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文鉴》到《明文海》:浙东学派“文章正宗”观的形成与新变

《宋文鉴》与《明文海》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重要的著作,集中体现了浙东学派“文章正宗”观的形成与新变。《宋文鉴》作为一部断代诗文总集,编选经过吕祖谦“由经入史,由史入文”的学术转化,构建出以宋六家为主体的文统谱系,以及“宋文正宗”的传道与文章范式。黄宗羲《明文海》取法《宋文鉴》,倡“明文正宗”说,将文统与学统相系连,以宋濂、王袆为明文开山,选文本于经史,主于经世之文,体现出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倾向。黄宗羲远承南宋浙学,近接阳明、蕺山一脉,注重情至之文,所提倡的浙东文道思想更趋于圆融。浙东文献之学奠立了浙学的学统和文统。从吕祖谦到黄宗羲,浙东学派通过总集编纂,建构了崇经尚史、重于世用的学统和文统。《宋文鉴》与《明文海》也彰显了浙东学派文以致治经世的学术思想。

《宋文鉴》选奏疏考论

《宋文鉴》选入奏疏数量最多,内容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在裁选上有名臣倾向、名家倾向和类群倾向。在具体做法上,《宋文鉴》将“弹文”纳入“奏疏”一类,实际上是沿袭《唐文粹》的做法,此外,《宋文鉴》将“奏疏”中的“弹文”与“启”作了区分,在名称上已有明显区别。就内容而言,《宋文鉴》奏疏构造了务实、典雅、严谨、简洁的文章范式,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亦参考和借鉴了《宋文鉴》对奏疏一体的编选。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特色及赋史意义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凭借可观的数量、完备的体式、丰富的题材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北宋赋史的最佳研究范本。吕祖谦在选录赋家范围上的全面考虑,在选录赋作标准方面的独具慧眼及其对待古、律赋体的调和、折衷态度,则呈现出不同于当时赋集的独特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北宋赋坛主流风气的背离与纠偏。这种背离既受到了当时几度反复的诗赋与经义之争的影响,又是在宋代辨体、破体意识强化的大环境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同时还与吕祖谦个人独特的教书先生身份密切相关。《宋文鉴》以选本形式开了辨别赋体的先河,无意之中影响了元、明两代古律赋之争的复古倾向;其在赋家、赋作选择上的别出心裁,助推了北宋赋在后世的经典化;最后,它在呈现北宋赋坛整体面貌的同时,也建构了初具规模的北宋赋史。

从“约一代治体”到“统纪之学,论述今古”——论叶适对《宋文鉴》的继承与发展

吕祖谦编纂《宋文鉴》意在弥合理学家与古文家之间的对立,“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然而吕祖谦之用意在当时罕有知音。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吕祖谦《宋文鉴》推崇甚力,并以吕祖谦继承人自居。他不仅继承了吕祖谦的文学思想,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发展出“统纪之学”。但由于吕祖谦与叶适所处时代理学发展的进程不同,二人本是一以贯之的学术脉络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面貌。

《宋文鉴》编纂宗旨“以文为鉴”说

学界关于《宋文鉴》编纂宗旨的研究主要有“党同伐异说”“治政说”“存一代文献说”“双重宗旨说”四种,各有其合理处,但未有定论。从“文鉴”书名出发,可以考知“以文为鉴”才是《宋文鉴》的编纂宗旨,“以文为鉴”包含“资政”“资文”的两层含义,同时在客观上有“存史”的意义。在“以文为鉴”编纂宗旨的作用下,吕祖谦采用了多种体例综合的选文方式。“以文为鉴”也正好体现了南宋官方文化建设的需求和吕祖谦家学的特点。

吕祖谦编纂《宋文鉴》的文学思想与学术实践

《宋文鉴》的编纂凝聚了吕祖谦的文学思想与学术关怀。吕祖谦秉持融会理文的文道观,以编纂《宋文鉴》为契机,致力于弥合自北宋以来文道分裂与对立的局面,对于南宋中期文坛中兴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推进之功和启示意义。《宋文鉴》是吕祖谦开创的历史谱系学中关键的一环,它将当代纳入其中,通过诗文把北宋一代的历史关节、治体统纪建构在古今连贯、前后延续的历史序列之中,并"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可以说,《宋文鉴》是全面认识吕祖谦文学与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面相,无论在宋代文学思想发展史还是学术史上,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