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三言”对宋元话本的文人化改造

冯梦龙“三言”对于宋元旧话的改订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题目的改订与增删,标志着文人对于通俗小说认知的突破;二是提升通俗小说的地位,意味着文人改造意识的觉醒;三是强调文学的通俗性,昭示着艺术与思想结合的新高度。在编创中,他注重题目的编排,强调人物与事件的内在联系,并利用小说题目来凸显人物性格特点。通过对宋元话本的改造,成功塑造了诸多典型形象,但这些人物塑造与故事价值却形成背离,表现为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复杂的作品,人物塑造稍显逊色;与情节小说相反,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简单,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更加立体、饱满。同时冯梦龙通过对原作的增补,注入改编或重构原作的主题与焦点,有意识地施以“情教”,利用小说的形式来灌输和推广正统的道德规范,实现了题材的拓展与主题的强化。

认知叙述学中不确定元素之商榷

作为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认知叙述学融合了认知科学和叙述理论,致力于探讨叙事与思维或心理之间的关系,试图解释文学作品中的叙述元素是如何理解、处理和影响人类认知的。然而,由于认知固有的个体化、主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认知叙述学无法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理论。通过对认知叙述学的几个基本概念——“故事世界”“脚本”“体验性”“感受质”批判性地审视,不难发现认知叙述学依然面临一些不发达领域,并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因此,认知叙述学的理论假设、论证过程和研究发现是否具有有效性和科学性,是需要进一步考察和验证的。

序列:脚本与故事的界面--戴维·赫尔曼的序列研究

戴维·赫尔曼将脚本、序列与故事视为建构故事世界的叙事微观设计,探究了脚本如何通过激活序列接受者存储在大脑中的世界知识,提示序列接受者将序列阐释为故事,是一个脚本与故事的界面研究。赫尔曼不仅考察了脚本和叙事性的内在联系,还从历时和共时层面讨论了脚本对文学阐释的影响。赫尔曼的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他力图开创认知叙事学研究范式的一次成功尝试。

话本、故事、传统及其他——对苏童21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思考

21世纪以来,苏童在话本实践中作出新的尝试。第一,开始对“说书场”进行改良,既消除了“评书气”,又增进了亲切感,还拓展了说书人的话语空间,创造了“新闻联播”式的讲述方式,从而强化了“话本笔意”在现代的传达。第二,开始借鉴说书人的全知视角,使传统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带有“兼容性”特点。第三,更深入地改造话本形制,如将“头回”改为“开场白”,在迎合“短”这一现代短篇文体诉求的同时,也加强了“头回”的“暖场”效果,从而探到现代“快餐式”阅读的精髓;但在改进和巧用“篇尾诗”上,力有不逮。第四,在话本语言的探索上,开始注重口语化,但未能实现“俗而有力”或“雅俗共赏”“;市井气”颇浓,但缺乏“吴侬软语”之神韵。

剧作视角下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策略探究

电影具有表情达意和明德宣理的作用。用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本质是将电影艺术与中华民族文化意识形态有机结合,并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图景融入到电影中,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好中国形象。从剧本创作角度出发,分析中国故事的电影剧作理论与实践现状及产生原因,明确电影剧作机制、提升电影剧作意识和创新电影剧作技法等手段可使电影剧作更好地融入和表达中国故事。

论宋元话本中的“茶坊”公共空间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繁荣,茶坊成为社会普遍存在的餐饮娱乐消费场所与文化信息传播空间,这与哈贝马斯基于中世纪欧洲背景提出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人员构成、民俗特征、批判高度方面存在差异。茶坊作为一种凸显市民生活的城市公共空间,开始大范围进入以话本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成为反映宋元市井生活的“文学映像”,并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场景呈现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三言二拍”中晚得子情节类型及其文化心理

“三言二拍”是明代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品,生动反映了广大民众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晚得子情节在“三言二拍”中出现频率较高,情节类型主要分为善恶报应、因果轮回、礼佛诵经三类。晚得子情节体现了诸多当时社会心理:绵延血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天伦之乐;守家继业,财不外流。

反思《宝文堂书目》所录的话本小说与清平山堂《六十家小说》之关系

《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宋人小说,一般被认为是留存到明代的宋话本,本文通过考证《宝文堂书目》与《六十家小说》的关系,论证《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宋人小说实为《六十家小说》里所收者。这对于明代有无宋话本传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合同文字:从宋话本到元杂剧

杂剧《包待制智赚合同文字》是对宋话本《合同文字记》重写,叙事的同一性、抒情的主观性和主题的强化三个方面,构成杂剧重写的创造性。在这创造性的重写过程中,叙事速度有快慢详略之分,一些细节和场面设计很好地刻画了人物心理、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表现的主题也更鲜明。

回鹘文《陶师本生》及其特点

回鹘文《陶师本生》很可能是根据多种汉文本改编而成。其突出特点在于内容简单明了,注重故事情节的叙述,使故事本身完全失却了佛教本生故事的说教性质,成了十足的文学作品。

清末川刻话本小说中的孝文化特点研究——以《跻春台》为例

清代末期是川刻话本小说的繁荣期,出现了大量的川刻话本小说、宣讲小说,其中以《跻春台》为代表。《跻春台》中出现的大量孝子、孝妇形象折射出了当时社会孝文化的特点。而其中的孝文化呈现出父慈子孝、母贤子孝,因果报应,幼年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子为父补过四个特点。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孝文化的特点,而且可以对构建适应当代社会的孝文化以启示。

论江西采茶戏故事题材与叙事方式的演进

江西采茶戏产生和发展于劳动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中。其剧情的主题内容、结构设置、艺术审美都体现了独特的赣鄱地域文化与民俗特色;剧本叙事从民众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延展到对民间传说以及历史故事的演绎,对现实世界予以真实反映和揭露。在感情基调上,它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声与愿望,孕育着社会的道德教化,体现了地方风俗以及文化审美逐渐成熟的艺术美感,对发展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以及其他民间艺术形式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三言二拍”看话本小说的可拟性

明代后期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中的话本是在说话艺人底本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而大量拟话本是模拟话本形式创作而成的,形成了中国白话短篇小说独有的艺术特色。"三言二拍"深受话本小说影响形成自己"拟话本"小说的特点,说明话本小说的可拟性,这种"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叙述体制的可拟性,话本小说的体制转化为固定的叙述结构;书场交流的可拟性,说话人和听众的现场交流转化为虚拟的叙述语言;艺术风貌的可拟性,艺术风貌方面也体现了对话本小说传统的继承。

文人话本与吴越文化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繁荣的城市经济极大地刺激了话本的创作与传播,发达的教育为文人话本创作与消费培育了一批作家与读者,南宋的说话艺术为文人话本的创作提供了范本。明清文人话本作家绝大多数是江浙人,文人话本也大多刻于江浙地区,主要是苏州和杭州。文人话本形成了苏州、杭州两个创作、刻印中心,成为吴越文化独特载体。

宋元话本与张飞市民英雄形象的定型

张飞的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品中不尽相同。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张飞是以市民英雄形象出现并定型的,他有发迹变泰的立业热情,而且勇猛自信、有计谋、有智慧。

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话本、拟话本两个文体概念 ,并将话本解释为说话人的底本 ,拟话本指受到话本影响的著作。后来的学者接受了这两个概念 ,只是将拟话本重新界定为文人模仿话本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日本学者增田涉指出话本是故事的意思 ,这样拟话本的根基发生了动摇 ,不少学者弃用了这一概念。本文提出艺人话本和文人话本两个概念 ,用来指称和区别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与文人作家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

“理”和“欲”的对抗、约束与消解——对《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中“错”的深层解读

以《错斩崔宁》、《错认尸》、《错勘赃》为例,对宋元话本中的"错"予以解读。"错"是宋元时期的市民男女之间关系及其欲望的一种曲折表现,反映了宋元社会意识中对人"欲"的特殊理解,它具体表现为对欲望本身及其对象的恐惧和防范,反映了封建传统道德对新兴市民欲望的约束与消解。

李渔话本议论的求新与尚趣

李渔是一个极具创新意识的作家,他创作的话本与众不同,其议论之多,在话本小说乃至白话小说中首屈一指,不仅在入话、结尾处大发议论,在正话中也经常出面品头论足,话本结构也带有明显的议论文特点。李渔话本的议论立论大胆,新颖别致,常发前人所未发,发前人所不敢发,甚或有标新立异之嫌。李渔经常借议论抒发人生感慨,大谈文人雅趣。李渔话本的议论"贵浅显"、"重机趣",写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

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思考

对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探析应该首先弄清楚近代作为文体意义的“小说”概念的界定。根据小说的现代界定去探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小说的概念,从而判断现代文体意义上的中国小说的起源。现代小说是反映市民意识形态的、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创作虚构的书面作品。根据这个界定,结合中国市民文学的产生时间,就可以断定中国小说起源于宋代话本。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研究

回鹘文《荀居士抄〈金刚经〉灵验记》源自汉文灵验故事,梳理这一故事的源流演变有助于考察应验故事流变历程。写经灵异故事之演变体现了民间写经、《金刚经》信仰等风气的盛行,折射了佛教普及化与世俗化的时代特征。回鹘译文反映了回汉民族以佛教文化为媒介的交流现象,记录了回鹘接受大乘经典的真实情况,对研究回鹘佛教信仰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