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与“正史”之灾异、方术叙事

通过分析《搜神记》与相关文类之相通、相联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回归还原当时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其文本性质。《搜神记》成书之际,汇集、整合了正史、杂传、子书、小说等多种志怪叙事传统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多元化文本性质。《搜神记》与“正史”相互取材,集中于《五行志》和《方术列传》,典型反映了灾异叙事体例、方术书写模式,关联着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灾异论和作为社会知识体系的数术之学。随着灾异论、数术文化与“正史”叙事理念的发展演化,宋人开始将《搜神记》看作脱离政治文化的志怪小说。

《桃花源记》新论

《桃花源记》是六朝志怪小说中的杰作,它是在《搜神后记》、《异苑》等志怪小说同类题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桃花源记》的深刻寓意和艺术成就,远超六朝志怪小说。其叙事忽有忽无,变幻莫测,体现了志怪小说的一般特征。其社会思想渊源,与《老》《庄》思想最为密切,有道教影响的痕迹,而与魏晋玄学及佛教无关。

《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以中卷13成立考释为中心

《日本灵异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其成书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关联。关于该书中卷13的成立,历来在学术界多有争议。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大多拘泥于日本的文化语境和文本本身,基本上忽视了作为外来因素的中国文学的影响。事实上,该故事在一定意义上吸收、借鉴了包括《法苑珠林》、《搜神后记》等中国故事的某些情节,进行再创造,从而形成了该故事。

《搜神记》“动物报恩”故事来源与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故事类型。《搜神记》中的"动物报恩"故事直接来源于佛经"动物报恩"故事,又接受了本民族文化的合理改造。它的产生受到佛教观念、本土朴素道德标准和传统财富、爵位观念的共同影响。

从《桃花源记》的版本流变看其文体归宿

《桃花源记》是收录在《陶渊明集》中的一篇散文,但它也同时被作为一篇小说收录在《搜神后记》里。我们应当继续将之当作散文来看,尽管这种文体是在后世的解读中形成的。

论《搜神后记》的志怪范型

《搜神后记》作为《搜神记》的续书共116则,除极少数取自《搜神记》、《孔氏志怪》、《灵鬼志》外,绝大部分素材取自当世之事。由于其创作乃为自娱,所以篇目中不少故事颇有情致,内容也比较驳杂,而最能代表其文学价值的主要是鬼神怪异故事、神仙长生故事和轮回报应故事这三种志怪范型。它们讲述人的智慧勇敢,描绘道教仙境的美妙,阐发佛教的善恶终有报,真实而曲折的再现了乱世中的社会风潮和人文面貌。

《搜神记》报恩主题探析

《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翘楚,虽多"丛残小语",却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故事类型,为后世志怪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即以《搜神记》中的报恩故事为中心,探析故事中的报恩主角、报恩方式及其这一主题的来源。

《搜神后记》神仙故事对唐传奇的影响

伴随着志怪小说的世俗化,神仙故事作为志怪小说的一个重要题材,也朝世俗化走向演进。特别是《搜神后记》,由于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以及道教在魏晋时期的世俗化、平民化、帝王崇信神仙道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进一步体现了志怪小说的世俗化特征,其中的神仙异境类故事的世俗化走向对唐小说中故事主体角色的转换和唐小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搜神后记》精怪故事之文化意蕴

《搜神后记》成书于南朝宋初,记载了晋宋时期的故事,其中有大量精怪故事,可分为降妖除怪、人与精怪婚恋和精怪报恩报怨等类型,这些故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降妖除怪故事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巫文化和"邪不压正"的观念;人与精怪婚恋故事反映了不自由的婚姻制度;精怪报恩报怨故事宣扬了知恩图报和有仇必报的思想。

《搜神后记》复音词的构词方式初探

《搜神后记》是中古时期一部重要的志怪小说。本文对该书中的复音词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定量分析,并按构词方式对全部复音词进行了分类和阐释,初步总结出《搜神后记》中的复音词构成方面的发展和变化的一些特点。

晋人眼中的“孙吴”——以《搜神记》为中心

《搜神记》中的孙吴故事共计24条,数量上超过曹魏、蜀汉故事,所表现的内容也更为广泛。孙吴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晋人对孙吴地区了解的加深,一方面展现出晋人对孙吴的复杂态度。晋人对孙吴的态度,从西晋时"吴人轻锐""亡国之余"的提防、轻视,转变为东晋时合作、拉拢。《搜神记》中的孙吴故事,正是两晋交替孙吴印象不断变化的表现。

敦煌句本《搜神记》孝子故事所涉药物考

敦煌句道兴本《搜神记》樊鯈、张嵩、焦华的故事描写了孝子们寻求反季节的食物来医治患病父母,从而使父母病愈的情节。通过对三则涉医故事的研究分析,发现医治樊鯈母亲的鲤鱼具有食用、医药和民俗多重文化价值;张嵩母亲所食之堇为齿,堇菜所具有的药效使其母亲病愈;神仙授予焦华父亲充药的"瓜"不仅可以治病疗疾,而且折射出我国古代葫芦文化、瓜崇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