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万世学者之正鹄——论乾隆帝《御选唐宋文醇》中的韩愈

《御选唐宋文醇》是由乾隆帝御选的古文选本,引导、规范了乾隆朝的古文选本方向。乾隆帝在《御选唐宋文醇》中肯定韩愈、赞扬韩愈、维护韩愈,将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典范,将韩文作为“醇文”的正面典型,为士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文醇》选入的岭南韩文,在肯定韩文艺术成就的同时,赞扬了韩愈为官岭南的政绩,肯定了韩愈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乾隆帝对于岭南韩文的批评也显示了对于边疆治理的政治思考。

北宋士人赙赠活动与其文学书写之互动

北宋时期,存在于官场、文坛、乡族等场域的士人私赙普遍盛行,与赙赠相关的文学书写大量增加。同僚官属、文学同好、士人与乡族之间的赙赠,或以塑造“贤官”形象为目的,或基于文学追求与身份认同,或隐喻社会秩序之稳固。部分士人的赙赠书写呈现表演化特质。其中,辞赙行为及其书写宣传或可为部分士人带来举荐晋升等实际利益,成为文化资本。因此,北宋以丧葬文体为主的赙赠书写被纳入赙赠活动之中,“以文代赙”“文赙并赠”等行为既是北宋士人赙赠观念变化的体现,也是士人宣传诉求下的文化产物。

托名赵孟頫的两篇伪文被《全元文》误收

《全元文》乃搜集、整理元代文献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收录了所谓赵孟頫的两篇文章《送子讷年丈晋秩宁国路序》《乌戍夏氏谱序》。文章通过研究曹敏中生平及为官政绩,判定《送子讷年丈晋秩宁国路序》并非出自赵孟頫,并在其内容、格式、行文风格等方面进行比对,发现该文实际脱胎于明代中期皇甫汸所撰写的《赠水部郎吴子知姚安序》。此外,通过分析张雨事迹及赵孟頫生平,从时间、地点、人物等方面考察,发现《乌戍夏氏谱序》亦为托名赵孟頫的伪作。

基于《南康县志·艺文志》补正《全宋文》《全元文》三则

嘉靖以来纂修各《南康县志》之《艺文志》所收录的宋、元文章,颇可补正《全宋文》《全元文》之疏失。其中,《度宗皇帝颁南康县<字民铭>》,《全宋文》在宋理宗、度宗名下两收,不妥。赵若潨《符颁御制<字民铭>谢表》及跋,陈廷杰《南康县官题名记》等3篇文章,《全宋文》失收,应据补。各本《南康县志》所录元王元渤《南康鼓楼上梁文》,实为宋王洋所撰,《全元文》据以收录,误。王洋另有《州治重建鼓楼上梁文》,《全宋文》漏收,应据《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补入。

论“同谷体”的确立及影响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杜甫创作的连章体诗,其既综历代诗家之长,又兼具独创性。文天祥对“同谷体”进行了改造,将之确立为一种较为成熟的诗歌体制。“同谷体”兴于宋代以后,盛于明清易代之际,以底层文人和易代之际的死节之士、遗民诗人创作的两类作品为代表。此外,“同谷体”还被用来追悼师友、纪念生辰和记录灾难。而后人拟作既多,摹仿亦生积弊,其症结在于缺乏“时”“兴”。

论宋人对《文心雕龙》中《楚辞》批评的接受特点

《文心雕龙》的《楚辞》批评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宋代对刘勰《文心雕龙》中《楚辞》批评的接受呈现两个特点:类书的辑录与诗文集的化用;《文心雕龙》评《楚辞》提出的“异于经典之四事”之说在宋代得到广泛关注。

旧山志补正《全宋文》《全元文》的版本价值——以明《罗浮志》为例

《罗浮志》是现存最早的罗浮山志,作为一山之志,其中保存许多不见于他书的文献材料。《全宋文》《全元文》自编纂以来,成为文史研究者重要的资料库,然其所收文本仍存在一些缺憾。文章挖掘《罗浮志》文本的版本价值,以之补正《全宋文》《全元文》:一是补充二总集所收文章版本的缺漏;二是校正其中的讹误。

西南歌谣采风与闻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嬗变

闻一多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形象,其核心在于“爱国”。自1938年西南歌谣采风始,闻一多所热爱的“民族国家”内涵有所变化。之前闻一多爱的是祖国的“文化”,坚守“文化国家”,秉持文化民族主义;之后,他爱的是祖国的“人民”,追求“民权国家”,践行政治民族主义。历经西南迁移与歌谣采风,闻一多实现了对“人民”的情感认同与身份转换,基于“人民至上”立场,其20世纪40年代的诗学观和学术思路随之发生转变:不再执着于传统诗学与唯美的艺术形式,转而强调诗歌的社会价值;不再躲进书斋,做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而是贴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进行研究,表达对“人民”创造“新中国”的美好向往与政治体认。

章钰批校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考述

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曹培廉城书室刻光绪八年(1882)洞庭杨氏重修本《赵文敏公松雪斋全集》十卷,《外集》一卷,《续集》一卷,曾经清代藏书家章钰通篇校读。章钰从群碧楼主人邓邦述处借其所藏元本(实为明初刻本)进行对校,对两个版本的行款版式加以比较,并对篇章字句进行了校正,且利用多种校勘符号进行批校。此批校本在充实《松雪斋集》的版本研究方面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榕坛问业》引《诗》特点及其成因探析

作为黄道周的代表作,《榕坛问业》的讲学内容涉及理学、易学、历法、乐律、《诗》学、礼学等多个方面,其中大量引《诗》内容值得关注。通过对书中引《诗》部分的搜检和统计,可分析出《榕坛问业》引《诗》的特点有三:一是引《诗》较为灵活,形式不拘,但语言简约对称;二是多引二《南》《风》和《雅》诗,较少引《颂》;三是常引《诗》与他书互证,特别是《易》和《春秋》,三者互为表里。这些特点的形成与该书结集情况、引《诗》目的和黄道周个人学识等方面息息相关。研究《榕坛问业》的引《诗》,有助于探究黄道周的《诗经》学思想。

宋濂“文”“道”思想及其婺学渊源

在元末明初天下纷争之际,宋濂作为浙东之士,受婺州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强调并论述了"文""道"合一。宋濂注重经世致用,强调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婺学烙印。其婺学渊源有非常清晰的传承,宋濂在婺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濂和刘基因与朱元璋的君臣遇合,将婺学的内核思想提升到一种文化政策和官方意识形态,对明初文化制度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文赋的形成及文体特征

宋文赋导源于楚辞、汉赋,杜牧的《阿房宫赋》开创了新文赋的先河,宋初欧阳修苏轼等人《秋声赋》、前后《赤壁赋》等杰作的出现,则标志着宋代新文赋的定型。宋文赋的特征有三:其一是多用散文句法,句式参差不齐;其二是押韵更趋自由,甚至可以不押韵;其三是以才学、议论为赋。宋文赋即使在其鼎盛的宋代也无法与处于主流地位的律赋抗衡,尔后更日渐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此类赋体偏重"文"的一面,从而打破了"赋"作为诗、文两栖文体的平衡,有失去"赋"自身独立性的危险。

旁:宋代的一种官文书

旁是宋代的一种官文书,常见的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官吏军兵领取俸禄的请给旁,或称文旁、交旁,或简称旁,是由粮料院或勘给务发给官吏军兵的俸禄领取凭证,上面注明了领取俸禄的仓库、种类、数量,领取俸禄时交给仓库,供其审验和记账,通常这些旁要存档备查,以防止俸禄发放过程中的舞弊现象。另一类旁则是完税凭证,称为钞旁,或简称钞,是百姓纳税时,官府发给的完税凭证。不过,从宋神宗朝开始,个别地方政府为了敛财向纳税人收取"钞旁钱",到了宋徽宗朝更是把"钞旁钱"正式列为了一种新的杂税。宋朝官吏利用请给旁、钞旁营私舞弊的现象也屡禁不止。

论宋代文赋

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专尚于理而略于辞,有散文之风。文赋作品主要出现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两宋存世文赋不足百篇,元明清三代作文赋者更少,因为多数赋家并不认可这种赋体。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原因

"元嘉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刘裕东晋末年以来改革和宋文帝元嘉年间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父子的改革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大规模土断和严格检籍,节省了行政开支,增加了服役纳税人口;打击士族豪强、禁止封山占水、减轻剥削和赈恤穷困等政策措施,改善了百姓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劝课农桑、提倡节俭,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加强皇权、整顿吏治和平理狱讼等政策措施,保持了政局稳定。

宋文帝的猜忌心理及其政治影响

宋文帝虽为中国古代明君之一,但猜忌心太重,这主要表现在杀戮功臣名将、重用宗室而又猜忌宗室三个方面。宋文帝的猜忌和杀戮,导致宋魏战争刘宋的接连败北、在职官员碌碌无为、有识之士退隐草野和他本人的被杀身亡,刘宋王朝的衰败和灭亡亦与此紧密相关。

读梦窗词札记[九]

南宋著名格律派词人吴文英之《梦窗词》幽邃丽密，索解甚难。本文就其１０首词的文本解读，提出了与杨铁夫、陈洵、刘永济等著名学者不同的商榷意见。

《全宋文》《全元文》补遗

可能由于元刻本长期湮没无闻,且体例上类似于辞书,元代徐元瑞所编《吏学指南》中有五篇文章为《全宋文》《全元文》失收。它们分别是: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序》、石抹允敬《吏学指南序》、潘畤《司臬箴》、佚名《提刑箴》与徐琰《吏学三尚》。前两文为序,主要介绍了《吏学指南》的编纂与刊刻情况;后三文属官箴类文献,有助于宋元官箴文化的解读。

胡佛档案馆所藏涉藏档案资料及其学术价值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及其下设的胡佛档案馆,收藏有相当数量的中英文涉藏档案资料。中文档案资料中具有独特价值者,当首推“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中也保存有若干涉藏资料。英文档案资料中,则以古德费洛和贺百克二人名下者较有价值,保存了1942-1943年美国军方人员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访问西藏拉萨的相关文件和西藏当局致罗斯福总统回礼的图片及说明。此外,柯乐博的个人档案中也有部分涉藏内容。利用这些档案资料,可以深入研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