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改”背景下新编秦腔《武松锄奸》的成功及借鉴意义

20世纪中期在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背景下,白雨新编了秦腔《武松锄奸》。《武松锄奸》对《水浒传》进行了新的创造,将侠义思想与人民性结合起来,塑造了一个具有侠义精神与人民英雄兼备的新武松形象。对我们今天传承发展经典文学有借鉴意义。

宋杂剧首服“诨裹”的形制与流行原因

首服“诨裹”最早出现并流行于宋代,是一种经过杂剧艺人夸张、变形处理后,带有滑稽色彩的头巾,也是副末或副净表演时使用的一种首服,与宋杂剧滑稽调笑的表演形式和角色属性有关。本文从物质文化研究角度出发,通过文献与文物的相互印证,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宋杂剧艺人首服“诨裹”的主要形制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并与宋代乐舞艺人首服缠头的形制不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流行原因与宋杂剧表演形式和角色扮演的需要密切相关;它是在宋人日常生活首服基础上加工创造出的“新首服”。宋杂剧艺人的“诨裹”样式,为后世元明杂剧首服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创新基础。

论南宋戏曲世俗化形成以及传播途径

南宋在中国戏曲传播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代,遍布各大都市的瓦舍勾栏,为戏曲的广泛传播准备了合适场所。一批生活于市井,同时又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会才人”成了戏曲传播的第一创作者。文中主要从南宋的戏曲世俗化的形成以及传播途径进行探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南宋戏曲世俗化的发展进程,也有利于对中国音乐发展史的研究。

从[孟姜女调]到歌仔戏[七字调]——民歌戏曲化的文化考察

[孟姜女调]随北方人民南迁入闽,其变体“七字仔”又随移民脚步“过台湾”,在当地交杂的社会环境下与客家民歌交互相融,出现了旋律形态的进一步变易,乐师的记谱、演奏习惯及伴奏乐器的定弦亦随之发生适应性改变。从[孟姜女调]到歌仔戏[七字调],是民歌在闽台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传播、交融、发展并最终成长为戏曲唱腔的戏曲化过程。

清代何元炳《采茶曲》新考

清代江西乐平人何元炳,曾作有《采茶曲》组诗八首。经考证,我们发现,该《采茶曲》是何元炳到江西新余蒙山一带旅游时所作,成诗于他赴安徽任职之前。因此,诗歌内容与安徽无关。该诗只能证明,何元炳碰到了很多从湖北黄梅县来蒙山务工的茶农,这些茶农在“揀得新茶”后唱茶歌。因为茶歌与以“歌舞演故事”为特征的采茶戏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何元炳的《采茶曲》,无法作为黄梅县在清代是否有采茶戏的证据,以及采茶戏是否向外省传播的证据。

中国当代流行戏歌创作研究——以京歌为例

“戏歌”是中国当代(流行)歌曲创作中特有的歌种。其是指以某一种或几种戏曲、说唱音乐为素材,运用歌曲写作手法或借鉴戏曲的编创手法创作的,具有一定地域、剧种风格的现代歌曲的类型。文章将以京歌为例,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作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当代流行音乐中戏歌的创作规律与艺术特征,进而阐释其理论与现实意义。“戏歌”创作中“戏”与“歌”两者之间的比重主要受到创作主体的类型、创作手法的差别、演唱主体、演唱方法的构成以及相关传播媒介的变迁等因素的影响。戏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于使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瑰宝借助这一载体得以现代流行化的继承与发展,“戏歌”所承载的审美、教化功能亦是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以其为载体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在当代弘扬光大。

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二次高峰——1986-1992年中国流行音乐创作民族化的历程

1986-1992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流行音乐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上承1978年以来抒情歌曲为主的过渡期,下启1993年起“泛地域”风格的城市民谣风,成为“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流行音乐创作的第二次高潮。该阶段以崔健《一无所有》(1986)为代表的“西北风”为开端,涉及“东北风”“东南风”等多地域,以及藏、蒙等多民族音乐风格的流行音乐创作。此外,戏歌、古诗词风的流行歌曲,也是这一阶段流行歌曲民族化的歌种类别。音乐理论界对“西北风”歌潮等问题的起因、意义、得失,以及与民族音乐的关系的相关探讨也为其后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发展提供了社会价值取向与基本范式的借鉴。

论王国维的“戏曲意境”理论

王国维将意境理论引入戏曲研究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戏曲意境”理论。首先,“戏曲意境”理论既脱胎于中国传统意境论,又汲取西方哲学、美学思想,关注个体命运。其次,“戏曲意境”理论具有“自然”与“言外”这两重内涵,前者聚焦于艺术真实,后者面向世界与人生的本真状态。最后,“戏曲意境”理论提升了戏曲地位,使其走出了“不登大雅之堂”的低下境地,又启迪后来学者,成为“剧诗说”等舞台表演理论的基础之一。

京歌《粉墨春秋》的演唱探究

京歌将典型的京剧艺术素材融入歌曲创作当中,又以通俗凝练的手法展示出“国粹”京剧艺术的魅力。京歌《粉墨春秋》内涵丰富,其创作背景底蕴深厚,曲式结构层次分明,艺术特征突出鲜明,京剧元素的运用使其民族性更强,是京剧元素与民族声乐的完美结合,是对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基于梅兰芳表演美学的京剧动画表演研究

京剧动画是动画与京剧相结合的特殊民族动画类型。其在表演上以京剧的程式化表演作为依托,又吸收了梅兰芳表演的改革思想和立象表意的实践追求,形成了戏剧化、弹性化、程式化的动画歌舞表演特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京剧动画表演的基本原则和表演核心的深入分析,具体解读了“移步不换形”的京剧改革思想和创造身体意象的表演追求对京剧动画表演形成的重要影响。

论欧阳予倩对《长恨歌》的新剧改编

欧阳予倩作为中国近现代戏曲改革的代表性人物,积极从中国古典名篇中进行情节摘选,不仅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进行舞台演出,完成了戏曲艺术的多角度尝试,还根据唐代诗词《长恨歌》中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走向,创作了戏曲剧本《长恨歌》。在改编过程中,欧阳予倩保留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的有机组合,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进行融洽,在具体的文本改编中,体现个人的艺术表达,满足当代观众的接受水平。在新剧《长恨歌》中,欧阳予倩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着意表现反抗奢贵君王的气节,在表现安禄山精神气质的前提下,着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编树立了典范。

传统戏曲演唱技巧在民族声乐中的运用与借鉴——以创作歌曲《梅兰芳》为例

在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中融入传统戏曲演唱技巧,是近年来学科内普遍关注的研究课题。文章以创作歌曲《梅兰芳》为例,对作品进行多维度人文解读与创作技法剖析,以亲历者的切身体验,阐释演唱过程中的理解与诠释,在把握中国民族声乐与传统戏曲演唱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在"润腔"与"表演"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重点探究。

新秧歌运动:解放区抗战歌谣的新高潮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最早的实践成果,解放区秧歌剧与新秧歌运动第一次较为科学地实现了传承借鉴中西音乐、戏剧、舞蹈、诗歌等文艺形式和艺术技巧的统一,实现了深刻的历史政治语境与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实现了抗战时期的时代旋律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统一,开创了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文艺形态,也开启了解放区及新中国全民沸腾的群众性文艺运动的崭新时代。

歌曲翻译研究:基本范式、理论框架与前景展望

歌剧翻译历史悠久,但相关研究却在整体上属边缘研究领域,二○○八年以来,歌曲翻译研究在西方学界发展迅速。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界盛行的“语言至上”和“音乐至上”两种价值观引导了关于歌曲翻译对象、目的和策略的论争。歌曲翻译研究整体呈现出对象多元、目的多维、方法多样等特点。学界虽综合利用多种理论框架,从文本内、文本间和文本外等三层面对歌曲翻译展开了研究,但现有研究仍存在核心概念模糊、研究视阈狭窄、理论视角匮乏、本体研究缺失等问题。继续扩大歌曲翻译研究领域,构建歌曲翻译术语和概念体系,推进本体研究,实现音乐学、声乐语言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研究等学科与翻译学的实质性结合应成为未来歌曲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

再谈我国民族声乐继承传统问题(2)

我国传统民族声乐源远流长,异彩纷呈。由于受外来声乐教育模式的过分影响,使得本土民族声乐的价值,并未得到专业界以及国家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在当今如火如荼的全球化大潮中,国与国之间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竞争,而且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作为文化软实力范畴的民族声乐,一定要在继承、创新中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中国民族唱法发展的新思考

以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矛盾和冲突为背景,从2种不同声乐艺术的共性表现因素出发,对美声唱法影响下的民族唱法的发展进行一些新的思考,为使我国民族唱法能在美声唱法的影响下,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文体建构述论

中国戏曲学科开山之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王国维戏曲研究的理论总结和戏曲文体思想的系统阐述。它在前代理论成果基础上和西学的影响下,针对长期以来戏曲归类、称名、体貌、源起模糊混乱、戏曲被目为"体卑"等而下之的情况,以明确的文体意识将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而高抬曲体;在研究思路上,探讨"体"的观念并梳理戏曲之"体"的演进;在研究方法上,通过考源、定名、辨体,"考史""建体"两条线索交叉并进,确定了"成一定之体段""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的戏曲文体观念,说明"真正之戏曲"具有"以歌舞演故事"的表演形态和代言体的语言形式、"自然""有意境"的风格特征,最终达到"体制遂定""纯粹之戏曲"的逻辑构建和现实结论。《宋元戏曲史》开启了戏曲史写作的先河,奠定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研究范式,更发明了戏曲的文体意义,明确了"真戏曲"的文体形态和文体风格,展现了戏曲卓尔不群的风貌,戏曲之"学"由此创立。

民族音乐学视角下的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歌剧化进程研究

民族音乐学研究以它博大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给予世界每一个角落里存在的民族音乐文化广阔的研究空间。它是任何一种民族音乐形式存在及其自身价值体现的有力理论依据。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从其自身的起源、发展,到今天的挖掘、整理,充分证实了这种音乐形式的存在价值及其宝贵之处,特别是它的音乐表演中戏剧化、艺术化的音乐语言与矛盾冲突,成为叙事民歌不断被传承、创新的思想源泉,而这也是世界各国成功的经典歌剧的共性之处。今天如何将传承与创新科学化地应用于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的转型研究,将这古老的艺术体裁紧密联系当今世界的艺术舞台进行传统的衔接与形式上的创新,是音乐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通过以民族音乐学视角下的音乐研究理论方法为指导,对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的世界舞台化艺术形式——歌剧理论形式进行论证,从而使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为更多人所熟知和喜爱,加快蒙古族音乐文化世界化的进程。

如歌抒咏 直指人心——音乐剧音乐创作散论

文章首先分析了音乐剧与严肃歌剧在音乐的戏剧性和抒情性诸方面的异同 ,进而指出 ,在音乐剧的音乐表现体系中 ,歌曲创作和旋律写作是第一要素 ,并在分析欧美音乐剧创作成功实例的基础上 ,探讨了音乐剧各种音乐形式 (宣叙调、重唱、合唱、舞曲、纯器乐段落等 )的艺术特点 ,从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经验 。

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误区与现实选择——兼谈张曼君“新歌舞剧”的历史定位

戏曲现代戏创作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理论误区:一是把程式性作为中国戏曲的一大特征,进而认为,戏曲现代戏创作如果不实现程式化,就不是戏曲;二是把行当化视为戏曲的又一特征,进而认为,戏曲现代戏必须用行当塑造人物,否则就不是戏曲;三是把"戏曲化"作为创作的目标,把"戏曲化"作为评价现代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然而对什么是"戏曲化"却语焉不详。但是这些理论误区并没有束缚戏曲现代戏创作的实践。以张曼君为代表的戏曲导演,在现代戏的创作实践中,创造了"新歌舞剧"现象。这实际上是回到了传统戏曲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以"乐"为本位的综合艺术形态上,从而突破了"程式化""行当化""戏曲化"的魔咒,探索出了戏曲现代戏创作与发展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