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文化影响下的宋代屏风审美意象浅析

士人文化是推动宋代屏风家具发展重要的引领之源,其派生出的美学观念被视为华夏家具美学之典范。屏具作为古代家具中较为别致的家具门类,其具备功能和装饰属性,同时承载着士人精神理念与情感寄托。当前对屏风家具艺术的研究多在历史文化以及图像分析方面。基于前人对中国古代家具艺术的梳理和研究之下,从宏观背景影响延续至微观设计之转变,探讨宋代士人美学观对于宋代屏风家具造物观念的影响。通过将屏风家具的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以形制复原、类型划分、不同阶层的屏风家具形制进行对比,结合唐、宋、明三代屏风家具的艺术特点,综合概述宋代士人审美融于屏风家具中的造型、材质、装饰及意境美学的表征,从而形成了宋代屏风家具独特的雅致秀美之形、自然质朴之材、素洁巧构之饰以及气韵超然之境的艺术特点,进而为当代宋韵屏风家具的设计提供了思路和启示。

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论宋代的妒妇

宋人对妒妇现象特别重视,相关记载不绝于书。按照发泄嫉妒情感的方式的不同,宋代妒妇可分为悍妒型、狡妒型、自虐型三种类型。从情感、家庭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宋人对妒妇现象多持批评态度。宋代妒妇产生的原因众多,礼制和法律对妻、妾、婢判然有别的地位规定,宋代社会对“齐家”的重视,婚姻不尚阀阅、以财产论婚姻以及士大夫以离婚为耻,都助长了妇妒之风。宋代妒妇现象的出现,既是不平等婚姻制度的产物,也是女性主体意识畸形觉醒的体现。宋人止妒的失败证明了不推翻旧有的婚姻制度,任何措施都不能解决妒妇问题。

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相较于两晋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宋代士人阶层向下流动原因考论

宋代社会阶层流动异常活跃,尤值得注意的是士人阶层向下流动。究其原因,核心在于多方的机会结构驱使下导致向上流动的难度提升这一客观事实。此外,宋代科举制度的两面性虽然存在,但不影响统治阶层将其作为调节资源、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当仕宦家族的地位仍需依靠科举考试来维持时,宋代社会的性质已然有所改变。

宋太宗的崇文表现及其与朝政转向的关系

出生于五代乱世的宋太宗,原本文化修养有限,但在位期间却表现出浓厚的崇文倾向,无论是在政策措施层面、与文臣及士人的关系上,还是在自身的行为方面,都做出了罕有的积极姿态,因此被后世宋人视为“崇尚儒术”的君王。宋太宗与宋太祖这种明显不同的特点,是伴随着两次北伐失败而逐渐形成的,其根源则与当时朝政导向的转变存在密切的关联。在边患压迫的紧张形势下,武功之路却遭遇到碰壁,宋太宗只得转而追求文治。宋太宗时代,文官士大夫开始崛起,逐渐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紧密结合,为宋朝文治路线及其朝政导向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折射出宋太宗朝文治路线的基本确立,并对后嗣君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构“言论”合法性:民国初年报刊与政治关系考析

进入民国以后,对共和政治的厌倦和挫败感弥漫于言论界。对于民国共和的失望,恰恰表明共和依然在读书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以何种方式重塑、再造共和,构成了时人的问题意识。再造共和不仅仅指涉一种政治实践,就报刊史意义而言,更带出了对报馆与国事关系的重新理解。报刊言论所具有的经世功能,固然不断受到质疑、反思,但与此同时,读书人又试图创造新的言论形式、语言风格,重构报刊与共和政治的关系。

“文”“儒”之变:宋濂的身份重建与元明之际的士风转移

元明易代之际,士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及自我认知发生剧变,宋濂是身处其中并推动潮流的关键人物。元末仕路难行,士人多栖身于“文人”之列,宋濂早年亦有攻习和创作古文辞的长期经历。但随着对理学的深度接受,宋廉的自我期许由“文人”转向“儒者”,他以自我书写等方式推动自身转型,以一介布衣标举“真儒”理想,力图重新揭士人的身份价值。逮乎明初,宋濂已出仕并以“儒宗”形象示人,其积极参与新朝礼乐教化,劝导士人不务文辞而明体适用,推动了一代士风转移。宋濂之所以成为有明“开国文臣之首”,与其对士人身份的根本思考与长期实践有关,这改变了“流而为文人”的学术史趋势,也启发了易代之后士林的身份自觉与文化担当。

士大夫政治下的赵抃御史生涯述论

士大夫政治全面形成的仁宗朝,长期担任地方官的赵抃入朝出任殿中侍御史。经过真宗朝的制度建设,宋朝的御史与谏官摆脱名不副实的寄禄官状态,开始行使监察的正常职能。从此,合称台谏的御史与谏官在宋代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士大夫政治极大地激发起多数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尚无激烈党争的相对正常状态下,台谏的言行也让监察制度的反馈机制得到了正常运作。赵抃担任御史的两年间提出大量的奏疏就是明证。除了各种一般性地是正朝政,让赵抃最能显示“铁面御史”风采的,则是与当朝宰相陈执中等权臣的激烈抗争。赵抃言行的典型意义不仅在于他个人的特立独行,更在于他完整地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风貌集于一身,即儒学思想与士大夫政治氛围这种历史与现实共同铸就的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担当精神。

宋代士人家族中在室女的家庭角色及地位——基于墓志资料的分析

以宋代士人家族中终生未嫁的在室女为研究对象,以墓志碑铭等为基础史料,将出土墓葬资料与传世墓志文献相结合,对这些文献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比对,分析宋代士人家族中在室女未嫁原因,以及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并从生前接受的家庭教育和身后享有的丧葬形式,探讨宋代士人家族在室女在父家的地位。

探讨南宋士人“地方化”问题研究的一部力作--《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读后

《南宋江西士人社群与地方社会》关注南宋江西地域士人集群的历史现象,论述南宋江西士人社群的构建形式、构建过程,并重点分析了江西士人社群与南宋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该著作既有力推进了南宋士人“地方化”议题的探讨,还为宋代士人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分析个案和坚实的资料基础。

阅读史视野下的宋代士人与读书——以黄庭坚为中心的考察

读者与文本的交流,除了形成文学作品的意义,阅读文本往往也成为一种创造性的转换,读书诗就是此类典范,但一般论者往往忽视其史料价值。北宋承五代之乱,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受到严重破坏,知识分子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以及道德伦常,因而也产生一股自我理性反省的时代思潮。这一时期,由于科举规模与内容的扩大、书籍出版的技术革新,加之“诗从书中来”的风气渐盛,读书诗由此兴起。在阅读史的视野下,尝试通过对黄庭坚及其读书诗的研究,借以探察宋代士人关于阅读的各类活动,并兼而论述读书诗的史料价值及其意义。

“家无余赀”——略论宋代官员的轻财士风

在宋代官员的传记中,“既没,家无余赀”的人生结局频频出现,这类官员人数不少,很多甚至因近乎赤贫以致无法殓葬。关于宋代官员俸禄的探讨很多,也出现了宋代官员实际俸禄并不高的论点,但俸禄再低也不至于使这些官员面临“既没,家无余赀”的境地,其中定然还有其它原因。历史文献表明,这类官员有着相近的士人之风,清廉自持、任侠好施、不吝钱财,展现了宋代官员的时代风貌,这也是其“既没,家无余赀”的主要原因。

宋代士大夫礼法观的演进及其影响——以肉刑论争为视角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肉刑作为一种常见刑罚被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与此同时,宋代士大夫围绕肉刑的存废、价值、功能等问题,对建立在“德主刑辅”基础上的礼法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论争,使“明刑弼教”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法律在儒家传统礼法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刑罚手段及重刑主义在国家治理中获得更大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百器惟新: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来源研究

文房瓷器是书斋中瓷质类的文房器物。本文以设计学与图像学的方法探讨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来源。宋代文房瓷器的形制既来源于日常器物的形制,也有因统治者推行文化复兴运动下器物形制的摹古;还有在形制上互效不同材质的工艺品;此外,文房瓷器不同窑口间同工互效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各窑口之间互效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在各自窑口的基础上模仿、创新。最终形成了宋代文房瓷器百器惟新的设计面貌。

Comments from young scholars: Can machines completely replace humans in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Recently,we asked some fields around the world to this issue: young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send us their comments about Can machines completely replace humans in manufacturing processes?If so,how should humans deal with this situation?If not,how can humans achieve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with intelligent machines?

基于引用评论加权的论文代表作遴选研究

论文代表作的科学遴选是保障代表作评价制度落地的基础工作,对当前“破五唯”的大背景下如何立新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意义。本文首先探析了论文代表作的内涵与遴选视角,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遴选模型构建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思想来源,接着从权威施引者和引用评论等级两个方面综合考量,构建了论文代表作遴选模型。最后,基于物理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入围项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遴选模型是一种典型的“优中选优”模型,能够较为精准地从申请人的众多论文中挑选出代表作。同时,与他引次数和影响因子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证实了本文模型的优越性——更具鉴别力且更稳定。

Scholars' Comments On the Series

The collection embodies the highest academic standard of China’s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lection is very timely and the series tells about how China can look upon the world appropriately and how the world can look upon China appropriately.—Fan Jingyi, Professor and Dean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not onl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prose development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eudal autocratic rule, any system implemented by the stat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all aspects of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it is rel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alents. Once it becomes a ＂basic national policy＂ , the role in social development is incalculabl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ang and Song prose development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thesis writing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n the prose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and ＂Eight great men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

苏轼:宋韵文化的样本——以浙江为中心视点的考察

作为宋韵文化的典型代表,苏轼从多个维度丰富了宋韵文化的底色,成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巅峰级的人物和神话般的存在。宋韵文化的精神特质在苏轼身上映现得尤为集中与明晰。如果对宋韵文化进行取样分析的话,那么最好的样本非苏轼莫属。苏轼一生三度任职浙江,以他在浙江的政治与文化活动为中心视点加以考察,足以得出他堪称宋韵文化之样本的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