宗庙配享功臣的长期搁置并最终议定赵汝愚,显示出道学对理宗朝政治的深入影响。

史嵩之起复事件再探

史嵩之在抗金、灭金、抗蒙过程中建立的军功,是其赖以入相的政治资本。在外部形势相对缓和之际,恰逢其父史弥忠去世,宋理宗次日即下诏起复史嵩之。由于此前朝臣对其评价不高和政见上有分歧,故而遭到朝臣与四学的强烈反对,指责其不孝与奸深。而宋理宗自端平入洛之后,相当支持与信任史嵩之,次日起复史嵩之即全是宋理宗的意见,但随着朝臣与四学利用天理、人心对其进行劝阻,宋理宗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最后这一事件以史嵩之解官持服告终。由此可见,除去在起复时间上的不妥外,南宋外部形势的缓和、内部矛盾的激化和宋理宗态度的转变,才是史嵩之起复失败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