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简《慈湖春秋解》的宋学旨趣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具有鲜明的心学印记,其内容、解经方式以及思想内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宋学旨趣。杨简认同并高扬《春秋》宋学中的尊王共识,力倡“王命至上”,并通过对“君位继承”和“征讨侵伐”事件的讨论来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同时,杨简认为以尊王为代表的众“道”具足于《春秋》,故他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揭示其“是非不相掩”的特点。在挖掘《春秋》之“道”时,杨简采取“以心释《春秋》”的方式创通经义,不但对三传及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皆有评判取舍,而且他摆脱“理”的约束,径以“心”为评判是非之标准。《慈湖春秋解》作为宋学中心学一派鲜有的《春秋》经解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学一派的《春秋》诠释取向和《春秋》宋学的时代特色,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两幅古代画作所见“鹿形象”反映的宋辽关系

《丹枫呦鹿图》与《秋林群鹿图》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知名古代画作,艺术价值极高,但作者已无从考察,创作年代也存疑。这导致相关研究成果缺乏年代信息,难以形成结论。针对这两幅画作的缘起、作者及年代,古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李霖灿曾发表见解,多重证据都指向辽代的一组五幅通景屏风画。两位学者的推论有理有据,很值得借鉴,但均基于美术学层面的分析,仅涉及画幅、画法、画风、题材等方面,并未结合当时宋辽两国特殊的政权关系来探讨“鹿形象”在此出现的深层含义、合理性以及所承载的政治象征。本文旨在以历史学视角,对这两幅画作进行深入挖掘,结合宋辽政权关系,探讨“鹿形象”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能呈现的特殊内涵。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敦煌本P.3618V《秋吟》初探

《秋吟》系僧人化缘所用唱本,之前敦煌文献中共发现四本,即P.3618、S.5572、P.2704V和P.4980等。最新发现的两本《秋吟》,内容一详一略,都抄写在P.3618卷背。这两本《秋吟》的使用者是离开本居寺院而在丝路之上行走的游方僧。它们虽然都有缺略,但却保存了之前发现的诸本《秋吟》所不具有的表演环节,可以增进我们对丝路上游方僧的境遇和应对措施的认知。并且在表演环节和叙事文词方面,它们和卷子正面抄写的《秋吟》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显示出了抄写者的设计意图。

“岂敢窥群策,悲秋自楚人”——吴国伦对宋玉悲秋主题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吴国伦晚年里居楚地,深受楚地文风浸染,且与宋玉有着相似的人格气质及仕途遭际,因此在创作中大量接受了宋玉《九辩》及其他作品,尤其宋玉开创的悲秋主题引起吴国伦强烈的情感共鸣。吴国伦汲取了宋玉辞赋的创作特色,继承宋玉的悲秋主题,表达身世之感、宦游之思、生命之叹、家国之忧等多重情感内涵。他在感伤的基调上融入了乐秋的情怀,表现出不同于宋玉的悲秋态度,是悲秋主题的拓展与深化。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唐诗木叶意象发微

屈原《九歌》木叶意象为后世所继承,逮至李唐,诗人在反复吟咏中对木叶的悲愁内涵予以固化。木叶在中晚唐频繁出现,是时人悲凉苍老心境的文本反映,政治理想破灭的诗人沉沦于社会底层,动荡乱世所带来的危机与生活困顿共同加剧了诗人对离别与生命的体悟,悲愁成为诗人生活体验的主调,昔日不曾被诗人重视的木叶成为其悲愁思想情感的寄托。唐人对木叶的悲愁内涵进行丰富真切地阐释,其诗中常见的“木叶+动词”及“木叶+形容词”意象组合模式为后世木叶意象使用提供借鉴,木叶悲秋的传统也在其吟咏中得以发扬。

京歌《粉墨春秋》的演唱探究

京歌将典型的京剧艺术素材融入歌曲创作当中,又以通俗凝练的手法展示出“国粹”京剧艺术的魅力。京歌《粉墨春秋》内涵丰富,其创作背景底蕴深厚,曲式结构层次分明,艺术特征突出鲜明,京剧元素的运用使其民族性更强,是京剧元素与民族声乐的完美结合,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德彪西钢琴音乐与中国近现代钢琴作品对比研究——以《水中倒影》《平湖秋月》为例

德彪西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创始人,敢于大胆尝试各种乐风,使印象派特有的织体表达、音响效果及音乐形式得以充分展示,形成了音乐层面个性鲜明的美学观念。德彪西吸取了东方音乐因素,中国的音乐形式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的音乐内容总与东方音乐相似。其钢琴曲《水中倒影》与《平湖秋月》这首中国作品关联性较强,大有异曲同工之感。《水中倒影》与《平湖秋月》在音乐创作理念、方式、技法、旋律构成等方面类似,但二者写意意境有所不同,技法也有所差异,但不能否认文化交流之处。

仪式向文本的过渡--春秋赋诗的诗学传播价值

在西周时期诗与乐舞结合起来,成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诗的传播呈现仪式的一致性。由西周仪式中歌诗发展到春秋时期的赋诗,诗的仪式性逐渐淡化,文本意义逐渐凸显。诗的传播经历了由重仪式到重文本的转变过程。在春秋赋诗中,诗仪式一致性逐渐解体,而文本的一致性尚未产生。这导致了关于诗文本意义的多义性解读,从而使得诗所承载的西周宗法观念与文德武功思想面临传承上的断裂危险,恰恰是赋诗中遵循的"赋诗观志""歌诗必类"等原则,暂时承担了文化传承的责任。直至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诗文本进行经典化阐释,诗变为《诗经》,形成了诗的文本一致性,保障了中华文化的一致性传承。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春秋赋诗的文化透视

春秋赋诗是《诗经》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赋诗”介于“歌诗”、“诵诗”之间 ,盖类似后世之吟诗。春秋赋诗按其义例可分为礼仪外交类、言志观志类、劝戒讽谕类三类 ,然总体上都可以叫做“赋诗言志”。其特点一是古诗新用 ,二是借此言彼 ,三是断章取义 ,从而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隐语对话式的复杂而微妙的传播接受机制 ,一种暗含着“兴观群怨”之作用的高妙的用诗机制和独特的解读机制。赋诗是春秋这一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其起始、兴盛、衰落都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春秋赋诗这一独特而亮丽的文化景观 ,在《诗经》

“我正悲秋,汝又伤春矣!”——宋词主题研究之一

“伤春”与“悲秋”这一传统的文学主题在宋词中表现得非常集中、强烈。其中的“伤春”主题大致有两方面的内容 ,有的旨在抒写时代哀感 ,有的重在表现身世之悲。前者主要产生在风雨飘摇的乱离时期 ,针对性较强 ;后者则是特定环境下某种情绪的流露 ,意义指向是多元的 ,但与“忧生之嗟”更为相近。而“悲秋”的心理指向主要定位在“感士不遇”方面 ,在南宋作为抗战志士的词人身上表现为更为悲郁的“英雄失路”的情怀。到了朝代鼎革的宋元之际 ,词人“悲秋”更多的是将“悲身世之秋”与“悲时代之秋”打并在一起。

宋襄公畸形“仁义”心态之文化内涵解析

宋襄公以"让国"而博得"仁义"之名,宋楚泓水之战又以"仁义"而败覆。他的"让国",似乎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智慧;泓水落败,却又暴露出一个阴谋家的愚蠢。其实,自矜仁义的宋襄公是一个凶狠残忍的伪君子。宋襄公这种畸形的"仁义"心态,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其产生的特殊原因。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吟诵《诗经》在春秋外交辞令中的作用

《诗经》具有很强烈的文学色彩,但是在我国春秋时期却被用来从事外交活动,使外交活动披上了文学的外衣。 其主要表现在揣测对方之意图、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搬兵求救、劝说君王等方面,使得这一时期的外交辞令尤显高雅。

北宋《春秋》学与史学

《春秋》"义法"经由宋代史家的阐发后,不仅成为一种史书编纂方法,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在《春秋》学的浸润下,北宋史家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进而对史家的修史职责、撰史思想、史学体裁和范围等都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历史撰述在《春秋》学的影响下,史学经世的旗帜渐趋鲜明,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

蜀派琴曲《秋水》研究

文章论述蜀派琴曲《秋水》的曲谱演变、音响传承情况,并着重对该曲的曲情与哲学内涵做了较深入的阐释,同时还对《秋水》的结构进行了分析,并阐述《秋水》演奏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