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与制衡:北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线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论宋代江浙家族型文学家群体

文章论述了宋代江浙地区家族型文学家产生的时代条件和钱氏、吕氏、陆氏等重要家族文人的情况,揭示了家族型文学家群体在文学史发展中的意义。

南宋两浙地区农村家庭经济探析

南宋时期,随着农村市场的快速成长和社会经济的高涨,两浙地区的农村家庭经济发生不少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向和特点。一方面,家庭的生活性消费和生产性消费越来越由传统的自产自给走向市场供应;另一方面,家庭生产的专业化现象日益增多,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农副业、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专业户。与此同时,家庭副业普遍向具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兼业”形态转变。这些变化虽尚未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基本结构的程度,但从中反映出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开始朝着市场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宋代楷书式微原因初探

两宋 32 0年较为和平的环境 ,给楷书的再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条件。然而 ,在大唐兴盛之后 ,宋代楷书艺术却一直式微不振。其因有内因 ,也有外因 :一、书法艺术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二、宋代书家“尚意”的理性选择对楷书艺术追求的淡漠 ;三、从“书判取士”变为“经义取士” ,宋代科举和学校教育立场的改变对楷书地位的削弱 ;四。

夏州拓跋部的几个问题——新出土唐五代宋初夏州拓跋政权墓志铭考释

近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发现了一批唐五代宋初时期夏州拓跋政权墓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们在记述这一时期拓跋政权事迹过程中,保存了珍贵的史料。本文从拓跋政权中的汉人士大夫与汉化问题、拓跋家族的婚姻关系、拓跋部的族属问题三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论南宋浙东学派的军事思想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 ,在国家陷于分裂 ,民族处于危难之际 ,参考、研究古人用兵的进退得失 ,分析历史 ,立足现实 ,提出了丰富的军事理论 ,为实现国家的统一、百姓免于战火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文试从他们的战争观及其如何运用军事战略战术两个方面来论述其军事思想。

两宋谣谚的社会内容和时代色彩

历代一些文人学者抱着“文词鄙俗,莫过于谚”的偏见对谣谚这一民间文学分支的价值不屑一顾,因此保存下来的谣谚作品数量不多,而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更少。本文试从两宋谣谚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着手来分析谣谚中折射出来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并指出一些谣谚有悖史实之处,以求更客观地看待民间谣谚的价值。当然,这些不符合历史之处,从整体上来说是无损于谣谚本身的光辉的。

宋代鼓吹导引套曲考证

宋代鼓吹导引套曲是以《导引》《六州》《十二时》三调为主干曲调"合曲之体例"的套曲组合。宋代鼓吹套曲组合演进主要有三式:一是始于宋太祖时期的《导引》《六州》《十二时》三调连用;二是始于宋仁宗的《导引》《六州》《十二时》《奉禋歌》四调四曲;三是始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南郊鼓吹的《六州》《十二时》《奉禋歌》《降仙台》《导引》五调五曲组合,其后南宋皆准此模式。

从南宋诗话探讨理学与宋诗学的理论建构

理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作为专门的诗学理论著作的南宋诗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本文以南宋诗话为中心,从诗学的本体论、功能论、创作方法论、欣赏论、批评论、风格论和诗人修养论等方面来探讨,分析理学影响宋人诗学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

北宋胡瑗入朝校律考

胡瑗是北宋初期著名的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景祐、皇祐年间,胡瑗两次入朝参与乐律校正,引发朝野议论。研究当年的校律定乐情形,可以发现两次定乐既有钟磬、律管的分别,又有阴阳附会的道德评价,绝非简单的音律校定。从两次校律的效果来看,胡瑗只是创造性运用了"管口校正"与管长调整的校音方式,其音律校正效果并不理想。

此恨难平君知否——南宋遗民词人心灵的体验

南宋遗民词人用词抒写着时代与个人的双重苦难,抒写故国、故土沦入异族统治后的凄惨景象,抒写他们坚持自我不与统治阶层合作的人生经历与心灵体验,同时他们站在人生终极处关注生命本体的意义,寻求精神的解脱与自由,在山林云水中摆脱俗累,充分感受自然田园风光的美,乃至把个体生命融入自然大化,返朴归真,回归自我本体。

南宋时期湖南人才波峰的成因及其思想特点

南宋时期,由于北方的陷落和南方经济的崛起,以及湖湘文化的发展,湖南出现了古代历史上人才发展的第三个波峰期。其主要特点在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和爱国主义思想的高涨。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南出现了一批文化精英,他们面对现实,进入仕途,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决反对侵略。

南宋《上清灵宝大法》音乐资料研究

文章较详解读南宋仪式音乐文献《上清灵宝大法》,并以黄策斋、传度仪等仪式音乐为重点研究其涉及的灵宝斋音乐之古今演变概貌,指出在新旧仪式的融合与变革中,情节性的新潮斋仪模式占有上风,并构成以后斋仪音乐发展的主流。由此略窥南宋仪式音乐发展的概貌和特点。又对文献涉及的仪式音乐重要概念、现象和仪式的逻辑内涵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试论北宋中后期文化重心的特色

北宋中期,是北方文化兴盛的高峰、南方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北宋后期,则是北方文化重心地位下降、南方文化重心优势不断加强的时期。从文化要素的发展状况分析,北宋中后期的文化重心主要有儒学重心位于北方、南方政治人才不断增多、文学和教育重心在南方等特色。

宋代广州市舶司的地方运作

市舶司是宋元明时期掌管海外贸易的重要机构,其前身是唐代所设的市舶使,宋代是市舶司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广州市舶司则是两宋时期最为重要的市舶机构。研究认为,由于宋代广州市舶司的管理范围并非囿限于广州一地,商舶走私现象严重,而广州市舶司虽然有比较复杂的职掌设置,但是市舶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所以市舶管理的地方运作其实颇有赖于各级地方官员的参与和配合。在宋代广南东路市舶贸易管理事务中,除了广州市舶司官员外,各级地方官员也在阅实舶货、对番舶提供帮助、接引护送番舶、对番舶进行抽税、禁防铜钱外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亮财政思想述论

陈亮的财政思想是针对南宋政府持续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各种弊端提出的,其重点包括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支出控制、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分配、百姓财力与国家财政的关系等方面,目的是想尽快改变现状,实现国家富强,从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革意识。

宋初海上贡道考索

宋朝掌控广州港之前(960-971),南海诸国就已来华朝贡。这条隐秘的海上贡道大致可推断为:南海诸国沿着五代十国时期开辟的南海航线到达泉州,再借道吴越,从福州、温州、台州、明州一路北上,抵达登州,再转陆路进入都城开封。这条海上贡道能够实现的重要前提是泉漳和吴越臣服于宋朝,允许南海国家借道通行。泉州和登州是两个重要的节点。

宋代书院的理学图书出版与理学思想传播

书院除具有藏书、祭祀与讲学三大功能,还有出版功能,即书院从事刻书活动。书院所刻书籍,被称为“书院本”。相比其他版本而言,“书院本”质量上乘、版式精美,是刻本中的精品。刊刻、印刷理学书籍,是书院出版的一大特色。理学书籍的出版,促进了理学思想的传播,并对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书院与理学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二者水乳交融,相互促进。

“乡评不可掩”——宋元变革视域下的南宋地方社会

宋元变革社会转型在南宋开启,士人流向呈现出多元化的势态。较之走出乡里,向上流动,士人更注重在地方上的横向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犹如作用于政治场的士论,地域社会的乡评,对士人、士大夫的名誉、地位乃至家族利益都产生着重要影响。乡评的性质为何?谁握有乡评的话语权?乡评的影响是否仅仅局限于乡里?透过南宋中期宰相周必大的乡评书写,可以获得清晰的具现。从而可以进一步捕捉到的是,作为明清时代乡绅的前身南宋士人、士大夫在地域社会建构活动之一斑。

北宋的河朔集团

北宋社会发生了三次重大转折,政治集团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第一次,唐末到宋初,在政治中心东移趋势影响下,代北集团扩展为河朔集团,落足于河北、中原地域。第二次,社会走向文治以后,军功大地主被出身中小地主的文吏、士大夫所替代,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河朔集团的文人化,为东南势力的上位铺平了道路。第三次,随着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礼仪、吏治、财政赋役与榷法制等走向江淮化,河朔集团逐步让位于东南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