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与“正史”之灾异、方术叙事

通过分析《搜神记》与相关文类之相通、相联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回归还原当时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其文本性质。《搜神记》成书之际,汇集、整合了正史、杂传、子书、小说等多种志怪叙事传统和书写模式,形成了多元化文本性质。《搜神记》与“正史”相互取材,集中于《五行志》和《方术列传》,典型反映了灾异叙事体例、方术书写模式,关联着作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灾异论和作为社会知识体系的数术之学。随着灾异论、数术文化与“正史”叙事理念的发展演化,宋人开始将《搜神记》看作脱离政治文化的志怪小说。

论干宝的宗教观

干宝的宗教信仰属于道教。其宗教观之形成与孙吴文化密切相关。佛教对于干宝的影响甚微。《搜神记》虽然为《法苑珠林》大量采录 ,其中故事多属于道教 ,佛教故事很少。把握干宝及其所处时代的道教文化精神 ,是解读这部书的重要途径。

论中古志怪作品在民间故事类型学中的价值——以《搜神记》为中心

中古志怪作者在“征实”这一早期小说观念的影响下 ,忠实地记载了很多的民间故事。从民间故事类型学的角度看 ,它们往往是在世界范围内流播的民间故事的中国版本。如《搜神记》中的“毛衣女”、“谈生”、“李寄斩蛇”、“费孝先”等故事 ,便分别属于“天鹅处女”、“梅露辛尼”、“龙穴脱险”、“聪明的劝告”等故事类型 ;另外 ,《搜神记》和其他中古志怪作品还提供了诸如“动物报恩”、“陷城为湖”等故事类型的许多异文 ,而且这些文本纪录时间极早 ,超过了西方搜集者能够搜集到的所有非汉语文本。据此 ,应对中古志怪中的某些文体性质重新定位 ,将其视之为“传说”与“故事” ,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小说”。

《桃花源记》新论

《桃花源记》是六朝志怪小说中的杰作,它是在《搜神后记》、《异苑》等志怪小说同类题材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桃花源记》的深刻寓意和艺术成就,远超六朝志怪小说。其叙事忽有忽无,变幻莫测,体现了志怪小说的一般特征。其社会思想渊源,与《老》《庄》思想最为密切,有道教影响的痕迹,而与魏晋玄学及佛教无关。

二十卷本《搜神记》的语料价值

作为"采访近世之事"的著作,《搜神记》(二十卷本)中有很多接近当时口语的成分,保存了晋代当时很多的常用语汇,为后世研究魏晋词汇面貌提供了材料;书中大量的新词新义,既可补充现有辞书的不足,又反映出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的真实面貌。这些都说明《搜神记》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具有很大的语料价值,我们在研究汉语词汇尤其是中古汉语词汇时应予以足够重视。

《搜神记》称谓词语札记

《搜神记》是东晋干宝撰写的一部志怪小说,对汉语词汇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广泛搜集语例,对该书中的九个称谓词语加以考释,同时修正了大型辞书和古籍校注中与此相关的失误。

异域人间:《搜神记》的鬼文化

本着"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宗旨,《搜神记》在收录了许多虚妄怪诞之事的同时,也保存了大量远古和当世民俗中的一些巫鬼现象。《搜神记》所有关于鬼神的实录,其着眼点指向的是人间而非异域。干宝真正关心的是人的生活、命运和感情世界,鬼女、妖女身上体现着作者的感受,也承载了古人的美好愿望。

论《搜神记》对魏晋服饰风俗的政治文化阐释

志怪小说《搜神记》中有两卷内容反映了汉末魏晋时期服饰风俗的变化,作者干宝对这种服饰风俗的变化表现出一种极大的贬斥态度,并对其作了政治文化方面的阐释。表面上这种阐释与传统服饰制度和流行于魏晋的"天人感应"说有关,实际上,这种阐释的根源还在于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存在三大冲突,即玄学与儒学、汉族正统与北方少数民族以及男权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冲突等。

《搜神记》之“杂传”论

《搜神记》通常是以“志怪小说”的名目为人们所接受,但事实上在《晋书》、《隋书》、《旧唐书》中都被列为史部“杂传”一类。由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出发追溯其为“杂传”之因由,并通过探讨干宝之经史观,认为《搜神记》足可为当时社会世相的实录。

《搜神记》“动物报恩”故事来源与演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在佛教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故事类型。《搜神记》中的"动物报恩"故事直接来源于佛经"动物报恩"故事,又接受了本民族文化的合理改造。它的产生受到佛教观念、本土朴素道德标准和传统财富、爵位观念的共同影响。

《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以中卷13成立考释为中心

《日本灵异记》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其成书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关联。关于该书中卷13的成立,历来在学术界多有争议。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大多拘泥于日本的文化语境和文本本身,基本上忽视了作为外来因素的中国文学的影响。事实上,该故事在一定意义上吸收、借鉴了包括《法苑珠林》、《搜神后记》等中国故事的某些情节,进行再创造,从而形成了该故事。

敦煌本《搜神记》助动词浅析

助动词是动词里的一个小类,有自己独特的语法特征。它是出现在谓词前面,从可能、意愿、应当等方面对其后的谓词加以修饰或限制的辅助性动词。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现代汉语助动词研究较为充分,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而古代汉语,特别是中古汉语这方面研究,无论是句法还是语义,成果鲜见。通过对敦煌本《搜神记》中出现的几种助动词进行考察,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其主要特征,说明其主要用法,可以揭示中古时期汉语助动词的概貌。

从《桃花源记》的版本流变看其文体归宿

《桃花源记》是收录在《陶渊明集》中的一篇散文,但它也同时被作为一篇小说收录在《搜神后记》里。我们应当继续将之当作散文来看,尽管这种文体是在后世的解读中形成的。

《搜神记》校释札记——《搜神记》语言研究系列之五

《搜神记》保存了晋代很多常用语汇,为后世研究当时的词汇面貌提供了材料,在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和词典编纂中具有较大的语料价值。但汪绍楹先生校注本存在个别点校上的问题;书中有些词语,因为典籍使用不多,意义不易明确,有些词语虽然常见,但意义又不见于辞书,或是辞书释义有误。针对以上情况,略作校释。

从《搜神记》序跋看其成书与传播

《搜神记》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素材来源、编撰目的、流传情况始终为学界所重视。干宝《自序》、明代沈士龙《序》、胡震亨《序》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许多依据和线索。至于清代王谟的《搜神记序》,是指八卷本《搜神记》,虽然提出了《搜神记》原书"各有篇目"这一观点,但前人已力辨其非,故本文不予讨论。

“卿可谓鬼之董狐”新解

刘惔是东晋清谈的领袖,但并不像有的学者断定的那样只是一个清谈家。刘惔的清谈是其进入仕途的途径,刘惔实际上和干宝一样,都是谨守礼法,维护皇室威权,勇于自任的。作为学贯儒道的清谈宗主,刘惔不仅读懂《搜神记》鬼神世界所贯穿的孝、德、仁、礼的儒家观念,而且面对着建武中的时政格局,刘惔洞察干宝欲借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以见吉凶、察时变,明国家政治得失的良苦用心。

论《搜神记》对《孝经》的形象化阐绎

《孝经》以简要的文字,阐述儒家视为所有伦理道德根本的孝道。《搜神记》卷十一中,有十余则作品是讲述孝道的,这些作品可认为是对《孝经》的形象化阐绎。受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搜神记》对孝道的表现在某些方面也和《孝经》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论史传对《搜神记》的影响

作为成熟较早的叙事文体,史传对志怪小说《搜神记》有着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史传的实录精神对干宝辑录《搜神记》的态度影响较大。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干宝对材料的处理上,还在于他采用了史传常用的全知视角。其次,史官"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目标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干宝不仅仅对神异的事件进行记录,而是立足于现实,力图解释这些事件与历史兴废的关联,探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次,史家"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也对《搜神记》有着影响。最后,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干预、语言简洁等史传叙事笔法也对《搜神记》影响较大。

《搜神记》与《世说新语》疑问句语气助词初探

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疑问句语气助词使用的共性和个性现象来看,在中古汉语前期,魏晋南北朝疑问句语气助词大量衰落,这在中古同期相继成书的文献比较中较为突出地呈现出这一态势。

敦煌本《搜神记》连词考察

所谓敦煌本《搜神记》,顾名思义就是发现于敦煌藏经洞的本子。作者句道兴未见有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的作者信息最明显的线索就是前面的"句道兴撰《搜神记》一卷",由于条目极少,信息量十分有限,文本首完尾残,似乎没有写完,加上所用语言接近当时口语,以至于历来都被作为变文的语料被使用。因此,对于敦煌本《搜神记》的语言年代、语料定位都是十分模糊的。文章通过考察连词情况,可以对作品的特色有语法方面的全面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