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20年,屈原及楚辞研究持续推进。其研究主要涉及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屈原与楚辞作品传播与接受研究、宋玉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富,创见颇多。

2019年屈原与楚辞研究综述

2019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继续推进,成果丰富。本年度屈原及楚辞研究大致包括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翻译研究等方面。

2021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屈原及楚辞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2021年继续呈现出持久生命力,各类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迭出,涉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影响研究、楚辞文本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海外传播与翻译接受研究等诸多领域。

赋画双璧:宋玉《神女赋》和谢稚柳《高唐神女图》

宋玉《神女赋》塑造的高唐神女形象妖艳绝伦、光彩照人。1943年著名画家谢稚柳依据宋玉《神女赋》绘制的《高唐神女图》,直接取法于唐宋人物画尤其是敦煌飞天壁画,线条健劲生动,笔性圆厚浑融,所塑造的高唐神女形象雍容华贵,格调高古,充分体现了谢稚柳高超的人物画造型能力。虽然宋玉的《神女赋》和谢稚柳的《高唐神女图》表现对象相同,但是宋赋是文学艺术、语言艺术,谢画是绘画艺术、色彩艺术,二者各呈异彩,俱臻绝妙,语图互文,交相辉映,堪称“赋画双璧”。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万世学者之正鹄——论乾隆帝《御选唐宋文醇》中的韩愈

《御选唐宋文醇》是由乾隆帝御选的古文选本,引导、规范了乾隆朝的古文选本方向。乾隆帝在《御选唐宋文醇》中肯定韩愈、赞扬韩愈、维护韩愈,将韩愈作为儒家道统的典范,将韩文作为“醇文”的正面典型,为士人树立了学习的典范。《文醇》选入的岭南韩文,在肯定韩文艺术成就的同时,赞扬了韩愈为官岭南的政绩,肯定了韩愈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乾隆帝对于岭南韩文的批评也显示了对于边疆治理的政治思考。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墨学渊源诸种考证刍议

关于墨学渊源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若以“贵俭节用”与“祭天明鬼”的视角省察之,则可印证《汉书·艺文志》“墨出于清庙之守”的说法;若以“尚贤”“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二论为准,可追溯至“夏禹之道”与上古传统;就《墨子》引《诗》《书》的文本线索而言,以《淮南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说法佐之,可断定墨学的产生与周、孔所代表的早期儒家有直接之关系;若从墨学生发的文化背景来看,则殷商以来的宋地遗风乃墨学的思想源泉无疑。

Walking into the world of Li Yu

Li Yu is a failure as emperor,but as a ci writer h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indisputable emperor to take the crown.A brief life of Li Yu is first presented to account for his failure as emperor and success as a ci writer.Then some of his ci poems a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of court life,love and lamentation over past splendor.In the end,his achievements in ci writing are summarized by citing Wang Guowei's words from his Comments on Ci in the Human World.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湖南民歌中“湘羽”调式特性旋律音调研究

湖南民歌是先秦“楚歌”的一个自然而又合理的延续,它是历史的跟随者,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湘羽”调式特性旋律音调是湖南民歌中的旋律基因,具有悠久的生命力,是湖湘特有的音乐符号和文化标志,代表了湖湘音乐风格的传承和延续。

家谱所见三篇宋元人佚文辑考

家谱所载文章历来真伪参半,许多文章是伪托之作。若能把家谱中的文献和现有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则可确定其可靠性。经考订,《旌德吕氏续印宗谱》所载吕俞《丰溪族谱序》、《吕氏族谱》所录方回《迁歙始祖吕公墓铭》以及《闽沙邓氏族谱》所收《安抚邓公柞行状》,都与现存文献史料相合,足堪信据,可补《全宋文》《全元文》之未备。其中从《安抚邓公柞行状》一文,我们可知宋代文人邓肃的从弟邓柞的生卒年。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从宋玉《风赋》看赋家之“欲讽反劝”

宋玉《风赋》主旨难明,世人多有曲解。对文本进行深入品析,并从宋玉形象、相关作品思想倾向入手,加以佐证,能较为全面地把握《风赋》之讽谏本质。《风赋》关涉彼时赋作“欲讽反劝”之风貌,对其主旨之深刻探讨,也为深入体会赋体创作中“欲讽反劝”之现象创造契机,进一步确证《风赋》实为“欲讽反劝”。

宋玉赋象的首次整体书像呈现——评《宋玉辞赋书法作品选》

王玉书、曹炳然主编的《宋玉辞赋书法作品选》,收入了13位书法家以宋玉的16篇辞赋为创作题材的18幅各体书法作品,用不同风格的书像表达了对宋玉辞赋思想与艺术的理解与诠释,是宋玉辞赋的首次整体书法再现、宋玉赋象的首次整体书像呈现,在“文学书像论”和“赋与书同体批评论”的视域下检视,该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

“岂敢窥群策,悲秋自楚人”——吴国伦对宋玉悲秋主题的承继与发展探微

吴国伦晚年里居楚地,深受楚地文风浸染,且与宋玉有着相似的人格气质及仕途遭际,因此在创作中大量接受了宋玉《九辩》及其他作品,尤其宋玉开创的悲秋主题引起吴国伦强烈的情感共鸣。吴国伦汲取了宋玉辞赋的创作特色,继承宋玉的悲秋主题,表达身世之感、宦游之思、生命之叹、家国之忧等多重情感内涵。他在感伤的基调上融入了乐秋的情怀,表现出不同于宋玉的悲秋态度,是悲秋主题的拓展与深化。

《招魂》作者辨

《史记·屈原列传》结尾的太史公赞语已指出《招魂》的作者就是屈原。这是屈原作《招魂》的“铁证”。王逸《招魂章句》序内容与史料和《招魂》内容不吻合,因此“《招魂》为宋玉作”一说不可信据。后代一些学者对王逸说的修正是徒劳的。第一人称用“朕”并非宋玉的语言习惯,而是屈原的语言习惯。这进一步证明《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