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补注杜诗》黄鹤成书刊刻时间考辨

《黄氏补注杜诗》是南宋黄希、黄鹤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杜诗注本,其成书乃在黄鹤之时。关于黄鹤完成及刊刻其书的时间,学界主要有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说、宁宗嘉定九年(1216)说、光宗时(1190—1194)说、理宗宝庆二年(1226)说四种看法。导致这些歧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鹤《年谱辨疑后序》署宁宗嘉定九年(1216),董居谊《序》、吴文《跋》署理宗宝庆二年(1226),两者有异,且相差十年余;二是对于书中避讳,学界一直认为止于光宗之嫌名,认识有误。其实黄鹤生前当有过两次刊刻,书中避宋讳并非止于光宗嫌名,而是止于宁宗之嫌名“廓”字。黄鹤初刊应在嘉定初年(1208)至九年(1216)之间,重刊应在嘉定末年前后(1224年前后)。

《庆元党禁》流传与编纂新考

南宋史书《庆元党禁》的内容并非如前人所论,几乎全部录入《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事实上,《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关于庆元党禁的记述更加全面、完整。《庆元党禁》的成书时间早于《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两书内容相同是因为拥有共同史源。《庆元党禁》的史源虽来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道命录》《紫阳年谱》等文献,却存在编纂较为粗疏、系时错误较多的缺点。

南宋绍熙内禅钩沉

南宋光宗传位于宁宗的绍熙内禅 ,史书记载歧误之处甚多。通过有关史事实的钩沉考辨 ,绳谬补阙 ,复原绍熙内禅的完整历程 。

姜夔诗学历程与光宁朝诗坛生态

姜夔由泛阅而师黄而无所学的诗学历程与中兴诸家有别,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从孝宗朝到光宁朝的诗坛趋势。大量南宋文献显示,中兴诸家之后的诗坛,江西诗学较长时间处于领军地位,与它交叠的则是晚唐诗学的流行,当时诗坛正呈现出多向度发展的态势和复杂的生态。

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南宋史弥远专权之路

玉津园之变后,南宋的部分士大夫舆论指向了韩侂胄作为近习权臣的特点,他们期望权力回归中书,为了防范近习权臣再次出现,他们提出令太子参政的方案,这与宁宗无心政事、有意让太子参政的想法不谋而合,嘉定资善堂会议得以成立;另一些士大夫则主张重建皇帝亲擢台谏、并任宰辅的中枢格局,但这却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以致史弥远在资善堂会议的掩护下,借助于皇太子的力量,完成了对政治对手的清理,最终实现了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的转变。宁宗朝权属一人局面的形成,正是士大夫舆论、宁宗个人能力、史弥远政治手段等多维因素共同推动所致。

宋理宗继位问题再探——以赵竑与史弥远之矛盾为中心

嘉定十三年景献太子去世,史弥远失去了政治上的保障,他刻意仿效高宗从旁支宗室中遴选继嗣,希望将理宗立为皇子,未能成功,导致与赵竑矛盾的尖锐化。为保全政治前途,史弥远再次拥立理宗,利用宁宗遗诏成功将理宗扶上皇位。宁宗虽将赵竑视作唯一继承人,但他未能意识到将赵竑立为太子的必要性,为史弥远的废立留下了空间。

论宋宁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宁宗朝权臣当政,结党营私,朝政糜烂,科举制度开始走向衰落。韩侂胄当政,大力排斥打击道学之士,党争酷烈程度超过以往,直接影响到科考人才的选拔。科举考试不再是相对公平公正地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而成为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重要手段之一。宁宗朝科举制度之衰败,具体表现为科考环节中作弊盛行。最为常见手段有三种:冒籍、挟书、代笔。此外,考官选差不当、经义合题荒唐、童子科冒滥等,渗透到科举制度的所有环节,不胜枚举。宁宗朝科举制度之衰败是南宋政权衰落的重要一环,朝廷后继乏人,南宋政权的日趋衰落,不言而喻。

迟来的配享:宋宁宗庙配享功臣与晚宋政治

南宋中兴以来,功臣配享的特点是既祔即配。但是,宋宁宗祔庙后,配享功臣便搁置不议,达十年之久。就当时情形来看,赵汝愚有策立宋宁宗之功,史弥远有策立宋理宗之功。对理宗与史弥远而言,史弥远成为配享功臣,既关乎理宗继位的合法性,又可掩盖史弥远废弃济王后又将之逼死的失德行为。因此,二人有意搁置这一配享大事,以待史弥远逝后议定。对于这一安排,道学士大夫早有不满。在理宗亲政后,因济王案而与史弥远决裂的这批士大夫重返朝堂,从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向理宗施加政治压力,最终促使赵汝愚配享太庙。宁宗庙配享功臣的长期搁置并最终议定赵汝愚,显示出道学对理宗朝政治的深入影响。

朱熹“宁宗嫡孙承重”说与庆元党禁的走向

根据朱熹的建议,宋宁宗以“嫡孙承重”形式为祖父孝宗服三年之丧,但这导致宁宗在即位后的27个月内不能举行各种吉礼,不能“全享万乘之尊”。韩侂胄及其党羽则力主宁宗不应该“嫡孙承重”,帮助宁宗提前结束了三年之丧;当宪圣太皇太后吴氏驾崩时,韩氏又篡改了其真实的讳日,保证计划中的宁宗第一次南郊之礼照常举行,也在客观上避免了宁宗以嫡曾孙身份服第二个三年之丧。这些举措获得了宁宗的信任,削弱了朱熹等道学士大夫对宁宗的影响力,使韩侂胄集团得以通过庆元党禁击败道学士大夫,决定了宁宗朝前期的政局发展之走向。朱熹创造性地应用“嫡孙承重”理论,反映了他对汉唐经学的精深造诣和拳拳服膺,而通过经学研究介入重大政治决策,也呈现出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独特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