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三言”对宋元话本的文人化改造

冯梦龙“三言”对于宋元旧话的改订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题目的改订与增删,标志着文人对于通俗小说认知的突破;二是提升通俗小说的地位,意味着文人改造意识的觉醒;三是强调文学的通俗性,昭示着艺术与思想结合的新高度。在编创中,他注重题目的编排,强调人物与事件的内在联系,并利用小说题目来凸显人物性格特点。通过对宋元话本的改造,成功塑造了诸多典型形象,但这些人物塑造与故事价值却形成背离,表现为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复杂的作品,人物塑造稍显逊色;与情节小说相反,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简单,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更加立体、饱满。同时冯梦龙通过对原作的增补,注入改编或重构原作的主题与焦点,有意识地施以“情教”,利用小说的形式来灌输和推广正统的道德规范,实现了题材的拓展与主题的强化。

男权视域下市井女性形象演变——从宋元话本到《水浒传》

将宋元话本中描写婚姻爱情的女性主人公与《水浒传》中婚姻情感的市井女性相比,可以看到《水浒传》对宋元话本女性形象的传承与改变。二者都以聪明伶俐有才能的女性为描写对象,并给了她们同样的悲剧命运。但与宋元话本只是单纯描写女性自身情欲的放纵不同,《水浒传》已隐约表达出婚姻的不匹配和女性婚后情感不能满足是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水浒传》的作者与宋元时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情感认识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论宋元话本中的“茶坊”公共空间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繁荣,茶坊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餐饮娱乐消费场所与文化信息传播空间,这与哈贝马斯基于中世纪欧洲背景提出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人员构成、民俗特征、批判高度方面存在差异。茶坊作为一种凸显市民生活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大范围进入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宋元市井生活的“文学映像”,并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场景呈现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陆心源《宋元板书目》稿本之发现及其价值

笔者近日在南京图书馆发现陆心源稿本《宋元板书目》,此目实为现存十六种陆氏书目中最可珍贵的早期稿本,不仅对研究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陆氏藏书及其东归日本、陆氏与岛田翰交往等提供了详实的信息,其中还著录了三百多部善本书的价格,数量和意义在私家书目中是非常罕见的。

宋元话本与张飞市民英雄形象的定型

张飞的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不尽相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张飞是以市民英雄形象出现并定型的,他有发迹变泰的立业热情,而且勇猛自信、有计谋、有智慧。

《清平山堂话本》宋元作品中的人称代词

宋元时期的人称代词,虽然各种形式混同,但已渐趋规整:"我、你、他"已成为三种人称代词的主要形式,其语法功能与现代汉语也基本一致。那些代词的非主要形式,逐渐退出显要位置并不断消失,成为转折过渡时期的活化石。

“理”和“欲”的对抗、约束与消解——对《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中“错”的深层解读

以《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为例,对宋元话本中的"错"予以解读。"错"是宋元时期的市民男女之间关系及其欲望的一种曲折表现,反映了宋元社会意识中对人"欲"的特殊理解,它具体表现为对欲望本身及其对象的恐惧和防范,反映了封建传统道德对新兴市民欲望的约束与消解。

宋元“讲史话本”的伎缘与学缘

宋世社会存在着一个伎艺讲史—经筵讲史的关系框架,它所蕴含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不只存在于从经筵讲史到伎艺讲史之间,还存在于宋代整个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伎艺讲史、通俗历史读物即是这一脉线分处于口头领域、书面领域的两种表现形式。'讲史话本'的出现,正是在承续宋代经筵制度引领的历史知识普及化发展脉线的基础上,激励于通俗历史著述的繁盛,以及元代书面编写领域白话著述观念和能力的变革,从而编成了这种包含着书录或模拟讲史伎艺体制因素和故事内容的通俗历史读物。在这个过程中,讲史伎艺的表述方式(包括程式格套)能够落实于当时的通俗历史读物编写中,并非基于讲史伎艺繁盛和讲史艺人需求的激发所推动的结果,而是出自书面编写领域主导的讲史伎艺文本化的结果。

宋元话本小说之媒人要素初探——以基本面貌、异素互联与书场情境为中心

媒人是宋元话本小说中一个极具价值的文学要素。话本小说中的媒人形象为我们揭示出不为正史所载的宋元时期媒人的基本状况。她们多为70岁以上的专职化私媒,在市井中普遍受到尊重。贪利热心、性格圆滑、抗压能力强是媒人的普遍特质。在与其他文学要素的互动关系中,媒人常常作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伏笔,抑或推动情节发展与折转的关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同时,牵连与映衬其他人物也构成了媒人存在的重要使命。及至书场情境,程式化的说媒方式不仅可以减轻说话人的记忆负担,亦能够实现其亲近观众的理想。而说书人在演绎媒人时采取的视角变换与市井俗语,则突破了常规的叙事范式,并将表演现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

宋元话本中的媒人及说媒场景

媒人是宋元话本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他们有着鲜明的群体特征,同时也是小说中的"结构性人物",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宋元话本中还有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话本小说市井氛围的营造和情节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宋元小说话本中茶坊酒肆的文学形象与意义

随着宋元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茶坊酒肆成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空间和文化传播场所,包括"小说"伎艺在内的各种说唱文学形式借助于这一空间得以发展繁荣。它不仅为说唱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展演空间与观众群,是说唱艺人相互交流、切磋技艺的重要场所,还是作为文本的说唱文学题材的发源地与传播空间。宋元小说话本通过对不同空间(都市与乡村)茶坊酒肆的描绘,以及对发生于其间的种种故事和生活习俗的记述,把宋元时代的茶坊酒肆塑造成为一种特有的文学形象,保留了相关的文化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茶坊酒肆还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它是小说话本重要的叙事空间,对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而茶坊酒肆作为公共民俗文化空间的性质,也使小说叙事更加富于真实感。

论宋元小说话本中的叙事空间

叙事空间是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了话语空间和故事空间。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对故事空间的研究富有多重意义,是不可或缺的。宋元小说话本中包含了诸如街市、官衙、庙宇寺院和郊野等多种叙事空间,它们与民众世俗生活息息相关,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和精神象征。宋元小说话本中的叙事空间有着鲜明的特点和重要的叙事意义,它表征着时代小说观念的变化,体现出"城市"与"郊野"相对的二元空间模式;它们变换频繁,是推进小说情节转换的主要方式,但这种快速转换也使小说中的细节性、场景性描绘较为缺乏。

话本“书场叙事”与电视剧“拟书场叙事”比较研究

以叙事接受者为参照系,话本叙事与电视剧叙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尽管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归结为“源”和“流”的关系,但话本叙事中的许多技巧确实能对电视剧叙事有所启发。作为叙事艺术的超越者——电视剧叙事根据接受者的时代要求,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改进。面对话本叙事已经取得的辉煌艺术成就,电视剧叙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南戏《拜月亭》传承考

《拜月亭》在“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中,思想与艺术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其时只有《琵琶记》可与它抗衡。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多注重于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对其在历代的传承,尤其是在地方剧种中的遗存与搬演情形却着力不多。南戏历千年而未绝,主要是依靠地方剧种的传播。本文试为补缺。

宋元话本与明话本之入话比较

话本小说的入话通常有入话诗、评介语、小故事等几种形式,随着宋元话本向明话本的过渡,文体更加完备规范,其中表现在入话部分的不同,主要在于加强了入话与正话的关联,减少了随意性,突出了话本作家的教化责任感。

为市井细民写心——论宋元小说话本的写实精神

宋元小说话本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以市民阶层为主人公,描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意识;风格清淡朴实;在市民阶层的生活细节和思想意识方面都达到了高度的真实,具有写实精神。宋元小说话本的写实精神促进了中国世情小说叙事艺术的提高。

宋元话本中的配刑考论

刺配刑是从汉代以来的有关劳役刑发展而来的,在宋代盛行,是当时司法活动中的主要量刑方式。明以后,配刑为充军替代。宋元话本中的刺配刑与当时的历史法律文献记载基本吻合,体现了小说家对时代风物典制的准确描述。刺配刑是宋元话本独特的标志。

宋元小说家话本“娱心”和“劝惩”功能的文体呈现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娱心"功能借助故作惊人之笔,使砌、韵文的插入等手段得以呈现;"劝惩"功能则表现在提倡忠孝信义,宣扬善恶有报以及佛道二教的出家修行思想,甚至超越了封建伦理的范围,对宋元时代官府昏庸、吏治腐败进行了大胆批判,充分肯定了男女青年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反映了宋元时期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动向。

理智·感情·性欲——唐人传奇与宋元话本若干女性形象谈片

唐宋小说作品中多描写爱情之作,但唐人传奇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都是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徘徊,而宋元话本中的女性则更多地在感情与性欲的旋涡中浮沉。分析两个时代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巨大差异,我们会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有了更深的理解。

唐传奇与宋元话本的叙事时间比较

唐传奇继承史传追求真实的传统,在叙事时间方面,多采用缩写、省略等手法提高叙事效率;宋元话本的叙事时间以客观时间线索为基础,以顺叙为基本的叙事手段,按照底本时间(故事时间)循序渐进地讲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