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与南宋前期的政治体制

高宗内禅前后,南宋政局复杂多变。作为旧君为新朝布下的人事安排,为了延续高宗体制、修正秦桧弊政,史浩努力作出政治调适,以老成谋国的审重之心链接了高、孝两朝政治结构。他站在和战的立场,重提息兵养民、保全江浙根本之地的政治构想,他的圆融贯通而又不失纲纪的“中道”,对南宋前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孝宗朝崇苏文风之形成与苏文的传播

孝宗朝由于孝宗皇帝崇苏轼“立天下之大节”,雄视百代,为“一代文章之宗”,故多方推广苏轼文学,采取一系列举措,从而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太学文风,也提升了士人尊苏崇苏的热度。孝宗朝将苏轼文学传播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得“淳熙中,崇苏氏”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同时,也为元明清三代以至于今日的苏轼文学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孝宗朝的崇苏又有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延及世人对三苏家教家风的更多关注与研究。

宋代科技政策的计量研究——以《宋史》本纪中记载科技内容为计量对象

借助科学计量学方法,以《宋史》本纪中记载的科学技术内容为计量对象,对其进行句频分析,显示出宋代统治层对科技的关注度,可作为当时科技政策的计量指标。研究表明,宋代帝王们对天文、大气、水利、农业等最关注,一些实用性技术也有足够的关注,而基础学科相对不受重视。文章给出了各学科受关注程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并对其社会政治背景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总体看来,北宋初期和南宋中期的科技普遍得到重视,而两宋交替之际和南宋灭亡时期则无力顾及。比较发现,科技政策曲线和科技成果曲线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并且成果曲线滞后于政策曲线约75年。

宋代科学技术史的计量研究——兼论中国古代四大学科

《宋史》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是研究宋代科学技术史重要的原始资料。本文通过阅读《宋史》全文,寻找和选取含有科学技术内容的句子,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其归入不同的学科门类,得出各个学科的数据。句频分析结果表明,天文学、数学、水利工程、农业科学、轻工业及手工业、大气科学、生物科学、医药是宋代当时最受关注的八大学科。通过学科关注度和《艺文志》中科学技术书目计量的比较研究,对中国古代四大学科的提法进行了讨论。此外,还简略讨论了这些计量结果的社会原因。

宋太宗与北宋初几部官修史书的形成

北宋初年,围绕宋太宗即位称帝,皇室内部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历史上的千古之谜,与宋太祖初年修史制度不健全和宋太宗、宋真宗时期几次组织修纂《太祖实录》等官方史料书有直接关系。为了显示即位的合法性,掩盖杀兄篡位,逼死侄、弟的罪恶,宋太宗不止一次地下手篡改史实,而史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主动要求在官修史料书的过程中建立“纪草”、“进御”制度,进一步为宋太宗篡改历史创造条件。经宋太宗修改过的实录又被后人修入《两朝国史》、《三朝国史》等官修史料书,这些相互矛盾的史料被其后修撰的官修史书和私家撰述大量引用,以讹传讹,终成历史谜案。

宋江余党二次造反考——史斌与宋江史事新探

南宋初 ,宋江余党史斌在汉中、关中一带造反 ,建号称帝 ,建立与朝廷对立的宋代第三个造反政权 ,最后失败了 ,但它引起我们思考 ,为什么宋江余党要再次造反 ?进而研究解决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宋江是否打方腊 ?研究的结论是 :宋江受招安后 ,参加镇压方腊的战斗 ,在发觉上当后再度造反 ,又被官军镇压下去。

唐宋祆祠庙祝的汉化——以史世爽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考察了史世爽先世受牒的历史,认为唐代萨宝府下的祆正、祆祝,专为管理胡人信教而设,属中央王朝的职官体系。经历了安史之乱和会昌灭法后,祆祝的任免权已转归地方官,其祆教色彩渐淡。至宋代,祆祠更纳入中原王朝的祭礼,成为地道的汉人信仰。唐宋之际祆祠庙祝任免权的变化,正反映了这一外来宗教如何逐渐融入中土社会。

《宋史·礼志》史源评述

关于《宋史.礼志》的史源,前人的观点大致有四:一是《国史》说,二是《会要》说,三是《通考》说,四是多源说。此四种观点虽均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各自又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其他证据。在《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官私记载与《宋史.礼志》比对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宋史.礼志》的史源,很可能是《国史》、宋代官修《会要》、《文献通考》等史料价值极高的官私著述。

传承与出新并行的艺术史进程——再论由宋入元的绘画史变迁及其相关问题

中国传统绘画史,是绘画本身要完成从归于百工之列的“画缋之事”向上发展成为与诗歌、书法并列的士阶层道德修养重要内容的艺术史进程。在这一核心动力的驱动之下,中国传统绘画经历了象征性绘画、视觉性绘画、文学性绘画三个发展阶段。由宋入元的画史变迁,正处于绘画史由视觉性绘画向文学性绘画转变的历史拐点。在这次画史转向过程中,文人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是内在的传承线索。在文人画理论指导下,文学性绘画形式系统创新发展,“元画”成为文学性绘画最早的成熟形态。同时,由宋至元的社会变迁,如宫廷画院制度中断,文人地位下沉及仕进困境,则成为这次画史转向的助力,加速绘画史转向文学性绘画的历史进程。

《宋史·循吏传》探究

《宋史·循吏传》所载十二位北宋循吏,有的出现于北宋初期,有的则出现于考课制度完备、甚至崇尚功利的北宋中后期。他们一般久居地方,敢作敢为,课绩优异,深得民众爱戴。不过,《循吏传》的代表性颇有不足。一是元史官对北宋原有循吏有所调整;二是在"崇道德、黜功利"原则指导下,一些循吏及其事迹出现残佚甚至偏颇的现象;三是受选录标准及范围等因素制约,一些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始终未能成为宋元史官认定的循吏。

明代史学转向与《史记》的文章学接受——以宋濂和归有光为中心

明代是中国史学史上叙事史学衰落的阶段,被视为中国史学的转向期之一。这样的时代学术背景导致了《史记》接受史上的重大变化,《史记》作为叙事史学典范的史学价值被大大削弱,继而在文章学领域得到了深入的发掘和继承。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史记》对明代文章写作的实际影响也发生了改变,最具代表性的是明初文臣宋濂和明中晚期散文家归有光同样在学习《史记》过程中产生的写法和风格上的重大区别。

宋代国家、礼制与道教的互动——以《宋史·礼志》为中心的考察

《宋史.礼志》中的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的关系为:国家礼制吸纳道教,国家多方扶持道教;道教积极参与国家礼制,道教回馈国家。此外,道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一点,在极力尊崇道教的真宗与徽宗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

董史《皇宋书录》考略

董史生活在南宋末年理宗、度宗时期,江西人。受宋代收藏风气影响,董史的收藏也很丰富,但在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毁于大火,后世几乎没有流传。董史的交游,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至少有三人:赵锐、牟益和曹士冕。董史的《皇宋书录》是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书录》的成书背景缘于董史个人对书法的喜好及其丰富的收藏,再加上学术上的考究。《书录》体例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著述上的史、论、著结合的学术思想。

从《皇宋书录》看董史的书法史观及书学思想

董史的《皇宋书录》,作为一部专门记载宋代书家及诸多书法史问题的重要书学文献,从其体例和内容来看,体现了董史的"崇帝王、重四家、轻其他书家"的宋代大书法史观和"书因人贵"与"因人废书"的书学思想;书中还记录了释家书法及女书家,具有重要的书法史研究价值。

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论著的量化分析

20世纪宋史研究论著总计41319项,有1471位宋史人物进入宋史研究的视野,其中苏轼研究的成果量最多,达3263项,独占鳌头。研究热度之高,无出其右。数据表明,被研究的成果量与历史人物的贡献力、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高度正相关。苏轼三千多项研究成果,分布在文学、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二十个方面。历史人物研究成果量的主题分布,反映出当代学者对历史人物的身份认同。20世纪宋史领域里苏轼研究的序幕,揭开于1918年,此后经历三个时段的变化,至1981年,始形成热潮。20世纪共有1989人发表过苏轼研究成果,大量是低产作者,拥有6项以上成果量的活跃作者仅66人。10位高产的活跃作者,投注度都很高。活跃作者,只说明其成果数量多,其成果的学术质量,并不能等量齐观。如何评估学术成果的质量、如何评价学者的贡献,还需要不断完善量化分析的指标和权重,建立科学的量化评价体系。

宋代《史记》人物史评与诗评之比较举隅

《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对《史记》进行的补、订、注、评上，用诗歌形式研究《史记》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史评和诗评《史记》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宋代苏轼的史论文章《留侯论》和王安石的诗歌《张良》可谓史评与诗评之代表，从二者之比较可以看出：诗评《史记》的成果不亚于史评，二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宋史》讹误考校五则

将中华书局本《宋史》与其他宋代史料对校,就会发现其中有三类讹误:一是地名讹,二是人名讹,三是文字讹。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考校,共订正其中讹误五则。

《心史》:郑思肖的赵宋情结

郑思肖是中国文学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的《心史》虽是“古今所未有”的奇书 ,但又有真实性 ,是磅礴着浩然之气的心灵史。它和郑氏其他作品一起 ,真实地反映了南宋王朝日趋覆亡的现实悲剧和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 ,赞颂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民族英雄的凛然正气 ,反复表达了郑氏“一统正乾坤”的热切意愿和“终身只宋民”的坚定决心 ,达到了“篇篇字字皆盟誓”的程度。从《心史》的接受史看 ,直到20世纪初 ,它还在发挥着“起国家之衰”

关于《宋史·礼志》记载南郊的几个问题

对《宋史》南郊的记载,从取材情况、史料价值和存在问题三方面进行研讨。《宋史》南郊取材包括直接抄录、删减加工和多处史料合并三种情况,史料价值较高,可以订正宋元有关文献讹误,同时也保存了宋代一些重要的原始资料;在编纂体例上也有特色,分类比较合理、取材较为得当、编排相对完整系统,因此也存在相当价值。同时,《宋史》南郊记载也存在着史实讹误与编排之失两大问题。

朦胧美的本体价值及历史发展——以宋前诗歌发展史为中心

朦胧既非政治策略,更非修辞技巧,而是文学本体的重要特征。朦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语言按照独特的情感逻辑加以组织,而并不遵守现实逻辑。情感逻辑与现实逻辑间的张力构筑了美妙的朦胧场,这从肌理上模拟了情感之弥散特质。综观宋前诗歌发展史,存在着一条不断超越现实逻辑而创造情感逻辑的主要脉络:意象是语言离开现实逻辑而创造情感逻辑的最重要凭借;与之一脉,"无题诗"是更大范围的朦胧追求,在其失去题旨的同时也失去了诗歌总体旨意与现实所指的确切相关性。对有关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反省中国现代诗的朦胧与传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