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框架下澳越关系的发展及影响

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近年来澳越两国关系不断升级,双方合作全面推进,两国尤其强化了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和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协调。澳大利亚希望借助与越南关系的升级提升地区影响力和彰显中等强国地位;越南则希望在南海问题上获得澳大利亚的支持。澳越关系的深化对南海局势及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推进两国合作制衡中国的战略盘算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的共识下,澳越两国关系将会继续深化,尤其是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会是两国关系的主要内容。为了维护南海局势和地区秩序的稳定,中国和东盟国家要相向而行,尽力排除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构建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主导的南海地区秩序。

中国南海神狐海域水合物储层井壁稳定可靠度分析

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巨大的潜在经济和环境价值,其开发利用对国家能源安全和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具有战略意义。我国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主要分布于南海海域,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使工程测量数据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影响钻井安全。目前未见有水合物储层井壁稳定可靠度研究。为定量评估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水合物储层钻井风险,基于水合物储层钻井井壁稳定解析理论和南海神狐海域具体地质条件,结合可靠度分析方法中的改进一次二阶矩法和响应面法,研究南海神狐海域水合物储层钻井井壁失稳概率分布特征,分析该海域井壁失稳概率及安全钻井液压力窗口对主要参数均值和不确定性的敏感性,结果表明:(1)若测量数据足够精确,在我国南海神狐海域水合物储层进行钻井活动的安全性较高,安全钻井液压力窗口也较大。测量数据的不确定性增大将使井壁失稳概率显著升高,缩窄安全钻井液压力窗口。(2)较低的钻井液温度对降低井壁失稳概率略有帮助,且能明显地扩大安全钻井液压力窗口。(3)5个主要参数的均值和不确定性对井壁失稳概率的影响次序相同,均为初始地应力>初始内摩擦角>弹性模量比>初始黏聚力>初始弹性模量。实际工程中对初始地应力数据精确测量,能够显著提高水合物储层钻井井壁稳定性。

“南海行为准则”与区域海洋治理机制创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普遍性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但不是国际海洋法体系的上位法。国际法是多层级的立体系统,全球性海洋公约和区域性海洋法构成国际海洋法的双层次结构。区域性海洋法可能形成新的习惯国际海洋法,为《公约》提供更新的动力。“南海行为准则”构建南海的区域海洋治理机制,是对《公约》的扬弃,只要其有利于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南海秩序,同时没有违背公认的习惯海洋法原则,可以做出不同于《公约》的规定。“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困局有三个主因:南海的不对称格局、东盟对中国的不信任推定以及第三方国家的干预和介入。通过“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构建区域海洋秩序应以搁置主权争议、规制当事方行为、反对第三方国家干预和介入、避免安全局势升级为主要内容。

Why the 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 Case Undermines the World Marine Order

There are various indications that the so-called Arbitral Tribunal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rbitration has become a tool for a few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Japan and some others outside the region to play political games with China and challenge China’s inherent rights and legitimate claims in the

中国-东盟合作与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构建

近年来南海地区海洋问题日益严峻,极大地影响着地区和谐。中国和东盟作为南海地区两个举足轻重的行为体,应成为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主导力量。中国和东盟经贸相融,观念相似,提供公共产品意愿强烈,并建有多层次安全对话机制,共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具备现实可行性。中国和东盟需在海上务实合作中增强相互理解与认知,夯实构建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基础;完善海上合作机制和架构,扩大双方对海洋安全和海洋秩序的共同认知;统筹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海上合作关系,推进双边与多边海上务实合作;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供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规范和准则。

南海张力腿平台气隙计算方法研究

结合南海TLP前端设计项目,系统分析了影响张力腿平台气隙的因素。针对南海环境条件特点,并结合工程实际,采用二阶非线性方法对张力腿平台的气隙响应进行数值预报,通过水池模型试验对波浪爬升等强非线性现象进行修正,总结出一套适用于中国南海TLP气隙的设计方法,所得结论对工程应用具有借鉴意义。

论南海纷争的中国对策

对于一再恶化的南海局势,中国政府应该秉持"南海秩序,中国主导"以及南海主权属于中国的原则,在此前提下,中国政府可以与相关国家双边磋商有效的、有限度的、务实的、共同开发的"商业模式"。

《南海行为准则》与地区秩序的重构

南海地区秩序的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二战后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既体现了域内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互动程度,更反映了域外大国之间及其和域内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全球性霸权国家,美国始终在南海地区秩序中居于绝对或相对主导的地位,并根据南海地区形势的变化强化或弱化其影响力。南海地区秩序当前正处于美国的主导地位相对衰落,而地区国家试图重塑南海地区秩序的关键时期。《南海行为准则》是南海周边国家重塑南海地区秩序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冷战结束伊始,东盟国家先独自签署,而后又与中国磋商签署了一系列关于促进南海安全与稳定的政策文件,并建立了一些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塑造南海地区新秩序的中坚力量。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对重塑南海地区秩序将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南海行为准则》本身还存在很多盲区,在落实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难点,其塑造南海地区秩序的能力仍有待观察,可能需要各方在未来付出更大努力。

地区海洋秩序视角下的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具有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成因,且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海洋法发展等密切相关,涉及地区海洋秩序的结构与重构。南海问题的发酵,反映了"二战"后地区秩序安排未能得到有效尊重和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以及地区相应机制安排的缺失,同时也是大国海洋秩序博弈与地区规则"建章立制"的较量。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将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参与和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相结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与合作之海。

南海区域秩序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基于海权视角的认知

南海区域秩序是指以南海的海洋秩序为中心的地区秩序,是南海地区各行为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为共同价值目标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在西方殖民者到达南海之前,南海地区已于中国明代前期形成了共同发展、和睦友好与和平稳定的区域秩序,基于西方海权观的殖民侵略者却解构了这种秩序,但只是"解"了而没能重"建"。直到今天,南海区域仍处于海洋霸权与海洋主权争端并存下的"无序"乱局中。这表明西方传统海权观有本质上的历史局限性,重构南海区域秩序需要新型海权观。在这方面,中国的和谐海洋理念与强大的经济、海上力量使得中国主导重构南海区域秩序成为必然。为此,中国必须努力促成南海各争端方搁置主权争议,实现共同开发。

论南海“断续线”的对外传播

南海"断续线"作为中国在南海进行权利主张的标志,如今日渐成南海争端的核心争论议题,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南海"断续线"是中国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提出的关于海洋划界的一种模式和主张,在国际法理层面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南海"断续线"在公布后的对外传播中,虽然在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受到任何质疑或异议,并在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默认中实现了"历史性巩固",但在国际形势变化和南海局势持续发酵的情况下,已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东南亚菲律宾等争端方与美国等域外国家的质疑与日益增多的指责。南海"断续线"对外传播成效不佳是中国在国际舆论,特别是国际海洋秩序话语体系中处于话语弱势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南海主张在国际法理上存在脆弱性。为此,中国应从完善海洋机制和重塑国际海洋秩序方面谋求话语权和建立优势,进而为南海"断续线"在对外传播中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创造有利条件。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研讨会”会议综述及发言要点摘录

中国和东盟国家于2002年11月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开启共同管理南海问题新篇章。20年来,《宣言》在维护地区和平、秩序、安全及促进海上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尽早达成更富有实质内容、有效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符合地区各国和人民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区域秩序的建构——一种历史的启示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古代南海国家实现了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和睦友好,塑造了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南海区域秩序。但从明代始,中国开启保守外交及南海国家受到西方殖民者的侵略使得"海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南海区域秩序渐被分解,由此缘发当代南海乱局。当下,南海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共同的发展需求和价值观追求要求重构南海区域秩序。为此,南海国家不仅要互利共赢,更要平等友好;不仅要开放包容,更要敢于创新,为重构南海区域秩序夯实经济互信和政治互信基础。

南海问题“东盟化”与东盟一体化互动研究

冷战结束后,南海问题由于内外因素的推动,成为地区秩序的热点。东盟作为东南亚一体化的地区组织,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以“东盟方式”凝聚内部成员国的共同立场,使其能以“集团方式”介入南海问题。其次,由于体量和实力上的差距,东盟和中国形成一种非对称结构,加大了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这种差距,造成东盟对华的“不安全感”,因此东盟需要拉拢域外大国以弥补缺失的安全性。对中国而言,东盟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让其感到“威胁”,形成双方互动上的误会结构。“一体化—非对称误会结构假设”能有效解释南海问题的发展演变特征,凸显“东盟-南海问题”是地区秩序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日菲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与中国的应对

日本借南海仲裁之机加强与菲律宾的海上安全互动,在范围及力度上都远超历史水平,高层交流频繁、海上防卫能力提升、战略性援助增多等均是表现。然而,日本与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总体战略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日本坚持以南海联动东海给中国造成全面的海上安全压力,菲律宾则在坚守本国海洋利益的同时游走于各大国之间。影响日本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互动的变量,主要是两国国内的政治决策核心更迭、社会反对力量地位提升以及大国的南海政策变化等。在国内外变量的共同作用下,日本与菲律宾决策层对太平洋地区未来秩序的评估不尽相同。日本与菲律宾的海上互动背后暗含战略分歧,并最终导致两国在南海的具体行为模式差异。两国今后的海上互动能进行到何种程度,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应对。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论中国关于南海仲裁案立场对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意义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构建一个基于规则的管理海洋事务的国际法律秩序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南海仲裁案典型地代表了国际法上的积极诉讼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其对管辖权的行使超出了《公约》规定的法定权限,其对《公约》的"造法性"解释和适用造成了国际法的碎片化,破坏了《公约》的统一性、完整性,损害了《公约》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事实上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而非通过司法实现和平的途径。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符合国际法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和减轻了南海仲裁案对国际法律秩序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对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有积极意义。

理解美国南海政策转变的三个维度--霸权衰落、权力转移与美国国内政治

南海问题被广泛认为是中美大国战略竞争的组成部分。理解美国政府南海政策的转变,需要结合美国在东亚地区霸权的衰落、大国权力转移在不同问题领域的变迁顺序以及美国特殊的国内政治气氛。南海问题兼有海洋秩序观念、贸易通道和印太地区秩序等不同问题领域的特性,在中美贸易冲突加剧后成为特朗普政府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议题。拜登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将更加重视与盟友的合作,很可能继续实施多边化的"航行自由行动",但也不会让国内政治过多干预南海议题,而是从外交层面加强与中国的博弈与协调。

美国之于南海的“灰色地带”战略

美国"灰色地带"战略,希望在大国竞争过程中维护并增进国家利益,降低冲突成本,威慑对手进而维持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美国凭借着在南海周边维持的优势,污蔑中国在南海进行所谓的"灰色地带胁迫",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端,对主权争端"不持立场"的同时反对中国的主张和行为并综合运用美国的能力遏制中国。特朗普政府虽然未出台明确的南海政策,但新政府正在试图改变美国的对华认知,对南海的军事介入程度增加,并已"常态化"等表现预示着美国有可能进一步干预南海事务。

规则、利益与南海地区秩序

中国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相互指责对方破坏以国际法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然而什么样的秩序被破坏,什么类别的规则被违反,争论的重点是国际秩序被破坏还是法律规则被违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对秩序、规则两个概念的解析和相关国家利益的比较,本文认为,争论的主体是秩序。这个主体既有法律规则解释争端的性质,又有权力斗争的性质。把握这场争论的双重性质,对于正确对待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构建稳定且可持续的南海地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