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s Impacting on the Literary Translato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dvanced communicative technology,the new age has brought more challenges to 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The current translators have to face the issues of Machine Translation,global English,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etc.Especially for the literary translators,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ir work,they have to struggle more for handling these issues.In this article,I just want to present some of the issues which have impact on the literary translators deeply in the future.

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

日常用语中的“优化”指采取一定措施使事物变得优异。作为计算科学和运筹学中的重要内容,优化是指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选取某种方案以获得“最优化”的目标。将优化引入文论,可以与美化相关联,彼此之间有同有异。生成式AI中,优化有模型训练、创意提示、调试迭代三种方式。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被优化,与其作为物质基础的艺术媒介及其作品的“可修正性”有关。在优化的技术演进中,先后经历了手工加工时代的优化、机械复制时代的优化、数字创生时代的优化三个阶段。手工加工时代出现了诸如对“手稿”的“润色、修改”,对“乐器”的“调音”,对“原作”的“临摹、誊写甚至重写”,对“文物、遗迹”的“修复”等不同的“类优化”类型;机械复制时代出现了“参数优化”“剪辑优化”“表演优化”等类型;数字创生时代出现了以算法优化为核心的智能优化。将优化引入文论,需要警惕“最优化”的结果不是“奇异性”,而是“普通性”的算法悖论、数据和变量中的偏差不易被纠偏;相反,易强化成偏见的偏差悖论以及随机并不意味着不同,而只是相似,是风格的重复的生成悖论。

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中国问题:认知检省及其超越

当前,中国文论界对于中国问题的认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中国问题当作西方问题,以西方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在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上以西方为鹄的;另一种是把中国问题作简单回归传统的认识及理解,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及知识体系为范本进行文艺学知识体系建构。在中国问题的认知及知识体系的建构上,以上两种均存在理论的封闭取向,与认识和理解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相背离。中国文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实现对认知误区的超越及其封闭式知识生产困境的突破,就必须基于中国问题的实践性要求,进行有效的理论应答与言说阐释,从而避免上述误区及偏狭,并充分吸纳各种理论知识的合理成分,构建具有中国实践根基和民族特色而又不失国际视野的文艺学知识体系。

从口头诵唱到仪式展演:“亚鲁王”史诗的表述和接受

“亚鲁王”史诗的整体研究还有待推进,尤其在史诗的口头传统“接受问题”上,还需要突破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而转向多学科与多证据、多视野与多文本联动的整体表述观,聚焦“从小传统到大传统、从口头诵唱到文化文本、从仪式展演到文化表述”等视域下的接受与影响剖析,综合考察苗族“亚鲁王”史诗独特的口头传统接受问题与表述研究,推动“亚鲁王”研究朝纵深发展。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起初是中华民族睁眼看世界的一种选择,并未成为救亡图存的首选理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进步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曲折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过多次论争,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为人生”与“为艺术”之争。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虽显零散,但已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

古代西南各民族文学交融史料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古代西南各民族的文学活动中,民汉文学关系、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互融互通,构成一种自在的交流互动的文学图景,促进了古代西南各民族文学的发展。古代西南各民族文学交融史料文献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涉及文献学基础及史料编纂新构架;史料中的书面文学文献研究、口传文学文献研究和数据化存储与数字文献研究等三个层面的内容,以及两个场域(作为学科的“文献学”和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文献学”);文献研究的推进路径和学术站位等论题。在吸收学界相关文献整理策略的基础上,我们采用“搜集-辑录-研究-应用”的理路,将整理与研究有机结合,理论与应用互相匹配,循序渐进,推进大型文献《中国古代西南各民族文学交融史料集成》的编纂工作,以提高文献学研究的学术站位,将文学交融史料文献视作是各民族共有的文学遗产、文化遗产和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学交融史料中的义例义理与时代课题的研究相会通,为民族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增添新的华章。

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的“守正创新”:理论、路径与任务

中国特色文艺评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评论上的主要建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中国文艺发展的重要成果,体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在文艺评论方面的成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为中国特色文艺评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实践导向与话语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构成了它的文化内涵与精神底蕴。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特色文艺评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坚守人民立场,在现实主义批评精神的坚守与再造中,实现文艺评论“守正创新”的目标与任务。

论“文学自觉”的多元历史进程——30年“鲁迅问题”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文学的自觉"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也是"文学史哲学"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它关乎如何认识民族文学成熟独立的历史起点,也是文学史家把握文学自觉的多元动态进程、进行历史分期的理论基础。近30年来,围绕这一"鲁迅问题"的论争,这一命题则始终被视为只有单一内涵的"文学史问题"。因此,论争陷入了"各种观点自圆其说,不同观点相互对立"的僵局。要打破目前的学术僵局,让看似各自对立的不同观点,"各居其位,各是其是",必须转换学术思路:首先,从"文学史"回到"文学史哲学",在全面把握先秦以来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对"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前提假设"所蕴含的复杂内涵作一番学理反思和逻辑洗炼,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理论参照系;然后,再由"文学史哲学"回到"文学史",对不同时代、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内涵和特点做出准确界定,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和诗歌史著作,面临着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文学学科的设置调整和重新建构,二是大文学史观念的重新确立;三是中国当代旧体诗词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进入文学史的形态;四是经典作品的评鉴标准与尺度。确立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文学史地位,必须正视并解决好以上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是伴随着小说的产生而出现的,但其"理论"的概念及其具体内涵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及其理论的研究上,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更为客观科学意义的角度来说,却有些美中不足。诸如"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问题、古代小说的"劝惩教化"问题以及何为古代小说文体的本干和正宗问题等等,或是批评过于偏激,或是根本就没有触及,致使研究的结果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作者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较为全面的考察和较为客观的分析,提出质疑并作更为深入的探讨。

重写现代文学史中的五大问题

重写现代文学史有五大问题:一是作家在现代史中的政治表现与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关系问题;二是现代文学中的救亡与启蒙问题;三是“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问题;四是对鲁迅与胡适的评价问题;五是现代文艺思想论争问题。应辩证地、妥善地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的总体问题与基本维度

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史研究,作为对党的百年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文论话语理论建构与实践经验的探索,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致力于民族复兴过程中所表现的高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并构成新时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可资吸收和借鉴的重要内容。依据党的历史发展线索和现代性理论资源看,党的文艺制度史研究的总体问题是以党领导的文艺制度的建设内容、治理特点、实践规律及历史经验为重点,梳理和研究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的历史实践和理论创新,阐释和总结党在长期的文化、文艺实践中,不断探索形成的以思想观念引领、方针政策指导、组织管理保障及宣传教育转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经验。同时,结合制度建设和创新实践,从历史、理论和精神三大维度深入探讨党的百年文艺制度建设提出的理论观念、制定的方针政策、创立的组织机制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提供有益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

文学研究选择性创新和期刊编辑创新性选择——华中师范大学王齐洲教授访谈

2009年8月23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主办了2009全国高校期刊编辑业务培训暨学术发展前沿报告会,邀请王齐洲教授做《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和编辑选稿策划》报告,反响强烈。王教授指出,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创新,而就研究者个人而言,其学术创新只可能选择在某个领域甚至这个领域的某个方向进行,所以其创新也就不可能是全面性创新,只能是"选择性创新"。期刊编辑的职责则是选择,即选择那些富有创新价值的成果在期刊发表,以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而这些选择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它体现出编辑的独到眼光和刊物的学术定位,因此,期刊编辑是在进行"创新性选择"。"选择性创新"与"创新性选择",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造起学术共同体的坚实基础,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会后,笔者就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选择性创新和创新性选择等问题采访了王教授,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钱穆与《刘向歆父子年谱》

清末民初以来,今文学派垄断学坛,刘歆伪造古文经几成定论。钱穆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即是针对这股学风而发的。该文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体史事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二十八处,凡康文曲解史实、抹杀证据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开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在近代经学史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政治问题,还是伦理问题——《文学革命论》发生动因的一种读解

以往对《文学革命论》发生动因之认识,主要是与政治问题建立直接关联,并由此导致截然不同的对立性评价。但这些看法,实际是《文学革命论》接受史研究。如果深入其'发生前史',可以发现,'文学革命'与'国民性改造'密切相关。从陈独秀国民性改造思想、反孔教与伦理革命、'文学革命'论争以及文本自身等多个视角梳理,认为在社会、政治、伦理等诸动因中,伦理问题最为直接、最为紧迫。若从此角度出发,可尝试重建《文学革命论》与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创作实践、与'人的文学'观念之关联,亦可重估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发生之价值。

鲁迅书信中的文论问题

1981年版《鲁迅全集》收鲁迅所作书信1333件,其中大部谈到文艺问题,内容涉及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文艺鉴赏等诸多方面。鲁迅的精辟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论王蒙的文学批评

在新时期的文学批评中,王蒙以其多达二百万字的批评文字构成一个相当显豁的"王蒙现象"。王蒙文学批评是作家的艺术感觉与批评家的理性维度有机结合的产物。首先,王蒙拥有一种以"人学"为核心同时又包容了社会、文化与生命这三个层面的开放性文学观。其次,王蒙的文学批评既表现了一种鲜明的问题意识,也体现出了一种敏锐独特的艺术感受能力。第三,王蒙在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过程中,既尝试运用了丰富多样的文学批评形式,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个性化批评话语风格。

中国问题、“后理论”话题与当代文论建设

当代中国文论的研究及理论建设需要关注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盲目跟风或套用别人的理论及命题,这样不仅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无益于自身理论的构建。对“后理论”话题及其引发的讨论也应作如是观。作为一种在西方知识论语境发生的理论事件,不能简单地将“后理论”话题的出场套用在中国语境及其问题上,不能把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状况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做出等同于西方的判断,否则就难免产生误读,出现理论语境的误置。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发展与建设必须立足中国问题,从中国文论的具体语境及现实要求出发,植根于现实的文学实践活动,并在世界理论的发展中处理好与西方理论话语的关系,从而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构建提供可能。

大革命失败后的出路问题解析

曾经轰动一时的大革命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惨死在屠刀之下,曾经触手可及的未来胜景转眼间便成明日黄花。当此剧变发生之后,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则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引发关注。甚而可以说出路问题已然成为带有"共名"性的时代话题,挑动着时代敏感的神经。在此背景之下,左翼文艺界对出路问题也极为重视,不仅在文论和革命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还为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