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驻藏大臣松溎的西藏治理及其历史作用

近代驻藏大臣松溎(1833—1907)的西藏治理及其历史作用,尚未得到学界的全面审视。松溎在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受任,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受令回京,任期五年两个月。在任期间,他贯彻了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政策,加强西藏地方治理,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维持了西藏地方及毗邻川青地方秩序的稳定。他在处理“洋人入藏”“阻止披楞租地修路与通商”等事务方面尽力而为,虽受时代环境与条件所限最终收效不大,但却缓解了近代西藏地方的治理危机。由于近代清廷逐渐衰微、西藏地方某些力量掣肘等因素制约,松溎在近代西藏地方事务上发挥的历史作用被视为表现“普通”。而这种“普通”正是驻藏大臣制度发展史、西藏地方治理史的必然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不应被忽视。

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宋代体育休闲娱乐活动形式的挖掘,发现宋代体育休闲活动内容精彩纷呈,并以"瓦舍"活动、"会社"组织、水上娱乐、民俗活动等多种形式存在,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体育休闲娱乐文化。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视角阐释了影响宋代市民体育休闲生活的经济、城市结构、休闲娱乐空间、文化、价值观念等客观和潜在的社会因素,更加深入剖析了宋代市民的体育休闲生活及其昌盛的历史原因,这对进一步研究宋代体育运动和促进现代城市居民休闲娱乐活动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

北宋东京的住宅位置考论

北宋东京分布着大量的私人住宅,通过广泛搜讨各种史料,考订落实其位置分布,可以发现:私人住宅在东京内城的分布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现象;外城南部的住宅数量最多,北部次之,东部和西部的数量相当,均比较少,东南部的住宅较密集,西北部较荒僻;外城靠近内城城门的区位也聚集有不少住宅。私人住宅与其他性质的都市空间交错杂处。在"贫富混居"的表象背后,东京城还是存在着贫民区及其对应的富人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同区位的环境优劣及其造成的地价、房价的差异。黄金地段在流动中始终为富贵之家所拥有,这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总体趋势,也是社会流动在城市空间分布上的一种映射。

契丹居地变迁考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一个重要民族,最初驻牧在西拉木伦河下游一带。北魏中晚期,契丹南迁至大凌河流域。隋朝大业年间,迁回位于西辽河流域的祖源地。入唐后,契丹居地变动较频繁,与奚人居地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至唐末,契丹逐渐侵占了整个西辽河流域,并最终将北方草原地带纳入自己的版图中。

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

历史演进至宋代,反映广大庶民百姓文化生活情调的俗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主要表现为:(一)市民文化大为兴盛;(二)俗文学创作的繁荣;(三)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特色出现了雅而俗化的趋势。宋代俗文化的发展,与宋代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首先,社会关系的变革,庶人阶层的崛起,开启了宋代社会文化平民化的进程,为文化下移创造了条件;其次,大量的下层士人进入上流社会,使世俗化的审美标准得以在上层社会确立;再次,宋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俗文化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条件。

北京宋庆龄故居保护与展示研究

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的革命历程中,北京作为最重要的阵地之一,曾有大批革命人物居住,如李大钊、毛泽东、宋庆龄等,时至今日,其故居成为这座城市特殊的历史符号与文化遗产。文章以北京宋庆龄故居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建筑特征与价值的基础上,全面研究其保护与展示现状,进一步分析其保护与展示中存在的问题,以探索更加合理的保护策略。旨在为北京近现代革命人物故居,乃至全国各地近现代革命人物故居的保护与展示提供借鉴。

苗族古歌中的土地与土地居住权

苗族的村寨居住权和土地所有权是苗族在迁徙和开拓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历史过程需要借助于苗族古歌所演唱的内容和族群记忆。苗族古歌中的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各族群或家族对土地居住权的竞争,随着人口的繁衍,苗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地继承和交换体系。苗族古歌中所反映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家族和姻亲网络基础之上的,土地的继承依靠"父亲-儿子"之间的父系传承,而交换体系是一种作为"礼物"的"姑娘田",随女儿进入婆家,又随姑妈之女的还娘头回归舅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苗族原有的土地交换体系,从而出现土地交换的两重性格局,既有作为礼物的土地交换体系,又存在作为财富的土地货币市场。

宋代乡村居民的职业流动——以笔记小说为视角的考察

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形式之一,即社会成员在不同职业之间的转换。宋代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对下层民众生活的描述,可补正史之不足。在笔记小说记载中,宋代乡村居民的职业流向有:向工商业领域进军、受雇于各领域内的雇工、应募参军、出家为僧道,或是农闲时节兼职小商、小贩,出现身兼数职的现象。土地所有权流转加速、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共同构成促使宋代乡村居民职业流动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宋代,乡村居民通过职业转换摆脱贫困状况只是少数,但与魏晋、隋唐相比,笔记小说中所描述的宋代乡村居民职业流向的多元化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历经唐宋变革后,两宋社会的自由和开放性发展倾向。

宋庆龄故居的植物种类特性与风景园林植物配置研究

研究了海南著名的旅游景区———宋庆龄故居的植物种类特点,并结合研究成果,提出这一景区在未来的风景园林建设中要注意的问题.同时特别指出:这一区域的原有植被类型较有特色,是海南以壳斗科植物为优势的滨海植物群落,这是极特殊的自然现象,应引起规划者的注意.

《九歌》“离居”取向探微

《九歌》的"离居"取向,表层指《九歌》诸神由对居所的不满而产生的远游之渴望与行动,深层上则是由爱情理想、生命意识、求知情结和自由诉求交融而成的产物。"离居"取向可分为三种模式,屈原的主体情感构成了"离居"取向的深层文化心理内涵,而"离居"取向所反映的社会语境,不仅体现了时人的宗教观念和人生意识、反映了南北文化深刻交融冲突的社会现实,而且还展示出屈原之"离居"终以"回归"为结局的文化背景。

宋代官宅类型与修建维护

宋代官宅即指政府拥有产权的居住房屋,它有多种类型,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员的官邸,兼具值宿功能的衙署官舍,皇帝或朝廷的特赐官邸,政府承租的公用官屋,以及安置灾民居住的公有住房等。各类型的官宅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为正常的政务运行提供了物质保障。宋代官宅的修建和维护有较为明确的原则,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政府都比较注重官宅衙署的修缮,并有多种经费保障,以往对宋代"官不修衙"的认识存在片面性。

从《诗经》看先秦时期的民居院落

《诗经》保留了西周到春秋时期大量的各种规格的建筑信息,尤其是在无意之中保留了其他文献未见的普通民居院落的内容。这些民居院落,坐落在地方的邻里区划之中。院落与院落之间有里巷。院落由门、著、屏、庭、堂、室、厢房组成。堂与室之中有门、闼等空间部位的划分。平民的居室也具有宇、门、户、向、室等建筑。这些居住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院中养殖牛羊鸡鸭,也种植桑树、杞树、檀树、桃树、枣树等。院中还有用柳枝扎为藩篱的菜圃。这些反映民居院落的诗篇,表达了歌谣吟唱者“诗意地栖居”之真实,也为我们窥见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提供了某种便利。

在“采风”中提炼传统民居的共性

本文倡导建筑师在“采风”中要关注共性 。

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经济活动初探——以《夷坚志》为中心

城市居民构成及其属性发生显著变化,是宋代城市发展出现重大转折之一重要标志。主要从事工商业生产的城市常住人口成为宋代城市居民的主体构成部分。卷帙浩繁、包罗万象、记述周详生动的宋代著名学者洪迈独纂的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大量记述了当时城市居民的经济活动。立足《夷坚志》记载,依从业和财力状况看,宋代城市中层居民,大致包括独立从事各类工商业生产、交通运输、屠宰家畜、瞧病救人、绘画雕塑及授徒讲学活动的城市常住人口。其中宋代城市中层居民独立从事的各类工商业生产,主要指经营饮食、住宿及洗浴服务、加工制作生产生活器具、跨地贩物、经营店铺及流动出售小商品五种形式。宋代城市中层居民从事各类工商业生产,有力推动了宋代社会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繁荣。

论宋神宗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

自古明王圣主,莫不以尊师重道为标榜自己。自宋太祖起,宋代皇帝对自己的潜邸出身官员都有着不同于其他臣僚的亲厚和信赖。这些“帝师们”在朝廷上为臣僚,在藩邸、东宫则为师傅。囿于他们的双重身份,新老两任皇帝对他们的态度异于其他官员。宋神宗被誉为“北宋除太祖以外唯一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大有为”,致力于改变宋廷“积弊”,且矢志不渝。宋神宗的潜邸出身官员被其视为“忠臣”,并与王安石及其变法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神宗朝的潜邸出身官员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以期进一步探究历史上的变法成功与不足,为我们建功新时代提供文化滋养。

北宋住宅中的中堂、厅事和影堂:基于司马光《书仪》的考察

基于司马光《书仪》等历史文献,对北宋中大型住宅中主体建筑的布局、功能及内部空间格局进行了推断。住宅由前至后有大门、厅事、中门、中堂的空间序列,影堂多位于厅事以东。中堂是家庭内部的礼仪场所,厅事多用作男性的活动空间。影堂用以陈设祖先牌位和画像等,应是唐代家庙和南宋祠堂之间的过渡性产物。中堂和厅事内的堂、室、房大致承袭了古制"前堂后室"格局,也有很多简化的情况。与唐代相比,北宋住宅中厅事和影堂得到广泛使用,中门的内外区隔作用明显增强。推测唐宋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礼制下移",是社会文化层面引起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

宋小说笔记及饮食文学

宋小说已深入到大都市、小市镇的市民日常饮食生活中,使其具体、直观呈现并形成了系统,像酒楼茶肆等题材,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巨。以《东京梦华录》为代表的城市日常生活笔记文学,为宋代饮食文学构筑起一个平台,使宋代城市市民日常饮食生活独立出来。宋小说笔记的饮食生活内容已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并互相融合,从而构成了宋代乃至宋之后无比生动的文学现象。

从宋诗看宋代两浙地区城市休闲习俗与休闲市场

因为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以及消费能力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宋代两浙地区市民消费习俗日趋休闲化、享乐化，人们热衷于聚饮、旅游、文娱、游艺等五花八门的休闲娱乐活动，这种悠游享乐的休闲世风的盛行，促进了休闲服务市场的发展与繁荣，并为宋代诗人提供了富有时代气息的创作源泉。本文通过列举宋诗中两浙市民阶层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活动来透视浙地城市休闲习俗，并剖析与之相关的休闲市场。

《宋建炎二年(1128年)德靖寨牒某指挥为招收延安府脱身官兵事》考释

在宋金战争中,陕西的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它不仅是南宋王朝重要的兵源基地,而且可以直接威胁河东和中原地区。金兵为夺取这一军事要地,集结重兵进攻陕西。当时延路经略安抚使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却不能服众,且与节制司都统制曲端不和,二人之间的矛盾被金军利用,直接导致宋军在陕西战场的关键性一役——延安府战役中的失败。运用新材料对宋金延安府战役的诸多细节进行考释,以达到补充正史的阙漏。

宋代廨舍的营缮与移徙

科举选官制度在宋代政治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官僚社会"形态得以完善。与此相适应,宋代廨舍也经历了营缮和移徙的历程。事实上,宋代廨舍营缮贯穿了整个王朝,从中央朝廷到地方官员均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在地方廨舍营缮过程中,伴随着因行政需要、社会治安、自然环境等造成的移徙现象,一定程度上对宋代廨舍的规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利于官员和民众的生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