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时期心悸病证治特点探析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证治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北宋时期,心悸病的发展多承晋唐“类分”思想之遗风,医家们注重对前朝医药理论的整理和继承,但又有所发挥。北宋医者新提出时气热毒、热邪两种病因,补入心实热、心中风和肾虚3种脏腑证型,扩充了他病致悸的种类,心悸的通用药物被首次提出,历代效验方在方书中也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整理。南宋时期,医家们受理学影响本经典、重求理,对心悸的病名和分类方式进行规范,发挥火热、脾胃气虚、血虚、气郁、痰浊等病机,并对心悸方剂进行精简,创立诸多名方,同时注重用药的次第问题,丰富了心悸的治法治则。纵观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部分用药存在古今变迁,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病机的理解及治法用药亦与当代不同,值得学习与借鉴。

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著对《诸病源候论》引用研究

本文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收录的古代医籍为研究范围,探析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籍对《诸病源候论》的引用情况,发现《诸病源候论》之成书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伤寒类”医籍发展的历程为《诸病源候论》在后世的流传保留了珍贵有效的史料与语料,给后人探寻古籍原貌提供重要依据。

浅析新见辽宋金元碑刻文字简化符号替代现象

辽宋金元碑刻虽时代靠后,但资料仍很丰富,传承异体字较多,因其特殊记录方式,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文字本真样貌,能直观反映近代汉字阶段发展状况。全面考察新见辽宋金元碑刻隶楷书汉字,可发现其中很多俗字都体现出简化倾向。汉字简化有多种方式,符号替代是较为特殊的一种。辽宋金元碑刻隶楷书简体字料有多种简化符号替代方式,其过程具有同一构件用不同符号替代、同一符号替代不同构件、跨构件替代等替代机制,具备与行草书相关、类推性、区别性、结构一致性、固定化、记号化的特征,替代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汉字工具性特点、受书写材料与书体影响和书刻者的主观改造。

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探赜

女性作为建构社会的重要角色之一,在该群体中呼应产生的头饰文化不仅是历史时序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集结物和艺术品,更是促成女性审美文化之一的必需品。选取辽金元时期女性头饰中的发饰与耳饰作为研究主体并探寻其中的文化意蕴,试图将文章的分析重点放置于历史承衍发展的视角下,并基于文化语义的基础探究辽金元女性头饰中文化生成的主因与结果特征,评析辽金元女性头饰文化的融合性与承接性。

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进趋势研究

纸币面额由不同数额和货币单位组成,是纸币名义价值最重要的核心标识。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可分为“贯陌”两等制、“贯文”四等制、“两钱分厘”四等制三种类型,主要以既有的金属货币为依据,通过“以钱计值”“兑银计值”“以银计值”三种方式设定。纸币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逐步从铁钱的价值向铜钱和银两的价值转换,单张纸币面额所标识的名义价值量逐步降低。这不仅是纸币流通范围扩大、日益深入基层市场的直观反映,而且体现了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进程中,货币流通格局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的演进。纸币自身的作用,也随之完成了从浓缩大额铁钱(铜钱)的价值,到替代铜(铁)钱、拆零等分银两的转变。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变,是总结中国古代发明纸币的成就和经验,认识中国古代纸币性质和特点的重要切入点。

海东青崇拜与辽金元政治生态的平衡

鹰猎文化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世代承传,作为鹰中极品的海东青,坚韧不拔、不畏强敌,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辽金元三个王朝的崛起,与他们忠勇尚武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海东青崇拜也是构成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海东青获取不易,进而影响到三个民族与周边民族及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海东青正常流动时,不同民族与地区关系较为和谐,君臣关系比较融洽;而超出正常使用范畴的求取,加剧了海东青输出民族与地区的负担,造成了政治生态的紧张,进而威胁到自身统治。

宋辽金时期厅堂木构建筑外檐斗拱构造方式浅析

宋辽金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南北交流更加频繁,催生出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的营建过程以及构造特点,文章以外檐斗拱为线索,对现存宋辽金时期厅堂类建筑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对象为辽代建筑独乐寺山门、宋代建筑少林寺初祖庵以及金代建筑晋祠献殿,将这些建筑外檐斗拱的构造方式拆解分析,进行对比,总结此时期建筑构造方式的转变趋势,为同类型同时期建筑的修缮与复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中医美白祛斑、散结除疤外用古方溯源(二)——宋金元时期选方用药特点

目的宋金元时期,中医古籍文献中记载了大量具有美白祛斑、散结除疤功效的外用方药。宋代此类方药以祛风利水、芳香通络为法,金元时期则侧重于理气活血、以白养白。本文根据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和辨证用药组方规律,结合不同时期中医学思想及著作特点,对此类外用方药进行挖掘、整理及分析,旨在指导临床遣方用药。

宋金元时期痰浊衰老相关性学说研究

痰浊衰老相关性学说萌起于《内经》时期 ,发展成熟于宋金元时期 ,完善演化于明清时期。旨在通过整理研究宋金元时期有代表性的医家对该学说的不同阐述和发挥的相关文献资料 ,提炼其合理内核 。

“粗放型”的辽金元廉政建设

采用政治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和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方法,探究辽金元廉政制度的特殊性因素,分析这一时期吏治腐败和政治动荡的深层原因,研究表明,辽金元廉政建设属于"粗放型",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辽金元政权在军事获胜后没有完成向"文治"的转变,但在客观上清理了中原政权长期积累的繁文缛节弊端。

辽宋金元时期葫芦形注壶比较研究

葫芦形注壶是葫芦形饮具中的常见的一种器形,在辽宋金元时期较为多见。在历史衍变中,葫芦形成为中原传统的器形,并在辽宋金元时期,因为社会生活模式、文化习俗、饮食方式和饮食器具组合的碰撞得到积淀和发展。通过这一时间段葫芦形执壶的比较研究,发现葫芦形执壶在结构形制上既具相似性又有区别性,探究出葫芦形注壶呈现出多种文化相渗的特色,是影响流行在辽宋金元时期的一种饮具,起初适用于北方民族的马上生活,并逐步适应了少数民族定居生活模式。

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

避讳、称谓和排行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三者有一定的关联,而在辽宋西夏金代又有其特点。本文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论述。

宋朝邮政管理体制的一个侧面——以进奏院的职责与官方文书的分类为中心

宋朝的进奏院大体上与现代国家邮政总局有相似之处，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收发官方文书，为了确保各种文书及时而准确地送达目的地，宋朝政府制定了很多相应的措施。具体而言，既包括对进奏院官吏的严格控制，也加强对各种文书的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官方按照传递速度和时间将文书分为“常程”和“急速”，按照文书的机密程度又有“实封”和“通封”之别。尽管宋朝制定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文书传递过程中依然漏洞百出，给宋代社会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

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

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数部学术水准很高的专著。台湾的宋代宗族研究尤为突出,深入探讨了宗族与科举、婚姻的关系,阐述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保持强盛的机制。辽金宗族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宋辽金元宗族的研究,需要将宋辽金元各时期宗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连在一起,注重宗族与社会历史断裂与连续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研究。加强地域性宗族研究,开展宋元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比较研究、宋元与明清宗族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北方地域文化与辽金元文学

辽金元时期 ,随着“北方”地域文化生态的变迁 ,大量的非汉族作家出现于文坛 ,少数民族语文学获得较高水平的发展 ,中原文学的中心也由传统的中原地区而向北转移 ,独立的北方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辽金元文学作为北方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 ,其基本风貌和审美品质 ,实际上也是北方文化与文学传统滋养的结果 ,是对北方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辽金元地域文化为北方游牧、半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的产物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上的三朝文学 ,所体现的社会审美意识、文学观念及其创作的内容。

宋金元诗歌“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追求

"列锦"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并非是宋金元诗歌中才出现的,而是早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便已产生。在汉魏六朝诗歌中,"列锦"手法的运用更是广泛。唐诗中"列锦"文本不仅更为常见,而且结构模式上有很多创新。唐五代词受唐诗的影响,"列锦"在结构模式上又有所发展。宋金元诗歌受唐五代诗词的影响,"列锦"在结构模式上续有新的创造。与前代诗词一样,宋金元诗歌中的"列锦"修辞文本建构,都是"有所为而为"的,其建构都带有特定的审美追求。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