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相较于两晋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宋代士人阶层向下流动原因考论

宋代社会阶层流动异常活跃,尤值得注意的是士人阶层向下流动。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多方的机会结构驱使下导致向上流动的难度提升这一客观事实。此外,宋代科举制度的两面性虽然存在,但不影响统治阶层将其作为调节资源、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当仕宦家族的地位仍需依靠科举考试来维持时,宋代社会的性质已然有所改变。

论宋代的妒妇

宋人对妒妇现象特别重视,相关记载不绝于书。按照发泄嫉妒情感的方式的不同,宋代妒妇可分为悍妒型、狡妒型、自虐型三种类型。从情感、家庭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宋人对妒妇现象多持批评态度。宋代妒妇产生的原因众多,礼制和法律对妻、妾、婢判然有别的地位规定,宋代社会对“齐家”的重视,婚姻不尚阀阅、以财产论婚姻以及士大夫以离婚为耻,都助长了妇妒之风。宋代妒妇现象的出现,既是不平等婚姻制度的产物,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畸形觉醒的体现。宋人止妒的失败证明了不推翻旧有的婚姻制度,任何措施都不能解决妒妇问题。

士大夫政治下的赵抃御史生涯述论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考察

读者与文本的交流,除了形成文学作品的意义,阅读文本往往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读书诗就是此类典范,但一般论者往往忽视其史料价值。北宋承五代之乱,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因而也产生一股自我理性反省的时代思潮。这一时期,由于科举规模与内容的扩大、书籍出版的技术革新,加之“诗从书中来”的风气渐盛,读书诗由此兴起。在阅读史的视野下,尝试通过对黄庭坚及其读书诗的研究,借以探察宋代士人关于阅读的各类活动,并兼而论述读书诗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家无余赀”——略论宋代官员的轻财士风

在宋代官员的传记中,“既没,家无余赀”的人生结局频频出现,这类官员人数不少,很多甚至因近乎赤贫以致无法殓葬。关于宋代官员俸禄的探讨很多,也出现了宋代官员实际俸禄并不高的论点,但俸禄再低也不至于使这些官员面临“既没,家无余赀”的境地,其中定然还有其它原因。历史文献表明,这类官员有着相近的士人之风,清廉自持、任侠好施、不吝钱财,展现了宋代官员的时代风貌,这也是其“既没,家无余赀”的主要原因。

宋代士人家族中在室女的家庭角色及地位——基于墓志资料的分析

以宋代士人家族中终生未嫁的在室女为研究对象,以墓志碑铭等为基础史料,将出土墓葬资料与传世墓志文献相结合,对这些文献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比对,分析宋代士人家族中在室女未嫁原因,以及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并从生前接受的家庭教育和身后享有的丧葬形式,探讨宋代士人家族在室女在父家的地位。

探讨南宋士人“地方化”问题研究的一部力作--《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读后

《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关注南宋江西地域士人集群的历史现象,论述南宋江西士人社群的构建形式、构建过程,并重点分析了江西士人社群与南宋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该著作既有力推进了南宋士人“地方化”议题的探讨,还为宋代士人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分析个案和坚实的资料基础。

百器惟新: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来源研究

文房瓷器是书斋中瓷质类的文房器物。本文以设计学与图像学的方法探讨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来源。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既来源于日常器物的形制,也有因统治者推行文化复兴运动下器物形制的摹古;还有在形制上互效不同材质的工艺品;此外,文房瓷器不同窑口间同工互效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各窑口之间互效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在各自窑口的基础上模仿、创新。最终形成了宋代文房瓷器百器惟新的设计面貌。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从贬谪亭记文管窥北宋士大夫的困境心态

通过对贬谪亭记文创作情况及士大夫代表作品的探索,从实际遭遇和文学观念两方面阐释士大夫迁谪与亭记文创作的关联,以阐述贬谪亭记文的创作契机;结合北宋士风及彼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分析贬谪亭记文中所展现的“兼济”“适意”两种士大夫困境心态;进一步从儒释道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亭记文中所展现的贬谪士大夫对道、理想及人生的重新审视,认为贬谪亭记作为其困境下的作品,更能体现士大夫文化心境的真实、深度。

宋荦的雅集唱和活动及康熙诗坛领袖地位的确立

宋荦是清初著名诗人,诗歌创作数量颇丰,与王士禛共同引导康熙诗坛诗风走向。宋荦对诗文创作热情极高,官位不显时,便树立了成为“风雅总持”的理想。他酷爱交游,早期在其父宋权与侯方域等人的引荐下,得以结交魏禧、王弘撰等著名遗民,并获得他们的认可与赞誉。宋荦还热心奖掖后进,每到一处都与当地文人更倡迭和。康熙四十二年(1703)《江左十五子诗选》的编刻,使其诗坛领袖地位得到官方认可。虽然历来研究者对宋荦的诗歌成就评价不一,多将其作为文学“组织者”来看待,但是从诗坛影响力来看,宋荦的确是康熙诗坛唯一能与王士禛媲美的诗坛领袖。

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北宋神宗时文彦博所云“为与士大夫治天下”,今学界一般认为其指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也有认为此语当解释作“(天子)是替士大夫治理天下”者。通过详细引证比勘诸史料,可知文彦博语远绍孟子“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语,而自汉宣帝言“与我共此(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以来,“共治天下”说为包括宋朝的历代君臣所普遍接受,只是文彦博代之以“士大夫”而已。故文彦博所说之“治天下”及其他宋人所云之“共天下”“同治天下”,大抵皆为“共治天下”之意。

科举与北宋士人审美共同体的建构

北宋是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举制,完善、成熟的科举制意味着平民士人进入政治舞台。不同于魏晋门阀士族,科举出身的士人没有门第可依,必须寻求出身相同、理想相同的同道作为政治基础,这是一种自觉的士人共同体的建构,也形成北宋政治突出的一个现象:结盟与朋党。士人跻身仕途的途径是科举,科举考察的是文化,因而北宋士人大多博学多识,以“文”著称。他们建构政治共同体的主要途径也是“文”,具体表现为集会、酬唱、书信等形式。“文”包含审美,这意味着他们在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同时也在建构审美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在范围上要大于政治共同体,在政治上他们因为不同的政见而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但在审美上表现出共同的趣味。身处唐宋变革的转折点,北宋士人以他们卓越的文化素养和强大的审美能力,建构了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

采诗诉求:士人心态的映现与价值取向的含蕴

“采诗诉求”是指中唐以来因采诗制度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恢复,而在士人、文人间产生的要求朝廷重设采诗官、期待诗歌被采集的呼声。这一诉求首先由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初期集中提出,他开始将基于外在政治目的的采诗传统转化为士人的内在价值诉求。采诗诉求涵括了制度期待与自我期待,映现了士人心态、身份意识及生命价值取向,含蕴着期待、无奈、失望乃至愤懑情绪,形诸于诗文之中而成为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唐至宋元以来,采诗诉求从对外在制度的呼吁和要求出发,逐渐发生主体转向,士人开始自觉担荷采诗使命与自发采诗,深层次地反映了士人寻求并重建个体价值的心路历程。基于主体视角的采诗诉求研究,可从一个特定角度理解政治制度与士人心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前后居庙堂四十二年,以恪守成宪而著称。宋仁宗在亲政前,因深受传统教育与母后管教的影响,形成温顺的性情。这一成长经历促成了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朝政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他依赖文官士大夫处理政务,以包容的方式运用皇权,这不仅使得朝堂颇具宽松的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官政治的发展。在此阶段,统治集团因循守成,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魄力,从而面临愈益严重的内外挑战。故当时虽称承平,宋廷域内统治稳固,特别是在崇文抑武路线引导下,文教建设蒸蒸日上,由此颇得后世宋人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边患未绝,甚至几度出现了边防危机;政治上则日趋保守,致使朝政积弊随之加深。宋仁宗时代的统治,就此呈现出明显的内忧外患之势。

士之背叛:《清明上河图》与北宋国家意识的沉潜

士人的崛起使宋代各层级转型的同时,亦推动政治生态重构。北宋中后期在党争漩涡的冲击下,士人艺事亦涵括诸多深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最具典范意义。可惜现实主义的画谏却被视为艺术渲染的政治工具,而士人阶层的视若无睹最终使国家意识渐趋沉潜。画之隐喻与国之意识构成“内圣”“外王”的关联,由此显现得淋漓尽致。

灯光烛影中的文人情怀:黄庭坚诗歌意象论

灯烛是古代诗歌中的独特意象,颇具审美价值。宋以前,灯烛意象常含“孤独”“伤逝”“闺怨”之意,至宋,其文人意趣大开。黄庭坚是宋代文人中描写灯烛较多的诗人,就此深入,既可一窥山谷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与生命感悟,也可从侧面体察宋代文人与晚灯夜烛的情感羁绊,感悟宋人于灯光烛影中寄托的文人情怀。从意象概说、意象内蕴及描写归因三方面展开讨论,发现山谷诗中的灯烛意象常以某种固定类型呈现,传达出诗人的苦读之志、思友之意与人生之叹。“灯烛”同书卷与好友之间的情感联系是宋诗独具文人情味之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历史解释与王朝认同——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论研究

基于对南宋政权合法性的考虑,南宋士人在诠释三国正闰时,皆以蜀汉为正,魏、吴为闰。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诠释,一是以帝王血胤为依据,表明刘备以汉室后裔身份建立的蜀汉政权当属正统;二是基于汉王朝连续性的角度,将蜀汉作为西汉、东汉的继承和延续。在此基础上,南宋时期编纂的三国史书中,或将蜀汉帝王纳入“帝纪”,或取蜀汉年号纪年叙事,直观呈现蜀汉的正统地位。南宋士人的蜀汉正统主张,与南宋君主的帝室血胤以及“赓续”北宋的立国方式紧密相关,是其王朝认同意识在历史解释层面的典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