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Confucian(ism)”概念的翻译、流传与阐发——以冯友兰的学术生涯为中心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1926)、谢扶雅(1928)、陈寅恪(1934)等人都在冯友兰的影响下使用了这一概念。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儒家(学)”概念又被用来指称现当代等其他时代的新儒家(学),标志着这一概念在当时国内学术界通行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后,卜德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等论著的流行,又促进了“Neo-Confucian(ism)”概念的普及。在“Neo-Confucian(ism)”概念的传播及阐发过程中,继承宋明新儒学并倡导返本开新的海内外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狄百瑞为代表)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宋氏家庭移民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军户移民现象

家族移民史是中华民族迁移史的微观基础,明代武功县宋家堡宋氏家庭移民的原因和时间的历史溯源,对透视明代中叶陕西庞大的军户移民有一叶知秋的学术价值。研究采取历史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试图还原明代中叶宋氏家庭军垦移民的历史真相,继而为了解明代陕西庞大军户的形成奠定微观基础。明代在陕西实施的军屯移民战略,可稳定国防、充实“宽乡”、减轻赋役,形成明代特殊的移民方式,使陕西成为全国军户移民最多的省份。宋氏父子两代人的血泪移民史,是明代陕西军户移民现象的缩影。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沿革探讨

该文对半夏曲传统制作工艺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宋代半夏曲的制作方法包括半夏姜汁制饼与制饼后发酵两种,以半夏姜汁制饼为主流。金元时沿袭宋代工艺,半夏曲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代医家对半夏曲的炮制机理进行了阐发,认为“片则刀峻,曲则力柔。”明代李时珍对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混淆问题进行了澄清,韩懋的《韩氏医通》收载了5首半夏曲方,对半夏曲配方的扩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代医家在继承《韩氏医通》半夏曲方的基础上,总结为韩飞霞制曲十法;当时的半夏曲与神曲的制作工艺相互影响。建国后,半夏曲的地方炮制经验深受清代影响,地方炮制规范逐渐趋同。该文同时对半夏曲炮制工艺中的“半夏”与“曲”孰重孰轻、半夏的前期处理、半夏饼与半夏曲的概念区分、面粉用量与添加时机、神曲粉的加入、白矾在半夏曲中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明清宋锦几何纹的构成元素解构与创新应用研究

明清宋锦几何纹种类繁多,构成方式独特。本文梳理宋锦几何纹的演变,廓清明清宋锦几何纹的种类,运用解构设计方法对宋锦几何纹的构成元素拆解,结合现代创新设计进行纹样重构,并寻求适配的创新应用设计,为传统纹样的创新注入新鲜血液与提供借鉴思路。

论郭店简《性自命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诗学关联

郭店简《性自命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情”的关注,充分肯定情感的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同时强调用诗、礼、乐陶冶性情、培养德行,从而使道德在人的内心扎根。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的内容来看,简文论《诗》具有强烈的主“情”或重“情”色彩,它在充分肯定真性情价值的同时,也主张用礼义来合理地规范、引导、约束情感。从两篇文献对于性情观念的阐发及情与礼关系的揭示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诗学关联。以《性自命出》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性情学说与礼乐教化思想是《孔子诗论》评《诗》论《诗》的思想来源,《孔子诗论》将早期儒家的性情哲学与礼乐教化思想绵密无间地融入了《诗经》的阐释中,呈现出尚情性、重礼义的双重特征。

体天格物——从宋明服饰花木纹样看民众岁时生活

“花木”是对宋明时期植物分类中“花、果、木、卉”的统称。花木纹样,是宋明服饰纹样题材中的一类,其品类多样、形态丰富,具有言志寓兴的文化意蕴。岁时,包括节令和节日,节令即二十四节气,节日包含上元、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庆祝或祭祀的日子。花木与人一同生活于时间系统之下,共同感受和反应自然的发展变化,宋明时期是我国古代岁时与花木文化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人们以花木映射岁时、装饰生活,表达对自然和人生的审美与哲思。以宋明服饰中的岁时花木纹样为研究对象,探析其所呈现的宋明时期人们在岁时之中的生活样貌;尝试解读在岁时生活的视角下花木纹样所含的象征意象;讨论在自然花木主题下的花木纹样中,体现的宋明时期社会人文的传承与发展。在宋明服饰中,岁时花木纹样的应用展现出当时民众应时应节的时间生活方式,花木纹样在宋明服饰中的应用具有“合天时,达人意”的装饰特点,传达出宋明时期“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生活哲思。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从《宋文鉴》到《明文海》:浙东学派“文章正宗”观的形成与新变

《宋文鉴》与《明文海》是中国文学史上两部重要的著作,集中体现了浙东学派“文章正宗”观的形成与新变。《宋文鉴》作为一部断代诗文总集,编选经过吕祖谦“由经入史,由史入文”的学术转化,构建出以宋六家为主体的文统谱系,以及“宋文正宗”的传道与文章范式。黄宗羲《明文海》取法《宋文鉴》,倡“明文正宗”说,将文统与学统相系连,以宋濂、王袆为明文开山,选文本于经史,主于经世之文,体现出追求内圣外王之道的倾向。黄宗羲远承南宋浙学,近接阳明、蕺山一脉,注重情至之文,所提倡的浙东文道思想更趋于圆融。浙东文献之学奠立了浙学的学统和文统。从吕祖谦到黄宗羲,浙东学派通过总集编纂,建构了崇经尚史、重于世用的学统和文统。《宋文鉴》与《明文海》也彰显了浙东学派文以致治经世的学术思想。

宋明理学视野下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

[目的]研究宋明理学的内在要求,揭示其对医德内驱、医德修养路径、医德目标以及医德思想等的塑造作用,以期为当代医德医风建设提供借鉴和有益助力。[方法]系统梳理宋明理学影响下,医家关于医德的相关论述及道德实践。考察中国古代传统中医医德的塑造方式及过程,研究医德内驱的核心内容、医德修养路径的关键要求、医德目标的实践途径和医德思想的根本原则。[结果]宋以后,中医医德是以理学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在理学家“识仁”“孝为仁之本”“明体达用”“理欲观”等思想的渗透下,古代中医逐步形成“推己及人”“知医为孝”“经世致用”“济世活人”等道德情感。[结论]古代医德在当今社会仍闪耀人性的光芒,通过树立道德榜样,引领医务人员形成“医乃仁术”“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道德标准。理学在现今依然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将理学中“识仁“”孝“”经世致用“”理欲观”等思想注入当代医德建设体系中,有助于构建新时代医德体系,推动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

论《诗经·小雅·鹤鸣》的主旨及创作手法

《鹤鸣》是《诗经》中的名篇,历代诗评家对其关注评论有加,对于《鹤鸣》的主旨,迄今主要有三类观点:一是认为属于劝喻讽刺类,二是认为属于山水写景类,三是认为属于贤者处世类。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历代学者对诗歌意象和文本逻辑的理解不同。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史料,辨析诗歌文本和各家观点,对《鹤鸣》之主旨及创作手法进行分析。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论太极拳中“太极”理念的形成

太极拳中的“太极”理念和传统哲学范畴的“太极”是不一样的,两者是一种包含关系。但目前的研究直接将两者混为一谈,使“太极”理念变得混淆不清。实际上,太极拳中“太极”理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先秦到魏晋,再到宋明才成型。太极拳中的“太极”融汇了各流派的思想,是一个综合理念,而非单一概念。

论宋代户绝之家的财产继承——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宋代户绝继承法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户绝之家财产继承制度不断趋于完善与严密。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案例分析可知,依身份不同,寡妻、女儿、继子等享有不同的继承权。寡妻改嫁丧失对亡夫财产的继承权,但嫁妆除外;寡妻守志享有不完整的继承权。继子的财产继承权受身份影响,立继子继承权等同于亲生子,命继子继承权受到比例与数额限制,且在有女儿时进一步受限。在室女、归宗女与出嫁女的继承权依次递减,且在有命继子时被进一步削减。

熊十力“尽心”工夫:以宋明理学批判为中心

熊十力接续心学一脉,在批判宋明理学静坐工夫有拘紧倾向的基础上,围绕孟子“尽心则知性知天”主张展开尽心工夫。在心性关系上,熊十力继承心学一元论的观点,将心、性、天等宋明理学范畴同质化。在心物关系上,与王阳明心外无物主张不同,熊十力持心物不二的观点,认为心物二分是导致工夫内外相分的重要原因,并提出化解工夫内外相分的办法是做好博文之功,即维持工夫在自然与人事两端的平衡。严格来说,熊十力并未能像朱熹、王阳明等宋明儒者一样构建起自身严密的工夫体系,但他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反思和批判对发展儒家工夫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明清俗曲文化的传衍路径及分布格局研究

明清俗曲在其传衍过程中,对我国诸多地域民间音乐样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影响了我国近现代传统音乐的发展格局。明清俗曲文化的传衍过程存在双文化中心现象,即京津文化中心和苏鲁文化中心,并通过自然传播和人为传播两种扩散方式,形成“两带一圈”的地理分布格局,在空间结构上主要表现为由文化密集地沿运河、长江水路蔓延式扩散的带状结构及人为跳跃式的点面结构。创作群体、历史文化环境、地理交通条件是明清俗曲文化传衍路径和分布格局的主要成因。

再次遇到王船山——兼评程志华教授《宋明儒学之重构》

程志华教授新著《宋明儒学之重构——王船山哲学文本的诠释》在四个方面颇有新意。就本体论讲,作者以“太极”作为王船山哲学本体,以“太虚”“天”“太和”“道”作为“太极”不同角度之言说;就历史哲学讲,作者以“进化”为基底,以“循环”为开展,提出王船山持“基于‘演化’的循环历史观”;就儒学史定位讲,作者基于“三期说”给出王船山哲学乃对原始儒学之“正”、宋明儒学之“反”而明末清初儒学之“合”的定位;就研究方法讲,作者探讨了“内在诠释”及哲学诠释的“道”和“术”,体现出强烈的方法自觉。这些方面对于王船山哲学的进一步开展具有启发意义。

略论宋、元、明时期橹的发展——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中心的考察

根据航行水域与目的功能的不同,宋、元、明时期使用橹的船只可以分为内河行船、沿海战船和远洋海船三类。在内河船中,橹在宋代已遍布南北主要水系,元代承之,明代则进一步发展出适应各自水系的船型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橹。橹的技术特点在宋、元、明时期较为稳定,没有显著变化。橹操作轻便,速度极快,声音响亮,数量上分为单橹、多橹,以双橹为常见,其局限性是不能航行于浅水且动力有限,不能在江河中逆流上溯。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中,常配备多橹快船,但橹又须与风帆篙桨相配合以保持动力,并且由于火器的进步,至明末时小型战船往往又弃橹用桨,以保证水手的安全。在远洋航行中,风帆取代橹成为主要的动力工具,但橹又必不可少,故而针对橹又设有专门的管理操作人员和管理制度。

宋明理学道统论视域下传统武术传承思想论绎

基于宋明理学道统论分析传统武术传承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仁义为本、德贯始终,厘定统序、标示正宗,以心传心、身体心验,技以承道、技道参融。其形成理路是,厚植传统武术师道尊严,深化传统武术谱系观念,发展传统武术礼制秩序,渗融传统武术义理范畴。其历史影响主要表现为:既培植了行仁由义的德性自觉,也滋生了假借仁义的伪妄现象;既深化了拳种门派的统序意识,也形成了相轻互斥的排他心理;既强化了体认自得的工夫方法,也催生了自以为是的偏蔽己见;既承继了志道精技的文化传统,也养成了离技论道的空谈陋习。辩证扬弃传统武术传承思想,回到其主要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场域进行多维审思,有助于更好地立足根本、返本开新,为优化新时期武术传承发展实践提供经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