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的懂:杜甫《江村》细读

根据文献校勘的基本原则,结合近体诗声律以及杜诗早期流传的情况来看,《杜诗详注》和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对《江村》第七句的校改均不可取。“事事幽”三字是题旨也是总括,“幽”字是韵脚也是诗眼,“深重的感叹”之类的解释刻意求深,并不妥当。《江村》因其日常化书写、散文化句式、理性精神的滋长诸特征,被目为“开宋”之作,但这只能算作后世的追认,尊重历史的表述应是“学陶”;而尝试用近体七律来表现陶诗《和郭主簿》一类之题材风格,才是杜甫开拓诗世界的不懈努力。遵循立体化的阐释策略,可以披文入情,和作者意图郢质相逢,进而窥知《江村》阐释空间的堂庑之大,嵩华之高。

北宋文人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内在需求

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最明显体现于宋诗之“意”,其“意”是诗人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在艺术世界的转换和生成,是人格之美。北宋文人在对晚唐五代诗歌传统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陶诗传统,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展现了这一“意”,并满足了北宋文人的内在需求:归属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同时,陶渊明平淡诗风哲理化为诗情,满足了北宋文人以理遣情,实现自得闲适、超脱旷达的个体需求。

《酒小史》非宋人著作

《酒小史》一书最早见于百二十卷本《说郛》,研究者均沿其说视之为宋伯仁著作,据以探讨宋代或元代酿酒业发展。然该书实非宋氏所撰,而为明末《说郛》增辑者陶珽托名其下的伪作。主要依据有三条:一是该书所记真腊、假马里丁等外国酒为包括宋伯仁在内的宋人所不可得而知者;二是书中所记地方名酒名称基本上是三字且俗,不同于宋酒之二字雅名,并且很多是明代才产生的名酒;三是书中所记宋代皇室、官僚之酒及宋以前历史名酒文本与明人《焦氏说楛》《说略》《骈字冯霄》高度重合,换言之,即自三书抄录、综合而成。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所附《曾纮说》考辨

《曾纮说》作为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外附录的文献之一,对该本陶集的断代和陶诗的研究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曾纮说》附入陶集卷外,当始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林栗江州刊本《陶渊明集》。曾纮所引宋绶之言在校勘学上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曾氏眼高手低,落实到具体的校勘实践,如其关于《读<山海经>》其十“五字皆讹”之说,又极为荒唐可笑,其擅改陶诗和《山海经》文本的做法,亦极不可取。曾氏论陶诗之言,属于对东坡诗论的公然剽窃。《曾纮说》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在陶集刊刻史和传播史以及陶诗接受史与研究史上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其谬种流传,恶果至今未除。而试图清除这一恶果,乃是文章的主要目的。

宋庠、思悦编订《陶渊明集》补论

宋庠、思悦是有宋一代最早对《陶渊明集》进行系统整理的学者,然关于宋庠本、思悦本陶集的卷次、编刻情况以及它们与现存宋刻本陶集的版本源流关系等问题,学界存在许多相沿成习的误解。研究者大都据思悦“宋丞相刊定之本”的记述,认为宋庠曾刊刻陶集,宋庠本陶集是已知最早的陶集刻本,今天存世的几种宋刻本陶集均源出其本。仔细考察历代典籍中“刊定”一词的用例,结合宋庠所编陶集在北宋社会的流传情况,可知宋庠本陶集实为抄本陶集,并未付梓印行。现存宋刻本陶集主要从思悦本陶集而来,这可从收录作品的数量、卷次编排、编纂体例等方面得到印证。

塑造陶渊明:《宋书·陶潜传》发微

《宋书·陶潜传》在“陶渊明形象塑造史”上具有奠基作用。宋传文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陶渊明的诗文,一是撰者叙述之语。宋传的文献来源是早期“陶渊明集”的手抄本,以及陆子真巡行寻阳时采获的相关信息、文献。宋传在排比、措置陶渊明的仕宦文献资料时出现阙略、错误,导致陶公仕宦历程长期未能得到清晰的呈现。宋传记述陶渊明辞彭泽令事重点刻画了陶渊明的“风度”,但却遮蔽了陶公辞官的真实隐情。宋传作者重点记述了陶渊明的“酒事”,以此强化陶公的绝世风流,但它对陶公酒后“抚弄”无弦琴的叙述则无疑是一种误解。宋传忌讳叙及陶公在晋宋易代之际的真实政治态度,每以淡墨轻轻扫过。宋传并没有勾勒出一个完全真实的陶渊明形象,但却为人们塑造了一个风神绝代的陶公,它承载着“后风流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前贤风流的无限回忆与向往。

郭嵩焘与晚清厘金

郭嵩焘首倡开办湖南通省厘捐，并推广湖南经验，先后在山东、江浙、广东等地整顿厘务，以裕军饷。１８６４年，他强烈反对停厘撤卡，平息了沸沸扬扬的罢厘之议。使英期间，他坚决主张停废各省厘捐，仿行西方税法。可见，郭嵩素在晚清厘金兴废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焘行年考

刘焘是北宋后期词人、书法家,元三年(1088)进士;元六年至八年,为曾布幕僚,后任定州安抚史管勾,与苏轼同僚;绍圣年间(1094—1097),任删定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秘书省正字兼著撰;崇宁元年(1102),任监察御史;政和八年(1118),为淮南东路提刑;宣和七年(1125),除秘阁修撰;靖康(1126)中,因擅离官守,被劾致仕,后家居故乡长兴。

试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认知西方,是摆在近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历史重任。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欧洲期间,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反思。

日记风波与《申报》纠纷——郭嵩焘毁誉的西方媒介因素论析

郭嵩焘在出使英国期间,因《使西纪程》而遭到非议;又因《申报》的报道引起名誉纠纷。这两次事件反映了中西传播环境的差异,以及西方新闻媒介对中国官方舆论的微妙影响。郭嵩焘日记有关《泰晤士报》等西方媒介的介绍,具有重要的新闻史料价值,对中国戊戌变法前后出现的办报高潮也有铺垫作用。

郭嵩焘的“本末”观及早期现代化思想

郭嵩焘通过对洋务活动的反思及对西方文明的探究 ,指出西方文明具有整体性 ,有本有末 ,并从政治、经济、教育等诸多领域探讨了西方各国强盛的根本 ,他的“本末”论显示出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的特色。郭嵩焘的“本末”观拓展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 ,他关于学习西方、标本兼治的论述 ,实质上是用“本”、“末”这对传统范畴广泛地探讨了经济、教育、文化及制度等诸问题 ,在早期现代化求索过程中 。

赫德与郭嵩焘

赫德认为郭嵩焘有学问,有能力,性情温和,头脑清醒。郭嵩焘认为赫德为中国办事十分出力,极有心计。双方关系是友好合作的。赫德认为马格里是李鸿章的人,力求将马格里挤出公使馆,因为郭嵩焘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未能如愿。

郭嵩焘超越意识思想析论

郭嵩焘的思想具有超越意识,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本末理论和对"中体西用"的否定变革上。郭嵩焘思想的开创性,源于湖湘文化"借法自强"的理念以及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等因素。

王韬小说集中部分作品著作权质疑

王韬小说集中的部分小说并非王韬原创,其中《淞隐漫录》中的《玉儿小传》和《淞滨琐话》中的部分作品,分别出自吴兴王嘉桢和金匮邹弢之手。此外,还有一些品评烟花的作品则出自靉叇居士、成岛柳北、沈文荧、秦云、李芋仙等人之手。

《桃夭》的多重隐喻意象

《桃夭》是《诗经》中一首轻快活泼的祝婚诗。全诗三章均以茂盛而美丽的桃树起兴,从修辞学角度讲,属于以物喻人的比喻;从《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段看则属于兴中兼比,具有明显的隐喻性质。作者选取桃树作诗的整体隐喻意象,以桃花、桃子、桃叶作多重隐喻,层层递进地对新娘婚后生活幸福、早生子女、家业兴旺做了巧妙暗示,同时结合"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写实,表达了对新娘幸福美满的婚后生活的热情祝愿。《桃夭》的这种多重隐喻既源于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又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从《诗经》到陶诗看田园诗的发展与成熟

陶渊明的田园诗比《诗经》中的田园诗成熟,其表现为:一、由无名氏创作的四言诗到诗人创作的五言诗;二、由叙事性的田园诗到抒情性的田园诗;三、由理想田园生活的笼统概念到优美的文学蓝图。

论南宋遗民词人对陶渊明的受容及其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的独特人格魅力,表现在他们对整个人生有了深刻的内省,儒家乱邦不居、无道则隐的思想,佛道全身避祸、自然闲适、根绝尘念的观念,构成了他们人格精神的基础,他们继承发展了晋宋士人陶渊明的人格风度,羡慕和仿效他的行为方式,吸收了晋宋时代士人人格精神的有益因素,从而在"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境界里消解了入世与归隐的两难选择。

张载“取洮西之地”辨析

本文从文献记载与洮西之地、地理位置与战略地位、对陕西沿边与西夏地界的认识等三方面,阐述了历史上不同洮地、洮水所处地域,并对哲学史界"洮西地即西夏占领地"的传统说法予以辨析,从而证明张载对陕西沿边形势与沿边地理有清晰的认识,后人对"取洮西之地"有误解。

论乐语“六体”及其文献意义

"乐"构成古代最早的教育内容,乐教包括乐德、乐语及乐舞,乐语是结合诗乐而进行的言语应答、阐释训练。乐语"六体"之"兴"是一种联想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与运用都是围绕《诗》而展开。道是讲述"乐"所包含的史事,即以事释诗。讽与诵是诗歌朗读的两种方式,体现在乐语中,就是教授国子如何掌握讽与诵的技巧。言语在于学会如何运用诗来交流,"言"侧重于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愿望,而"语"侧重于用诗来回答他人的问题。因此,乐语六体大致可以划分为赋诗、释诗两个层面,由此也形成赋诗文献、释诗文献两类文献。

洮岷“花儿”的渊源述论

洮岷"花儿"是对甘肃洮岷地区所流行山歌的特定称谓。秦汉年间,大批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屯垦,中原文化与当地羌人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并最终形成一种新型的西秦文化,为洮岷"花儿"的产生孕育了良好的土壤;洮岷"花儿"中的情爱主题与《诗经.国风》中的部分诗篇主题相合辙;以赛"花儿"与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的"花儿会"是先秦祭社活动的延续。故而洮岷"花儿"应是在秦汉年间,大量汉族人迁入洮岷地区后,汉地民歌与当地羌族民歌相融合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