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升级及中国对策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不断恢复并强化美韩同盟关系,在尹锡悦政府上台后美韩同盟由传统的军事安全同盟逐步升级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美韩同盟升级呈现为:美国修复并加强美韩同盟关系,构建美日韩三边“准同盟”;韩国安全上继续追随美国,经济上深度捆绑美国。拜登政府“拉韩制华”的地缘战略考量与尹锡悦政府“倚美亲美”的追随外交共同作用,形成合力。从升级效果上看,美韩同盟升级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和南北双方的安全困境,降低了韩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反噬了韩国国家安全。但同盟仍受到美韩国内政治因素、韩日历史因素的制约。为应对同盟升级的对华指向,中国应该及时捕捉对话时机,加强中韩高层交往,加深经济合作以及拓宽民间沟通,为自身营造相对安全、宽松的周边环境。

RCEP背景下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中韩双边经贸关系研究

文章在对中韩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历史与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中韩贸易结构性变化产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从产品结构、贸易依存度、贸易竞争性和贸易新动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中韩双边贸易合作发展情况的分析框架,特别是RCEP的生效对上述四个方面贸易因素的影响路径以及中韩双边贸易发展趋势的分析。研究发现:中韩贸易逆转的主要原因是中韩贸易结构趋同,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不断增强,互补性逐渐减弱。依据研究结论,文章进一步分析了RCEP协定对中韩经贸合作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提出了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构建面向未来的新型中韩经贸关系的对策建议。

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同盟化

近年来,美国不断推动其联盟战略的现代化,力图构建多层次、嵌合式的盟伴体系,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同盟化是这一态势的体现。美日、美韩是正式的同盟关系,日韩之间没有签署同盟条约,美日韩三边关系并非正式同盟。然而,其“同盟化”趋势体现在三方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它们不仅聚焦传统军事安全问题,还越发注重在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等领域的联动。拜登政府试图将美日韩三边同盟与美日菲、美日澳、美日印澳等小多边机制相互连结,在中国周边地区编织更为紧密的盟伴网络。这将强化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影响中国在国际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地位,加大亚太地区“阵营对抗”和“集团冲突”的风险。

技术性贸易壁垒背后的国家利益——中韩关系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是国际贸易中各国频繁遭遇的问题。本文利用中韩两国2009—2018年贸易数据,探讨遭遇TBT是否受到国家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韩关系的质量与韩国对中国发起的TBT数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进一步引入EPU作为调节变量后,发现EPU对于主效应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主效应在不同行业显著性存在差异。植物来源类货物和食品类货物呈现显著,动物来源类等货物则不显著。

Maturing Relations——China and South Korea push bilateral relations to new highs

For decad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were sworn enemies.

从“新南方”到“印太”:韩国“印太战略”的延续与变化

2022年12月尹锡悦政府公布了其首份“印太战略”。这是韩国首次制定和发表同时冠以“印太”和“战略”两个词的区域性外交政策。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印太战略”承袭了文在寅政府出台的“新南方政策”的诸多内容,如将东盟视为核心对象,将经贸视为核心领域,将包容视为核心原则,将繁荣与和平视为核心目标等,但“印太战略”更加偏重“价值观外交”,更加强调安全合作,更加强调主动塑造符合韩国认知的地区秩序。为此,韩国积极巩固韩美同盟,恢复韩日合作,深化与东盟、太平洋岛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双边关系,同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蓝色太平洋伙伴”“芯片四方联盟”,加强美日韩、韩日澳新等小多边合作,推动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韩国的“印太战略”也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局限,因为它设定了超过自身能力的目标,也难以跳出作为分裂的半岛国家需要优先处理自身的问题,同时需要与周边大国都保持密切关系的宿命。韩国“印太战略”过度替美国摇旗呐喊,削弱对华关系,最终可能助长地区对峙和分裂,伤及韩国自身,并使成为“全球枢纽国家”变成一句口号。

尹锡悦政府对华外交政策探析

2022年5月,尹锡悦正式成为韩国总统,中韩关系在韩国政权更替后如何发展备受关注。尹锡悦上任一年间,其对华政策大致可分为“战略倾斜期”与“亡羊补牢期”两个阶段。“战略倾斜期”尹锡悦为突出与前任政府的政策差别性,批判文在寅对华态度并强调对华强硬立场,致力于全方位提升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促进韩日关系改善,加强军事合作。然而,由于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韩美同盟关系的极大损伤、中韩舆论影响及韩国对华经济利益受损等原因,尹锡悦政府后期开始转变对华态度,不但在公开言论中强调对中国的尊重,肯定中国的重要地位,还在佩洛西与栗战书访韩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中韩建交30余年来,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在共同积极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态势下良好发展,但未来仍面临韩美关系强化的冲击影响、民意悲观引发的认知障碍、政府职能分配不均导致的政策偏向等挑战。外部背景因素的交织能够成为调节两国关系的“旋钮”,重视和改善上述挑战因素有利于助力中韩关系正向发展、自主稳定。

影响日韩关系的两重因素:美国政策与领土问题

冷战爆发后,美国分别于1951年和1953年与日韩两国签订了安保条约。由于美国主导的对日片面媾和没能解决日韩建交的问题,美日安保与美韩安保迟迟难以形成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合力。在阻碍日韩建交的诸多因素中,两国围绕竹岛(韩国称独岛)的领土争端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虽然美国依仗本国在同盟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插手日韩领土争端促成两国建立邦交关系的做法一时收到成效,但源自外压的“搁置争议”不断从内部消耗着日韩之间的战略互信,使得日韩关系始终处于脆弱的状态。尹锡悦政权下日韩关系的改善同样只能掩盖两国间的固有矛盾而无法将其彻底消除。

当代韩国协调型政企关系的形成——基于国家能力的分析

作为东亚发展型国家的代表,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政府主导型工业化,其经济在朴正熙政府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韩国经济迅速发展源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为基础的“国家干预”。但是,这一说法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朴正熙政府。当时,政府不仅为韩国财阀大企业集团提供各种特惠政策,而且还允许它们参与国家经济运行决策,对此,东亚发展型国家理论显然无力回应和解释。本文尝试运用国家基础性权力理论解读朴正熙政府时期的政策,进而分析阐释韩国独特的协调型政企关系的形成过程及其逻辑。

拜登政府的朝核政策:目标与手段的异化

近期,朝鲜频繁试射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战略武器,甚至会进行新的核试验,韩国“拥核”呼声前所未有地高涨,朝鲜半岛核扩散风险加剧。拜登政府的朝核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把无核化作为“目标”,异化为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以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朝核政策的调整主要表现在不是以解决朝核问题为主,而是以避免矛盾失控为重,同时利用韩国对朝鲜核导的担忧,加大在韩国的军事部署,强化对相关国家的战略威慑与压制。拜登政府朝核政策异化的动因既缘于美国外交政策议程的优先性,也基于维护美韩同盟关系的需要,以及解决朝核问题历史教训所带来的影响。各方应创造有利于对话的条件,加快推进朝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大国科技竞争背景下韩国的政策选择:三边关系下的非对称依赖关系分析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意图重组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以减少产业对华依赖,并限制中国科技的发展。由于韩国是美国同盟中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韩国的政策选择将影响美国全球半导体战略。本文借用“非对称依赖”的概念,提出分析三边关系下国家间非对称依赖程度的框架。在两个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对某一大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取决于另一大国能否提供替代方案。韩国半导体产业在芯片设计软件、知识产权核、制造设备等领域高度依赖于美国,而中国难以在高端设备和技术方面提供替代方案,因此,韩国对美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高。另一方面,韩国半导体产业虽依赖中国市场和原材料,但美国及其盟友一定程度上具备提供替代方案的潜力,韩国对中国的非对称依赖程度有限。在中美科技竞争的背景下,韩国对大国的非对称依赖导致其短期内陷入两难;为了避免长期的战略脆弱性,韩国已有意推动产业渐进式对华脱钩。同时,韩国也期望通过深化与美国的产业合作,加强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扩大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作用。

美国新版“印太战略”下的韩日关系

韩日关系是东北亚地区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且韩国、日本通过“共享”美国这一盟友使两国在战略与安全领域形成了一种特殊联系。冷战后,韩日关系因贸易、历史等原因龃龉不断。双边关系在2018年之后不断螺旋式下降,摩擦与冲突程度远超以往,其走向备受国际社会关注。2022年初,美国拜登政府出台了新版“印太战略”,将盟友视为遏制中国、维护霸权的战略资产,明确将日本与韩国置于构筑美国同盟网络的关键位置,突出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在美国新版“印太战略”中的支撑地位,为韩日关系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近一年来,韩日关系在美国因素影响下呈现不断向好的新趋势。韩日政权先后更替,客观上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内部“土壤”。双方相互的战略需求为韩日关系转圜提供了关键前提,但两国间结构性、内生性矛盾仍存。未来,韩日关系战术性缓和概率较大,但战略性和解空间有限。

“钟摆现象”与中韩关系发展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结束了相互敌对的历史,开创了中韩两国合作共赢的新阶段。30多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成就斐然,但由于两国关系利害相依、朝核问题认知差异、社会文化分歧以及美韩同盟的影响,韩国外交在“亲华”和“疏华”之间来回摆动,形成特有的“钟摆现象”,由此,我国的对韩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新时代新阶段,中韩关系要在大变局下行稳致远,摆脱忽左忽右的极端摇摆,就要立足长远角度和战略全局,摒弃零和博弈的外交观念和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中韩关系健康发展。

卢武铉的和平繁荣政策及其对中韩关系的影响

韩国总统卢武铉在继承金大中“阳光政策”的基础上,为了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谋求南北双方和东北亚的共同繁荣,实行了“和平繁荣政策”。卢武铉的“和平繁荣政策”的实施,为中韩政治、经济关系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自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快速发展。其中,经贸关系是中韩关系持久发展的基石。文章通过对建交后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的回顾,深入分析两国经贸交流中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展望中韩两国经贸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

中朝韩经贸关系纵深发展的战略进路

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域内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明显提高。东北亚经济合作划时代的契机是域内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平行地促进产业分工。中朝韩三国经贸合作规模的提升和发展速度的提高,可以推动一度因日本态度消极而搁浅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并将成为东北亚经济合作发展的催化剂。中朝经贸发展的能动力在于中国建设性的参与朝鲜的经济革新发展,而中韩经贸发展的增长点则在于加速建立自由贸易区。

告别“非此即彼”:韩国模式的亚太意义

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中美两国之间出现"结构性矛盾"和"兼容并存"的双重局面。亚太地区是中美互动的主要区域,域内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对华、对美外交选择的难题。韩国在中、美间实施平衡外交的做法成熟而智慧,不仅有效稳定了美韩同盟关系和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较好地维护了本国利益,而且对于促进区域稳定和合作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可称之为"韩国模式"。"韩国模式"对亚太和全球都具有重要意义。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与东亚世界——兼评费正清的“华夷秩序”论

十至十四世纪的中韩关系形态是宗藩关系。宗藩关系起源于周朝的畿服制度和礼制。一般认为,在东亚史上存在着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向中国朝贡为特征的朝贡体系或称华夷秩序。然而,宋辽金乃至蒙元时代的中韩关系形态,似乎对费正清教授的"华夷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一时期,虽然中国与高丽建立了宗藩关系,但是,随着辽金蒙古先后入主中原乃至一统天下,以辽金元为代表的北族王朝,取代了以汉唐宋为代表的汉族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地位,并迫使高丽等周边国家称臣纳贡,所以,费正清教授关于"华夷秩序"的论述,并不完全符合此一时期东亚国际秩序的事实。这时期的东亚,不仅不存在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而是以北族王朝辽金元为中心,形成了"华夷变态"的东亚世界。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国的对华战略:基于对冲概念框架的分析

对冲是指国家行为体(主要是中小国家)为应对所感知到的威胁和不确定性而采取的一种包含一套混合、多元的政策组合的外交安全战略。基于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自身所处国际环境的评估,对冲战略成为近年来韩国对华的主导战略。这一战略以积极接触为主,以分散投资、出口市场多元化以及军事安全上的间接制衡为补充。但是这一战略并不十分稳定,不仅受到美国对华战略、中美关系形态的影响,也受到韩国国内进步与保守政治分化的影响。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中韩两国都需要思考如何使两国关系尽可能不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而保持稳定这一重要课题。为此,中韩需要进一步在制度层面稳定和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并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加强合作,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与和平进程取得进展。同时,还需要建立制度性战略沟通机制,培育互信,管控潜在的风险,以维护中韩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基于地方自治的韩国央地分权研究

韩国的央地事权划分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从历史来看,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经过了初试、转型、复苏和深化等不同阶段,不过,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动力来源。从法律角度来看,《大韩民国宪法》和《地方自治法》是央地事权划分主要的法律依据;从基本特征而言,韩国的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属于国家权力体系内的分权,并以大陆法系为底色,其主导者仍然为中央政府,并具有多重二元结构。韩国地方自治与央地分权的实践在思想认识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借鉴外来制度、央地沟通协调机制和公民参与等方面,对于我国的央地事权划分实践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