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的猜忌心理及其政治影响

宋文帝虽为中国古代明君之一,但猜忌心太重,这主要表现在杀戮功臣名将、重用宗室而又猜忌宗室三个方面。宋文帝的猜忌和杀戮,导致宋魏战争刘宋的接连败北、在职官员碌碌无为、有识之士退隐草野和他本人的被杀身亡,刘宋王朝的衰败和灭亡亦与此紧密相关。

论“帝乙归妹”与商周联姻无关

本文对“商王帝乙嫁女于周文王”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易经》的“帝乙归妹”与《诗经·大明》描写的周文王迎娶“大邦”之女一事无关，不宜将两者联系起来理解并据以说明其他历史问题。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

按礼制,"太祖"是追封王朝"始封之君"的庙号,与其他庙号相比享有独尊地位。刘宋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既不符合武帝与文帝的客观地位和历史功绩,也违背了礼制。孝武帝此举正体现了他的正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即位之后,为消除正统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孝武帝以改崇文帝庙号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南朝宋文帝初年政争与禁卫军权

宋文帝初年政争与禁卫军权有密切关系。宋文帝入主建康的前后,以其藩邸心腹旧臣琅邪王氏王华等为决策咨询机构长官兼任高级禁卫武官。宋文帝与旧辅政大臣徐羡之等人在任命中领军一事上首先发生冲突,宋文帝任命到彦之为中领军,以荆州及南蛮府旧部作为禁卫军之主力。控制宫城禁卫军权并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之后,宋文帝又采取措施消灭了辅政大臣,将朝政决策权和荆州军政大权收归己手。宋文帝拉拢檀道济,将其从旧辅阵营中瓦解出来,使得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彻底改变。元嘉三年六月,宋文帝即位后第三次调整高级禁卫武官,以其藩邸幕府首佐、最为倚重的亲信大臣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实际掌控了禁卫军权。

元嘉政局与范晔的命运

范晔受到宋文帝的重用,原因有二:一是在刘义康刘湛朋党被清除后,宋文帝急需人才,而范晔与刘义康交恶,故在政治上可靠;二是范晔的生父范泰对宋文帝有恩。范晔虽然受到重用,但也种下了被杀的苦果。由于宋文帝性格猜忌,不信任大臣,所以在大臣之间制造不和,以范晔桀骜的性格,长期在此环境下,必然会有过激的行为,这是他被杀的主要背景。

宋文帝论

宋文帝作为南朝时期在位时间较长的君主,他在文义方面的提倡对于南朝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作为一代守成之主、文治之君,宋文帝无疑是成功的,但其过于宽恕乃至宽纵的性格特征也是他北伐失利以及身遭屠弑的主要原因之一。

南朝宋齐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

南朝宋齐皇帝为巩固皇权,预设一些重要异姓武将存在谋反等重罪,而迅速捕杀之。屠杀之后,方开出谋反证据,以证明其惩治的合理性。是为南朝宋齐皇帝的"预制重罪"政策。"预制重罪"政策的首创者为南朝刘宋文帝,其重要表现是诛杀名将檀道济父子及道济手下勇将薜彤、高进之等人。刘宋以后继立的皇帝继承了这项政策。南齐建立后,齐武帝延续了刘宋皇帝惩治武将的"预制重罪"政策,其重要表现是处死名将垣崇祖、张敬儿,南齐此后的皇帝继续执行这种政策。南朝宋齐皇帝以"预制重罪"的政策屠杀拥有实力的武将,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君弱臣强的态势,但"预制重罪"一方面削弱了刘宋、南齐对抗北魏的实力,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破坏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加速了本朝的灭亡。梁武帝开国之后,放弃了这一错误政策,从而在与北魏作战中获得两次前所未有的大胜。

论南朝刘宋景平至元嘉初政局

徐羡之等废弑少帝,绝非"废昏立明",乃是权力之争。事后,格于宗室广树、朝臣不附的形势,徐羡之等明知于己不利,也只能迎立义隆,这本质上是皇权的胜利。文帝诛徐羡之等,亦非为"雪仇耻",乃因诸人威胁他的权位。斗争主线是皇权和权臣的矛盾,因皇权得多数群体支持,故而获胜。从刘宋反对门阀政治、重振皇权角度可对景平至元嘉初政局做出有效阐释。

宋文帝与父皇刘裕的顾命大臣

刘义隆即位后 ,并没有急于解决阻碍皇权集中的几位顾命大臣 ,而是先稳定既有的权力分配格局 ,但同时却加快了巩固皇权的步伐。他任用心腹 ,迫使徐羡之、傅亮归政 ;又采取分化瓦解之策略 ,将不是“首恶”的王弘、檀道济争取过来。除处置得当外 ,顾命大臣之间不相谐穆 ,其妄行废弑又不得人心以及士族之间的矛盾 ,这些都是刘义隆可资利用的有利因素。此后 ,刘义隆多设宰臣 ,分割相权 ,对他们猜忌重重 。

《诗经·豳风·七月》的记事方式与后天八卦

《豳风·七月》是一首记事性的诗。其记事的方式,历来认为主要是以衣食为主线,记叙农事风俗的内容,和以四时十二月为时序的月令方式。然而在细读后,发现诗中还包含有按文王八卦序的记事方式。通过比照与文献征引,基本上能确认这一事实的存在。《七月》诗与文王八卦的结合,进一步反映了周民族古老深厚的文化精神,也为八卦与农业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到彦之北伐及相关问题研究

元嘉七年到彦之北伐有着复杂的背景。景平末至元嘉初,宋文帝与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之间,为争夺权力进行过一番明争暗斗。在清除徐羡之等人势力后,宋文帝将其身边团聚的士族社会人物充实到统治集团中,然而此时得到宋文帝信任的武将只有到彦之一人。元嘉七年宋文帝北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到彦之威望,以便进一步任用,北伐的失败也与此有关。这一时期北魏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军事形势,除了北方存在的割据政权外,还有柔然的侵扰。北魏击退了刘宋的进攻,预示着宋魏军事交争之初刘宋就处于不利地位。北伐失败不仅削弱了刘宋国力,也使得宋文帝在谋划北伐时更加小心谨慎。

宋文帝与《三国志》裴注

宋文帝与《三国志》裴注有着紧密的关系。宋文帝之命是裴松之广引众书以注《三国志》的直接原因。裴注中的惩妄、辨疑等也是在“广引众书”的基础和前提下进行的。宋文帝指导裴松之注《三国志》和其爱好史籍及对史籍的了解有密切关系,这也体现了宋文帝的史学观。

论宋文帝对士族社会人物之汲引——从一个侧面看元嘉年间主相之争

刘义康“素无术学”,疏远以文义见长的士族社会人物,宋文帝刘义隆文化修养较高,任内推行崇儒尚文政策,对士族社会人物多予以重用。对不任世事、作风仁诞的社会人物,宋文帝多采取包容的态度,而刘义康则极力压制,二人的分歧在处理颜延之、谢灵运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明显,这也是元嘉年间主相之争的侧面反映。

论宋高宗时期御试策

殿试作为最高级别的考试,其主体主要有制策和廷对策两部分组成。御试策是帝王临轩策士的产物,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诉求,是社会时弊的缩影。帝王通过御试策,既能够掌握文人士子治理国家的能力,又能够选拔大量人才。对南宋高宗时期御试策的研究,能够探析南渡政权三十年间的政治执行力,明确其特点和意义,了解文人士子在乱世中的时代责任感。

王弘辞官逊位与刘宋初期政局之演变

王弘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曾孙,是宋武帝的佐命功臣之一。以元嘉三年为分界线,此前他积极有为,此后则一再辞官逊位,退让无为。他的行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与此类似的大臣还有王敬弘、张茂度、谢弘微、谢瞻等。这种现象体现刘宋时期的政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皇权伸张,皇权虽然还依赖门阀士族的支持,但对他们心怀疑忌,对他们的依赖性逐步降低,基本用他们来装饰门面;高门由于家境富裕,其家族荣辱对政权的依赖性不高,同时他们还受到皇帝的猜忌和皇室成员的排挤,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政权任用门第较低的士族和寒人来制衡高门,寒人参政积极性提高,与高门相比政局呈现彼长此消的态势。

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辨议

《劝伐河北书》是谢灵运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献,惜乎历来的研究者对其关注不够。本文在检讨了前修时贤的诸种说法之后,断定谢灵运上书的根本动机在于:鉴于自己与宋文帝之间的摩擦,借上书以表白自己对文帝及刘宋政权的政治态度,以求得到文帝的理解;同时在书中也表明了自己从此将归隐林泉的人生志向。从谢灵运日后的政治遭遇来判断,此书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