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上座部佛教建筑及其文化精神

宗教建筑主要是以物质形态来表达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云南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对当地的民族社会文化及日常生活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并构成了民族文化和心理素质的基本要素。文章从历史、文化及建筑技艺等多种角度进行论述,以期获得对南传上座部佛教建筑在云南的产生、发展演变、建筑特色有较全面的认识。

佛教宇宙观和生命时间观与南朝志怪小说

随着汉代之后佛教佛典的大规模传入,给中国士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极富玄想色彩的宇宙空间观念和生命时间观念,这些观念深刻的影响了南朝志怪小说,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在宇宙观方面,志怪小说中出现了佛教的地狱世界,及对这种地狱世界作类似于佛教佛典中的种种描绘,还出现了类似佛教"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空间结构。在生命时间观方面,志怪小说中出现了诸多"三生"故事及死而复生的故事。

韩国佛教中的带妻僧问题与佛教净化运动

近代韩国佛教在追求社会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向日本学习,输入带妻食肉风俗,带妻僧数量逐渐增多,导致佛教界内部出现带妻僧与比丘僧的对立。这种对立与日帝推行的寺刹令体制紧密相关,因此解放后虽然比丘僧方面仍以佛教大众化为目标,却将占据主导地位的带妻僧视为守旧僧侣,甚至归为亲日佛教的残渣余孽,在李承晚政权支持下开展了佛教净化运动。虽然比丘僧方面通过净化运动掌握了宗权,接管了大部分寺刹,但是也导致佛教内部纠纷升级,最后发生分宗事件,佛教的社会地位也大受影响。

宗教世俗化现象探析——以云南傣族村社佛教世俗化变迁为例

近年来,宗教世俗化的趋势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走入人们视野。宗教世俗化是指由于人们对宗教观念和感情的逐步淡化,使得宗教活动范围减小、宗教的社会影响削弱以及宗教价值观念失落等的现象和发展趋势。作者以云南傣族社会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世俗化为例,梳理宗教世俗化的出现背景、内涵表现,提出当前世俗化的表现为:"政教合一"的社会管理模式向"政教分离"的社会管理模式转变,基本信念由"神性"中心向"人性"中心转换,组织观念由社会的宗教转变为个人的宗教,关注重点由"彼岸"转向"此世"。世俗化条件下宗教的未来发展趋势目前可以分为悲观论派、乐观论派和中间派等三个理论派别。

韩国曹溪宗祖师知讷的“真心”说

知讷是高丽时期禅宗佛教的代表,是韩国曹溪宗的创始人。他以"真心"说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禅学思想理论。知讷认为"真心"是世界存在的本体,一切众生,皆具真心。但凡夫的真心被妄念所覆,不得显现。所以,要通过做无心功夫来消除妄念,显现真心,修道成佛。

朴拙圆满 浑若天成——南社弘一法师书法作品鉴定

弘一法师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书法家和佛学大师。他援佛入书,创作出一种宁静、淡泊、空灵的新书风。本文认为弘一法师的书法风格演变分为出家前和出家后两个阶段,即劲健与平淡两种格调。随着艺术品拍卖兴起,弘一法师的作品价格逐年攀升,是海内外藏家争相追捧的热门收藏品种之一,市场赝品颇多。风格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把握住弘一法师书法笔墨风格的演变脉络是鉴定其作品真伪的关键。

《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的研究

"五山十刹"之制是南宋的官寺制度。《五山十刹图》是入宋求法的日本僧人遍访五山十刹诸寺后,对南宋禅寺的伽蓝配置、建筑、家具、室内陈设等真实记录的图卷。作者对图示僧堂椅进行了解读,研究表明椅背搭脑和扶手连成一体呈圈状,用向上弯曲延伸的后腿和椅背支撑椅圈的天圆地方形直腿圈椅,最迟在公元1248年(南宋时期)就在中国使用了。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宋代圈椅。

中韩女将小说中“谪降”母题研究

比较中韩女将小说,主要人物经历中均设有"谪降"母题,成为一种惯用叙述模式,而中韩两国均存在极大的相似性,甚至复制的痕迹。中国"谪降"母题历时悠久,来源于传统道教文化,而韩国"谪降"母题鲜有自身文化因子的影响因素,可以考虑其是受到中国传统道教文化和中国通俗小说的深刻影响。挖掘中国因素对韩国"谪降"母题的具体影响,有利于促进中韩文学间相互影响关系的进一步研究。

论六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简论传统报应观的特点——以《夷坚志》为例

通过分析《夷坚志》报应故事的特点,可以看出在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虽然佛教在中国已经深深植根,但中国传统的报应观却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体表现为家族性特点依然突出、明显的现世功利性、善恶之首观念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佛教在占领中国本土思想文化阵地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

《夷坚志》与南宋江南密宗信仰

密宗作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 ,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 ,在唐代开元年间鼎盛一时 ,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许多学者认为 :由于密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它在开元之后不久 ,很快就夭折了。其实 ,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 ,它在民间依然拥有大量的信徒 ,时至宋代依然如此 ,特别是在江南则更为兴盛 ,洪迈《夷坚志》

佛门“三虚”与近现代岭南佛教

佛门"三虚"———太虚法师、虚云法师、倓虚法师,对振兴近现代岭南佛教的贡献巨大。太虚法师莅临粤港弘法,宣传开展新佛教运动,并创办岭东佛学院培养人才。虚云法师复兴南华寺、云门寺,弘法传戒,整肃纲纪,重振禅风。倓虚法师将湛山宗风及湛山僧团近乎完整地带到香港,开创华南学佛院、设立中华佛教图书馆培养人才,并以每周佛学讲座普及佛教知识。这些努力,改变了传统岭南佛教的面貌,推进了佛教革新发展,也为佛门培养了一批堪当中流砥柱的僧材。即以今日岭南佛教之发展格局来看,亦仍然深受"三虚"法脉及其门风的影响。

《中国贝叶经全集》九大问题述略

《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是中国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经典著作的选编集粹,它以"贝叶经原件扫描图像、老傣文、国际音标、新傣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六对照"的方式编纂结集。《中国贝叶经全集》正式出版发行后,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日本首先引进,现已开始对前10卷进行翻译研究;泰国的一些学者建议集合中国、泰国、缅甸、老挝等国的相关学者,对各国存在的版本进行比较研究。

明太祖与江南佛教上层的关系

元末明初,江南地区为汉地佛教中心,法门兴盛,人才济济。名僧大德普遍淹通佛儒,与士大夫阶层有着广泛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出于稳固明王朝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明太祖重视对江南佛教上层的结纳与笼络,名僧大德普受征召,并择拔"通儒僧"出仕,径为所用。然而,在明太祖竭力强化专制统治的背景下,江南佛教上层累受各种"党狱"之祸的株连,政治压抑和迫害的阴霾常常笼罩在这些人的头上。经历了洪武一朝,江南佛教人才迅速凋零,僧团萎靡,江南佛教上层作为一股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由此而消散。

明季西南禅宗祖师破山的生平及其佛教活动

破山是明季西南佛教史上的一位著名禅师,他一生大开方便法门,创建名蓝巨刹,开建法幢10余所,剃度弟子百余人,嗣法弟子80余人,法系遍布西南诸省,对贵州佛教影响深巨,为西南临济禅宗祖师。纵观破山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儒入佛,立志出家,解脱生死的青年时期;第二阶段是遍求名师,参禅学法,得禅心印的壮年时期;第三阶段是开堂说法,创建法幢,培养僧才,振兴西南禅宗佛教的中晚年时期。此时他作为西南地区佛教界的一代宗师,对西南佛教的振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破山的佛教活动历程中最为重要的阶段。

任继愈与南北朝佛教研究

任继愈把南北朝佛教纳入到中国思想史的整个流程中进行考察,针对南北朝佛教发展的社会历史基础,形成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其中心议题"心性论"颇具思想史意义;并以南北朝佛教对儒学的宗教化以及与道教的关系为案例,阐释了南北朝佛教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改造与贡献等。

思想启迪·智性叙事——论鲁迅与江南佛学之关联

北方佛教重实践与仪式,多神秘性,宗教感强;江南佛教重义理,多哲思,多诗性审美,强调人的主体自觉,有人间化倾向。鲁迅潜心佛学,却只对佛教理性吸收,吸收对建构新文化有用的积极元素和佛学中的人生哲思。人生哲思是江南佛学的主要特征,故江南佛学构成对鲁迅的深刻印痕。从思想启迪言,有激活国人精神主体、"藉以研究其人生观"两方面的影响;从叙事策略看,有佛学词句与佛学意象、佛学寓言与动物隐喻两方面的借鉴。对江南佛学扬弃式的吸收,使鲁迅的思想性格和审美品性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也使其文学叙事呈现了陌生化和多重张力的审美特征。

施蛰存小说中的江南佛学意蕴

施蛰存出生于佛教盛行的江南,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传承,江南佛教文化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叙事内容上,江南佛教对其影响有两个层面:其一,江南佛教相对开放的女性观,使得施蛰存小说中的“女性欲望书写”有了写作依据;其二,施蛰存钟情佛教题材,以僧尼的世俗化改写倡导人性自由。在叙事策略上,江南佛教的影响也有两个层面:其一,佛教唯识论强调心识,重视人类的深层意识,施蛰存小说创作中善用心理分析与江南佛教的唯识学颇多契合之处;其二,在佛学“圆通”思想的影响下,“首尾圆合”构成中国传统叙事的一种常用结构,施蛰存在不少小说中运用了这种“圆型”的结构方式。此外,江南曾经是佛教密宗盛行之地,密宗艺术有怪诞恐怖之特点。与此相呼应的是,施蛰存在小说中多怪诞情节的设置。江南佛学意蕴使施蛰存小说的叙事内容和叙事策略多了独异的气质,拓宽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视野。

隋炀帝招揽江南之高僧与南朝佛学之北传——以《续高僧传》所载相关史实为中心的考察

隋之灭陈,江南佛教遭受严重破坏。隋文帝虽对江南佛教之"上德高人,咸纡延请",但与其对南朝的军政压制与文化歧视政策基本一致,对南方佛教也多加贬斥。江南高僧群体出于地域观念与思想文化的差异,对隋朝征召则予以抵制,甚至参与反对隋朝的地方叛乱。晋王杨广出镇江都,总管扬州,为稳定东南局势,改变一味高压的军政政策,在笼络江南人士的过程中,对南方佛教代表人物也多有亲善之举。他在江都设置"四道场",大力招揽江南义学高僧,一再征召智者大师,并拜其为师,接受戒度,造成了江都佛教的一度兴盛。随着杨广获得继嗣地位,他在长安建造日严、慧日等道场,不断荐引南僧入关,并资助相关法会等佛事活动,拓展了南北佛学汇通之渠道,造成了南北佛学交融之盛况,对隋唐时代佛教发展与本土佛教宗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晋宋间中斯文化交流

两晋与刘宋时期南北政权的统治者大多都信仰佛教,或对佛教采取宽容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和斯里兰卡交往频繁,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有僧人来往,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也促进了中斯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