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南补北法中兼护中土的探讨

《难经·七十五难》针对“东方实,西方虚”的病理状态,运用“泻南方,补北方”的巧妙治法,却未提及中土脾胃“。补北方”之法能益金制火,相较于补土确有一举两得之妙,然土虚之弊仍未解决。在“东方实,西方虚”状态中,亦存在脾胃失调、中气不运、气血生化不足之病机。泻南补北本就包含护土之意,可间接充养中土。可再视其病情,调补中土,助五行制化协调。“肝实肺虚”兼有脾胃失调时,可辅以健运中焦之法,调畅气机,以达事半功倍之效;“肝实肺虚”兼有脾胃亏虚时,可辅以补益脾胃之法,扶正祛邪,绝迁延之患。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褚家村南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8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临淄文物部门对褚家村南墓地进行发掘,发现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向多为北向或东向,墓主以仰身直肢为主,葬具多为一棺,并常见腰坑、二层台,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少量青铜器。本文选取其中11座典型墓葬进行介绍,根据其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器型变化以及与邻近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比较,推定年代约为春秋时期。褚家村南墓地的发掘为研究春秋时期齐国的物质文化遗存、丧葬制度以及鲁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增添了重要资料。

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地带森林巩固提升治理模式

通过分析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地带已实施过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区域的治理成效和需进行治理成效巩固提升的重点区域现状,针对目前林地巩固提升和裸露沙地治理的特点和要求,根据不同立地类型、现状地类和现状树种等因素,提出可行的治理模型和技术要点,为该区域沙地治理巩固提升提供了示范模式和技术支撑。

再谈南朝墓《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

南京西善桥壁画墓为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墓(成于景和元年,465年)或后废帝苍梧王刘昱墓(成于元徽五年,477年)。《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包括丹阳南齐三陵的壁画,其母本的作者是生活在南朝宋、齐间的画家陆探微。南齐三陵中砖印壁画《羽人戏龙图》、《羽人戏虎图》中的“羽人”和“天人”的形象等具有“秀骨清像”的陆探微风格,论证南齐三陵的砖印壁画整个笼罩在陆探微画风之中。

当前骑楼建筑发展研究

骑楼是近代形成的南方商住建筑类型,通过对骑楼建筑概念的剖析,重新认识骑楼的当代价值.在讨论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新问题与相应的解决办法之后指出,今后的骑楼建设中必须超越近代骑楼的建筑模式,将其作为半室外步行方式的重要类型,构成城市多样化的、宜人的步行系统.

先秦道家的“气”与南方原始宗教

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先秦道家哲学的“气”与南方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中国是一个以 水为生、与水利害攸关的国家,对云气的膜拜及观云气以判凶吉的活动早已有之。考察楚辞及其它文献中所反映 的南方(楚地)“望气祭云”以及“枚卜”等执断人事的宗教迷信活动方式,依稀可见这两种宗教活动相结合的痕迹。 道家哲学的“气”植根于南方人望气时滋生和积淀下来的对云气的膜拜心理,是枚卜和望气相糅合的产物。而道家 创始人将其改造成为生成万物的先验范畴,赋予它一种神秘的支配性质,也与望气以及云气本身的特点有着某种 微妙的联系,可以说,它是对云气的宗教态度的哲学化。

明清以降“南樟北祁”药市之比较

中国古代药市,自唐宋时期初步发展至明清时期日益繁盛,是传统中药材交流与贸易必不可少的市场载体。明清以后,全国陆续出现许多颇具影响的地方药市,其中"南樟北祁"(江西樟树药市、河北祁州药市)作为地区甚至全国性药材交易的典型代表影响甚大,一直颇受各界关注。两个药市的发展之路,有相同之处,亦有各自特色。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应对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型变化时,"南樟北祁"结合各自实际作出了适时适当的抉择与变化,实现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发展与整合。

南齐萧道成之家教及其子孙之崇儒尚文——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之“士族化”趋向

兰陵萧氏自晋宋之际以勋业进入社会上层之后,受到士族文化影响。齐高帝萧道成很重视其子孙的教育,形成了浓郁的家族文化氛围,诸子孙多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文艺修养,甚至入梁后还创作出了标领时流或传之后世的佳作。萧齐子孙在为人气质及爱好等方面也显现出名士化的特征。这都表明萧齐皇族在获得统治地位后迅速"士族化"的趋向。

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家教”及其门风之变化——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的“士族化”趋向

建立南齐后,齐高帝萧道成鉴于刘宋皇族内部的自相残害,模仿世家大族的家教传统,重视家族内部的儒家礼法教育,其子孙中出现了不少孝友方面的典型。萧道成子武帝萧赜、萧嶷等也绍续此风,其门风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向。不过,作为新起的皇族势力,其门风依然表现出寒门的传统,在宗室政策上表现为苛禁诸王及家族内部的严重冲突等。

《内经》不应脉探微

探讨《内经》不应脉的意义。以文献研究的方法,探究《内经》对不应脉的认识,以研究其内在涵义。不应脉的理论基础是脏气不应,所在脏气上应于司天之气,掩盖了所在脏气本身的真象,表现出司天之气的脉象特征。脏气不应本气而上从于司天之气,脉象不应脏气而应于天,是为不应脉。不应脉的一个特点,是不应脉全体现于寸和尺,寸应该是寸口,包括寸关尺;《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论之脉全以三阴为前提,尺候不应脉左右相同;《内经》不应脉表现在不同的年份,与司天和六气客气密切相关,南政北政各有不同。不应脉为天气之脉象,脏气之不应,以反手其诊和以沉脉之诊都缺乏科学的道理,反其诊则见,应该理解为鉴别脏气之不应,与病气相反,脉从司天而不显脏气、病气。

南政北政探讨

从传统文化背景、天文学背景、运气理论,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 ,以经解经,溯本求源,解读南政、北政。认为南政、北政之说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脉与天相应的关系,古往今来,南政、北政有诸多解释。要明白南政、北政之实质,首先要明白面南、面北,面南、面北有其深层的天文学和传统的文化背景,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面北而命其位,是对天的认识,其运行根据六气司天,左右间气轮转,顺天气的运行规律而论;面南是对地的认识,居六气在泉,左右间气轮换,是以人为自我中心的认识。故在运气理论中,岁半之前为北政,岁半之后为南政。

解读西南联大:大学校长的视角

西南联大已是历史名词,然而其业绩依然光辉。以大学校长为视角,为解读西南联大提供了新的视角。联大的成功与该校校长的治校有方紧紧相连,其先进的办学理念,科学的管理模式以及个人的人格修养都促成了联大的向前发展。而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去感悟和借鉴,从而更好地引领大学的发展和建设。

岭南罗氏妇科调经特色浅析

岭南罗氏妇科倡导肾—天癸—冲任—子宫轴在月经调节中的作用,调经顺应月经周期阴阳消长的变化,治疗月经病强调以肾为核心,肾脾并重,但也重视疏肝养肝调肝。补肾注重调节肾的阴阳平衡,长于通过调肝肾以调冲任,调脏腑以调气血。用药轻灵,擅用南药,讲究药物配伍,用药精当。

从地理角度分析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

项羽作为国君和统帅,在确定战略方针时未能考虑地理因素的重要影响,以致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例如选择资源匮乏、无险可守的"梁楚九郡"做根据地,建都彭城,而没有占据形势完固、物产丰饶的关中,结果其后方屡次被汉军攻破摧毁。他将主攻方向放在狭窄的豫西通道,无法展开兵力,发挥擅长野战的优势,致使刘邦得以集中人马成功地对其实施阻击。项羽对关东的韩、赵、魏、燕、齐等地区未予足够关注,没能实行有效的控制并征发那里的人力、资源来补充自己。尤其是对号称"东秦"的齐地举措失当,导致上述各地被刘邦轻易占领和利用,使楚汉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逆转,造成了项羽的最后失败。

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

诗人高启死于非命有多方面原因。世谓其诗作《宫女图》暗讽宫闱密事而招来杀身之祸,纯属穿凿之谈。明初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诗人产生了惶恐无助的心态,随之其辞官不就的行为,被朱元璋视为不与新王朝合作的举措。“魏观案”事发后,高启诗文中某些触犯忌讳的语句让明太祖动了杀机。朱元璋制造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还希望警告那些仍然感怀于元朝与张士诚政权仁泽的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明太祖屡兴文祸,使用暴力手段镇压不与新王朝合作的士子。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启之死可谓明初江南文祸的滥觞。

论南社诗学与诗界革命之关系

南社诸子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关系密切,在诗歌创作与理论探索上皆有所深入,是诗界革命的忠实继承者、发扬者。高旭、林庚白、汪兆铭等人对新意境、新名词的阐发,尤其具有理论深度,是20世纪中国诗学的宝贵财富,对于当下旧体诗词的创作亦具借鉴意义,应当引起诗学研究者的重视。

韩国朱子学新论——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

一般认为,韩国理学家李栗谷以"气发理乘"反对李退溪"理发气随",其实在理发、气发的问题上,栗谷的真正思想却与退溪的立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并不都构成矛盾。在本体的层面栗谷认可"理发而气随之",在作用的层面他赞成"气发而理乘之"。所以在两人表面矛盾的概念和命题形式下(栗谷批评理发气随),实质上的思想却有一致的地方;而两人命题一致的形式下(栗谷赞成气发理乘),却含有对气发的不同理解。因此,退溪、栗谷思想的异同不能简单根据主张气发或理发的说法来判定,需要根据其文本作细致的思想分析。

地域文化传统的融会与潍坊三百年文化的发展——以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的人格与风格为中心

在潍坊三百年来的文化发展中,在治学为政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众多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人格与风格带有明显的潍坊地方文化特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齐文化与鲁文化、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等文化传统多元互补、综合融会的结果。

张敬儿、王敬则政治生涯之异同及其时代意义

张敬儿、王敬则为南朝宋齐时期两个较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们在政治上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显著的差别。所谓“相通”,在于他们同属“伧寒”阶层,具有相近的社会气质和政治经历,他们争取政治地位的奋斗经历,也正是南朝伧寒武人奋斗历程的缩影。张、王二人在政治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入仕途径及参与政治方式的不同等方面。当然,作为政治人物,他们之间也存在矛盾和争斗,这种争斗又是京口和荆襄两大武力集团此消彼长关系的曲折反映。张、王政治生涯的异同,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体的经历和体验,而是具有普遍的时代性意义,即他们在政治上的沉浮荣辱,乃是南朝伧寒武夫跋涉在政治旅途上所必然要遇到的风雨坎坷。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