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search on the Battle of Yanmen Pass

During the war between Liao Dynasty(907-1125)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960-1127),there was a classic battle that happened in Yanmen Pass(located in today’s Dai County,Xinzhou,Shanxi Province,China).It was a well known battle of ancient China because a commander of the Song army named Yang Ye(?-986)was really famous in both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s and Chinese war history.He is the early protagonist of a famous Chinese classic fiction named The Romance of the Yang family’s generals(written in the 16th century,Ming Dynasty of China).The story of his family also appears in other novels.Besides,in history,he was a general who was activ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between Liao Dynasty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battle of Yanmen Pass(980)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s of Yang’s military career.His combat style especially his cavalry tactic can be summarized through researching this battle.

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研究述评

宋辽关系在10至12世纪初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占据主流地位,是宋史与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集中在宋辽和战、交聘制度、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以及政治关系格局等方面。综合来看,学者们在对相关史料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的基础上,对宋辽双方的战略调整、边界交涉、使臣群体等问题予以关注,推动研究走向细致具体;将宋辽关系置于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拓宽了宋辽关系史研究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复性研究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具体研究又多聚焦于北宋一方,对辽朝交聘制度的运行机制、辽朝对北宋的边防策略等问题有所忽视,尚有待深入考察。

宋人著述中的辽代捺钵史料钩沉

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有关辽代捺钵的史料,包括捺钵释义及路线与地点、捺钵营地及其相关情况、捺钵活动、扈从人员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就其价值而言,这些史料可补正史之阙失,并与正史相印证,对研究辽代捺钵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治因素、情感态度和个人认知等诸多原因,这些史料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审慎辨别。

以画为媒:宋、辽民族间的交流与互鉴

北宋时期,汉族与番族之间以绘画为媒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交流与互鉴现象。宋廷对番族文化的尊重和重视,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层面,更深刻地反映在绘画领域。《宣和画谱》特设“番族门”,其位次仅次于“道释门”“人物门”和“宫室门”,位列十门之四。《宣和画谱》的编纂体例、画科分类标准等,体现了宋朝统治者文化自若、吸纳异俗的开放风范;以及宋廷与番族敦睦相交、平等以待的外交理念。番、汉画家互有往来,番族画家入宋就职生活,受中原文化熏陶,其艺术风格渐与汉族相融合;汉人画家亦赴异族之地,其作品深受番人赞赏和学习,对番族绘画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民族间的双向交流,不仅丰富了绘画艺术的内涵,也促进了番、汉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辽主在两族交聘往来中,频送“鹿”“鹅、雁”等具有本民族风情的绘画作品,宋主则以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飞白书回赠,这些绘画作品加深了宋、辽的友好关系,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象征。此外,宋、辽间的御容交换,以及宋人所绘《契丹使朝聘图》记录了番、汉间的外交活动,展示了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场景。宋廷对收集和绘制番族形象、图绘民族交流的职贡图给予高度重视,这些绘画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政治与艺术互动的产物,也成为宋廷歌颂当朝文治武功、塑造中原威仪、增强民族自信的方式。北宋时期汉族、番族以绘画为媒,相互碰撞,各取所长,互鉴与创新交织进行,文化联系日益增强,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

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GIS支持下永清古战道研究

GIS是服务于地理学科的信息技术系统,将GIS与考古学相结合,可以用于分析考古学文化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将GIS与考古学相结合,对永清县进行数字地形分析和水文分析后,发现在永清县境内没有“天险”以及修建长城用来抵御辽军的条件,因此在宋辽时期修建了令人震惊的军事奇观——地下古战道。

西夏任得敬分国考

“任得敬分国”是西夏仁宗朝的一次政治危机。史书皆载任得敬专权,甚至胁迫夏仁宗分国。然观仁宗之应对,疑点颇多。任得敬可称专权,但并未脱离仁宗控制;仁宗之退避忍让,源自其为应对宋、金对峙时,外部环境的需要。

宋辽金时期厅堂木构建筑外檐斗拱构造方式浅析

宋辽金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南北交流更加频繁,催生出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的营建过程以及构造特点,文章以外檐斗拱为线索,对现存宋辽金时期厅堂类建筑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对象为辽代建筑独乐寺山门、宋代建筑少林寺初祖庵以及金代建筑晋祠献殿,将这些建筑外檐斗拱的构造方式拆解分析,进行对比,总结此时期建筑构造方式的转变趋势,为同类型同时期建筑的修缮与复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浅析宋辽交聘中传统“礼别华夷”观念之变化

儒家民族观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和礼仪形式作为严格区分夷夏的标准。在政权面临威胁之际,中原政权常严“夷夏大防”维护自身正统性和文化的中心地位。然宋辽两国交聘却一改以往中原王朝独尊局面,在政治上追求平等,礼乐规制上亦日趋同化。此时宋人已难以依据是否遵循“礼”的礼仪形式来划分夷族,传统“礼别华夷”观念遭受挑战。

汪藻《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所见两宋之际政治格局

《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是汪藻奉命以元祐皇后之名书写,宣告天下由康王赵构继承大统,实为收拢人心、维系赵宋统治的四六文。此书客观反映了两宋之际政治格局:就赵宋内部状况而言,“中原无主,暗流涌动”,传统的赵宋王朝统续存在不稳定因素;从南北政权之间、伪政权与赵宋政权之间来看,“金强宋弱,金进宋退”,金朝的强盛与宋朝的孱弱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格局的影响下,赵宋君臣亦展现出“期盼中兴”和“渐进保守”的复杂政治心态。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回顾与前瞻:北宋使辽诗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定期遣使交聘成为双方交往的主要活动。北宋使臣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学界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于北宋使辽诗的特点、价值、意义等做了较深入的探究,成绩不小。未来的使辽诗研究宜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强化文学本位,将其置于宏阔的中华文学史视野之下,考察其对于中华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同时,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可以将使辽诗作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意味的”观测点。

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论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辽朝圣宗时期,为了有效控制鸭绿江流域,并牵制和打破宋朝与鸭绿江女真以及原渤海国残余政权定安国可能结成的对抗契丹的军事同盟,辽朝先后展开对鸭绿江流域女真和定安国的数次征伐。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不仅控制了鸭绿江流域,还在鸭绿江下游江口屯驻军队,以切断定安国和鸭绿江女真等通过鸭绿江口与宋朝登州交通的地缘战略要道,而且彻底解除了辽朝在辽东侧翼的地缘政治威胁,并控制了定安国位于鸭绿江中、上游的平原腹地和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与宋朝贸易的集散地,迫使鸭绿江女真诸部归附辽朝。此外,随着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控制,为辽圣宗的高丽征伐奠定了地缘战略基础,并改变了辽朝与高丽以及女真诸部的地缘政治版图,从而,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宋辽对峙下的宋真宗朝“河北守城举人”——从宋真宗对河北路士人的科举加恩说起

地域差异促使中国古代士人群体呈现相对多样的面貌。科举制是宋代士人最重要的入仕途径,而宋廷对各地士人的科举政策不尽相同,该情况为考察宋代士人的地域差异性提供了宝贵的切入点。北宋时期,河北路是宋方御辽守国的首要藩屏。宋真宗朝,宋廷对河北路士人进行科举加恩,以期应对战争压力,巩固对河北路的管控。宋廷为何以优待“文士”的方式经营“武事”?重要的原因是河北路士人与当地基层头面人物、富户群体多有重合。虽然河北路士人文武素养相对混杂、平庸,但具有群体性影响力,是大战中协助宋方守城、维持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朝的科举加恩政策,反映了宋廷对河北路士人特殊面貌的认识,推动着宋王朝对河北路的统治向纵深发展。

辽朝国号研究综述

对辽朝国号的系统研究始自20世纪30年代。近一个世纪以来,众多学者围绕辽朝国号改易和涵义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并在国号改易次数、改易时间,以及双国号关系等问题上取得丰硕成果,大大推动了辽朝国号研究的进步。但在国号涵义等问题上,学者观点多且分散,难以达成共识。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辽代身后恩宠制度研究

辽代身后恩宠形式有:追赠官爵、赐谥,辍朝临吊,敕撰墓志、遣使主持丧仪、赗赠,树碑立祠、绘像及陪葬皇陵、官给葬具、官其子孙、配享等。辽代身后恩宠制度在具体形式上主要承袭唐制又受宋制影响,而在具体施行时又呈现出辽代特色,如享受赐谥、陪葬皇陵待遇的条件相比唐宋更加苛刻,临吊待遇表现了辽代女性可以参预政治的特色。辽代身后恩宠制度肯定了身故之人生前的功绩,表彰并安抚拉拢了身故者所在家族,减少了影响辽朝统治的潜在因素。同时,因为辽代身后恩宠制度滥用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

北宋建立及其后来对中原的统一,使宋与辽形成了并峙的格局,从此以后抗辽、御辽成为宋朝的主要对外国策。不同时期,宋辽关系舒紧发生变化,但对于辽,屈辱和畏惧始终是宋人难以排遣的主要心态,并影响着宋朝的对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