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河北地区

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蒋介石利用河北地区分化瓦解"杂牌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先是把河北交给阎锡山,排挤冯玉祥。继而给了张学良,打击冯玉祥、阎锡山。又给了鹿钟麟,排挤八路军。又给了傅作义,对抗解放军。蒋介石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于被不断进步的时代潮流所淘汰。

忍痛含垢 终还清白——纪念宋哲元将军逝世67周年

1935年的华北形势危险万分,在日本的疯狂进逼下,蒋介石非常清楚,冀察两省和平津二市是保不住的,早晚要丢失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宋哲元手中掌握的二十九军实力对日实行敷衍、缓冲,尽可能拖住日本伪化华北的步伐。宋要想守住华北,必须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对日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宋代蒋受过两年之久,直到平津丢失,蒋亲自出面为其承担责任,宋忍痛含诟,委曲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终获国人的谅解。

宋哲元拒签《香月细目》原因初探

本文从《香月细目》的内容、《香月细目》的历史背景等 5个方面分析了宋哲元拒绝签订《香月细目》的原因。作者认为宋哲元对蒋介石的态度应该重新确认。

19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对日态度之比较

宋哲元与韩复榘同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后,两人相继成为华北的两大地方实力派。抗战爆发前,他们主政的平津、山东对国民政府都处于半独立状态。20世纪30年代宋哲元与韩复榘的对日态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两人对日态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进程,也决定了他们的最终命运。

张自忠与宋哲元关系述论——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个案的探讨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开始向华北地区渗透。宋哲元、张自忠作为华北地区的军政领导人,一直战斗在抗日救国的最前线。他们率领第二十九军将士,既有腥风血雨的拼杀,也有妥协与周旋的斗智斗勇,他们二人团结奋斗,或台前或幕后,妥密应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们在不同的战场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在战争中互相关心,相互勉励,直至1940年先后殉国。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他们二人忠心爱国,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团结奋斗的行为彪炳千秋、永垂不朽。

察哈尔抗战对冯玉祥的影响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控制汾阳军校,有炮兵团和手枪团也听其指挥。受察哈尔抗战失败影响,丢掉所有本钱,除自身的卫队外成了光杆司令。察哈尔抗战期间,冯玉祥能影响的旧部多为原西北军将领,地方实力派旧部将领未响应察哈尔抗战。其下野后,吉鸿昌未听其命令,原所倚重的汾阳军校师生,亦未完全按其指示听从宋哲元收编。福建事变期间,冯玉祥积极参与,但各旧部无一人出兵响应,使其认识到各旧部将领皆不可倚重。这时,冯玉祥的政治威望下降到谷底。

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对平津危机的应对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平津告急。作为平津地区军政首脑的宋哲元在处置这一危机时,经历了奋起反抗、坚决回击到妥协求和、谋求局部解决再到下定决心、被迫守土的曲折过程。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其狭隘地方、集团利益的困囿,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日方针的摇摆不定以及宋哲元对日侵略企图缺乏正确的判断造成的。

宋哲元军事爱国主义思想刍议

宋哲元将军是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抗日将军",自1907年随同冯玉祥征战,直至中原大战后,始独立执掌察哈尔与平津。在其任职期间同日军进行了不折不挠、斗智斗勇的斗争。爱国主义思想一直在他内心深处占支配地位,并最终付诸于军事实际。

抗战有功的德州籍国民革命军将士

抗战期间,宋哲元、周庆祥、刘维治、王长海、曹振铎、赵树桥、于霖瑞、李仙洲、鲁崇义等德州籍国民革命军将领率部转战抗战前线,多次英勇抗敌;德州籍国民革命军空军飞行员孙金鉴多次驾机与日军搏斗,在武汉会战中为国捐躯。

平津学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述论——以傅斯年为中心

1935年,日本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策划和实施“华北五省自治”图谋,其行为遭到全国人民尤其是平津地区广大知识分子的坚决反对。学界以《独立评论》骨干傅斯年、胡适等人为核心的部分平津学人,团结广大学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制止日本侵略者扩大侵华而积极努力。这批学人的主要作为有:一是利用声望、地位启导舆论,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亲日分子推行“华北自治”的实质;二是奔走各地,运用其特有人脉资源努力做有关地方军政大员站稳民族立场的工作,制止其与日人妥协、谈判和合作;三是利用多种形式提升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历史事实证明,平津学人为制止日本“华北自治”图谋做了大量实际而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何应钦北上为中心

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在内政外交多重因素交互影响下汹涌澎湃,国民政府为应对危局,任命何应钦以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的身份北上,与日本及华北地方实力派展开周旋。何应钦鉴于二十九军在华北异军突起的现实,主张由宋哲元主导华北政局,蒋何立场多有歧异。然而蒋介石与宋哲元围绕华北权力分配矛盾日趋激化,不仅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在日本、宋哲元的合作与抵制之下,被迫取消,并且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地方自治机关,开始成为冀察最高统治机构,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由此亦可窥悉国民政府对日外交,陷入从在地解决转为中央主导,再由中央主导被迫走向在地解决的恶性循环。

蒋介石应对卢沟桥事变新考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对于蒋介石的决策能力是一次严峻挑战。他从一开始就认定日军挑衅限于局部,不会演变成大规模侵华战争;在没有全面开战准备的前提下派遣中央军北上、发表庐山讲话,实为虚张声势,带有很大的投机性;授权宋哲元处理中日冲突,始终没有给出具体让步条件,本想推卸责任,却导致交涉失控。应对过程折射出蒋介石的思维方式、行事风格:始终心存侥幸甚至不切实际的幻想,易感情用事而缺少理智与冷静,极度自信却又不愿承担责任。

再论七七事变中的第29军与宋哲元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的日军借口演习士兵失踪,挑起卢沟桥事变,成为全面抗战的起点。事变发生之初,驻守宛平的第29军官兵对日军的进攻予以坚决的还击,击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与军事冲突相伴随的是双方的交涉,随着在8日夜达成和约,第29军将领逐渐趋向于和平解决事件。11日,宋哲元回到天津后,更是致力于对日谋和,并达成了若干协议,事件似乎出现了和解的希望。但日方只是以此为缓兵之计,在军事准备完成之后,即对平津发起攻击,第29军仓促应战,败走平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