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考察

读者与文本的交流,除了形成文学作品的意义,阅读文本往往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读书诗就是此类典范,但一般论者往往忽视其史料价值。北宋承五代之乱,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因而也产生一股自我理性反省的时代思潮。这一时期,由于科举规模与内容的扩大、书籍出版的技术革新,加之“诗从书中来”的风气渐盛,读书诗由此兴起。在阅读史的视野下,尝试通过对黄庭坚及其读书诗的研究,借以探察宋代士人关于阅读的各类活动,并兼而论述读书诗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礼物的流动:论黄庭坚的赠茶诗

茶是宋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礼物,产生了大量的赠茶诗。黄庭坚的茶礼馈赠和诗歌书写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在地方为官,尚未重视茶的礼物功能;中期京中任职,与同僚频繁茶、诗互酬,是赠茶诗创作的繁荣期;后期贬谪各地,赠茶诗减少。茶作为礼物,在黄庭坚的生活中发挥了构建社交网络、提供诗歌较量契机、规劝朋友的作用。黄庭坚的赠茶诗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等级观念,君王处于顶端,上下有序,并且茶作为礼物,主要在持有相同政见的政治团体内流动。

灯光烛影中的文人情怀:黄庭坚诗歌意象论

灯烛是古代诗歌中的独特意象,颇具审美价值。宋以前,灯烛意象常含“孤独”“伤逝”“闺怨”之意,至宋,其文人意趣大开。黄庭坚是宋代文人中描写灯烛较多的诗人,就此深入,既可一窥山谷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与生命感悟,也可从侧面体察宋代文人与晚灯夜烛的情感羁绊,感悟宋人于灯光烛影中寄托的文人情怀。从意象概说、意象内蕴及描写归因三方面展开讨论,发现山谷诗中的灯烛意象常以某种固定类型呈现,传达出诗人的苦读之志、思友之意与人生之叹。“灯烛”同书卷与好友之间的情感联系是宋诗独具文人情味之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近四十年江西诗派研究综述

江西诗派是宋代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历代诸多学者对江西诗派展开了研究.近四十年江西诗派的研究进展更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从诗派的形成到诗人的诗歌创作、诗派的渊源与接受以及与其他领域交融等问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然而江西诗派留给我们研究的空间还有很多,诸如诗派界定、诗人作品整理、后世接受情况等问题都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探寻.

由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对宋人沐浴观的考察

考察一个民族在某一阶段的文明程度和社会公德意识,从这个民族对洗浴的观念入手,不失为切入点之一。沐浴是一种有规律的身体清洗,从社会公德的角度,重要的是去除体味。社会角色越显贵,公众色彩越浓重者,这种需要越必要、越强烈。所以,选择社会名流作为审视对象,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黄庭坚在宜州期间写下的日记《宜州乙酉家乘》,是其人生最后阶段的真实生活写照。在生命结束前夕,黄庭坚能够按照宋时士人约定俗成的频率洗浴,可以想见其有规律的严谨生活,也可想见其社会意识之自觉。

论“苏黄米蔡”的形成——蔡襄、蔡京之争的关捩

"苏黄米蔡"之"蔡"究属蔡襄还是蔡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捩是还原"宋四家"的形成过程。南宋时期形成了"苏黄米"并举、"米蔡"对举以及推尊蔡襄的批评传统,这是元人提出"宋四家"说的基础。"宋四家"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明代始确定为"苏黄米蔡"并引出争议。有宋一代,蔡京从未进入过"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谓以"襄"代"京"的事实。

论宋代水仙花事及其文化奠基意义

北宋水仙的分布中心在今湖北的荆州、襄阳和河南洛阳、许昌、开封一带,南北宋之交向长江中下游沿线和东部沿海转移。南宋中期以来,则高度集中到都城临安和闽、浙沿海地区,奠定了宋以来我国水仙分布的基本格局。金盏银台、天葱、雅蒜等水仙别名均始见于北宋。宋人所艺水仙多属单瓣,南宋中叶重瓣水仙开始出现,受到重视。至迟南宋中叶,曝晒或灶烘水仙球茎以提高花芽分化的关键技术已见于记载。盆栽水养自始即是人们主要的观赏方式。南宋以来,歌咏水仙的文学、艺术作品迅速增加,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水仙的了解和喜爱。水仙独特的色香、习性和气韵备受人们推重,被赋予崇高的道德品格象征意义,获得了与梅花等岁寒之友几乎完全相当的文化地位。宋人的种种花事活动及其思想认识,取得了丰富的成就,奠定了我国水仙观赏文化的基本格局和精神内涵。

从《增广笺注简斋诗集》看陈与义诗法

南宋学者胡穉著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该书能发明陈与义诗之意,对陈与义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指出与其意义契合之出处。由此可看出陈与义的诗法渊源,即陈与义对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诗法的继承和一定意义上的发展———陈与义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收"夺胎换骨"、开拓诗境之效,最终自成一体。

南宋理学家与江西诗学的离与合

对江西诗学的知性反省,是南宋诗学的自觉意识,不少理学家也参与其中。本论主要选择其中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试析他们与江西诗学主要是黄庭坚诗学思想的离与合。如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强调"吟咏情性"、"玩心六经"、"沉潜义理"等,在诗歌传达上倡导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与黄庭坚诗学思想有离有合。南宋理学家对黄庭坚其人其诗的评价,一致肯定的是他对道德修养的重视,不以迁谪为怀的超旷胸襟,以及剥落铅华、直造简远的晚年诗风;而对黄庭坚学杜则存有分歧。

杜甫与黄庭坚

江西诗派后学张“一祖三宗”之说 ,虽然远绍杜甫 ,但黄庭坚才是江西诗派的实际开创者 ,他正是通过学杜形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貌的。他对杜甫的学习是全面的 。

试论苏、黄齐名及其诗歌优劣之争

苏轼与其弟子黄庭坚等人一起,将宋诗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真正形成了在风格的独特性和做诗技巧方面足以与唐诗相颉颃的宋诗,也引出了后人有关唐宋诗优劣论、苏黄诗优劣论等一系列文学公案。本文对宋以来有关苏、黄齐名并称与苏、黄优劣论的一系列相关言论作了重新考察,确立了苏、黄并称出现的时间,分析了有关苏、黄优劣论的四种类型,认为这一争论多源于对诗歌发展道路的认同差异。

黄庭坚与安徽的缘分

北宋诗人黄庭坚,虽为江西人,但与安徽结下深厚的山水、书画和亲友的情缘,也是其政治、文化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研究黄庭坚,以及宋代政治、文化史有重要意义。

论宋玉《高唐赋》与黄庭坚词学之关系

山谷词可大致划分为早年丽情词与晚年贬谪词两类。丽情词中对《高唐赋》典故的运用局限于以“云雨”意象群指代男女欢会或离别,谪黔以后,山谷词风丕变,填词成为其寄寓情志、排解忧怀的重要方式,“高唐”“阳台”等地理意象被其纳入词体创作,从而使贬谪词在现实感与历史感的交叠之中表现出更加渊微沉挚的生命感慨。与创作同步,晚年山谷在理论上也认识到《高唐赋》对深化词旨的显著作用,其《小山集序》中“合者《高唐》《洛神》”之评意在强调小山词婉丽轻倩的外表之下蕴藏着幽曲隐奥的托兴之思。《小山集序》既是山谷“以诗赋论词”词学观念的集中呈现,更是其山谷词艺术特征的自我张本。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邠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北宋时期代表书家在汴京的雅集研究——以苏轼黄庭坚贡举考校时的唱和为例

北宋时期,汴京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家在此会聚,如徐铉、王著、石延年、欧阳修、蔡襄、苏舜钦、刘敞、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等都有在汴京的生活经历。苏轼和黄庭坚是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苏比黄年长八岁,二人亦师亦友。苏黄在汴京为官时,经常以馆阁翰苑为中心,利用宫廷赐宴、贡举考校、馆阁曝书等机缘宴赏吟咏,挥毫泼墨,有些雅集活动被后世喻为"兰亭雅集"的重现1。以苏黄为代表的北宋书家在京师的聚合游从继承了魏晋风雅,又有所超越,形成了崇雅脱俗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态度,并逐渐呈现出一种富有深厚人文内涵的生活范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庭坚散文特征论

黄庭坚的散文是黄庭坚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他的许多重要的诗文理论和文艺思想大都散见于散文作品中。谈艺说文 ,评诗论画 ,是其散文创作的主调 ,但也不无反映社会现实之作 ;洁净简放 ,纵横疏朗 ,是其艺术风格的特征 ,但更有饱含深情而发出的激愤之旨。

黄庭坚入蜀与北宋党争

黄庭坚曾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5),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的罪名,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安置黔州(今重庆彭水),后又被移置到戎州(今四川宜宾),一直到元符三年(1100),才遇赦东归。他在蜀中度过六年多的谪居生活。其被贬入蜀既是他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见解的结果,更与北宋党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禅宗“明心见性”观念对北宋文人诗歌的影响

禅宗“明心见性”的思想观念影响了北宋文人的诗歌创作。在禅宗思想观念中,真心“无所还”,众生开悟后就可明清净之心、见不生不灭之性,即“明心见性”。真心如水、如镜、如月、如寒灰,真心无所住,心净则一切净。苏轼、黄庭坚等人在诗歌中使用了众多具有象征性的意象,以此来表明真心的澄明清净之性。这些意象进入诗歌,营造出闲适安乐、宁静自然的美好意境。“明心见性”观念的融入带来诗歌题材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的变化,增强了诗歌的哲理性意味以及语言的陌生化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诗歌的梦幻之感。

欧阳修等在湘活动及对沅湘文学的影响

北宋时期,欧阳修、秦观、黄庭坚等相继来湘,他们与湘籍人士诗文唱和,对沅湘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黄庭坚“字中有笔”

黄庭坚是“宋四家”中表现艺术自觉意识最强的一个,他的“字中有笔”论,实为其“心不知手,手不知笔”论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