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西少数民族胡琴类乐器与东南亚相关民族胡琴类乐器之比较

胡琴类乐器在中国广西少数民族和东南亚相关民族中使用广泛,形成了东南亚胡琴文化共生圈,呈现出胡琴类辐射性乐器文化和变容性乐器文化两个层面。各族胡琴类乐器在形制、演奏形式、演奏技巧与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共同点,又受到地域文化、审美趣味的影响,呈现出个性特征。

东南亚华人的人类学研究:以区域及主题为分析焦点

本文的重点在于概述启始于上个世纪中期的人类学东南亚华人研究以及学者在不同时期偏重的各个方向。笔者并不企图在本文中完整、详细地讨论人类学者的东南亚华人研究成果 ,而是希望从不同地区及研究主题两个方面 ,概述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学者的东南亚华人研究重心、重要的转折以及新近的研究方向。

伊斯兰教与影响当代东南亚政治发展的三大问题

伊斯兰教对当代东南亚政治发展的影响 ,集中表现在三个大问题上。这三个大问题是 :分离主义对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威胁 ;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和冲击 ;政教分离还是政教合一之争对国内政治格局、民族、宗教关系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作者分析了这三个问题的背景、特点。

马来西亚纳吉政府华人政策调整述评

文章分析了2008年大选以来,特别是2009年4月纳吉出任马来西亚第六任首相以来,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政策的主要调整与变化;探讨了促进政策调整的政治、经济和民意等各种原因以及政策调整对马来西亚政治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影响,旨在比较全面地把握马来西亚政治与族群关系的发展态势。

治理自主性、族群结构与东南亚国家华人政策的差异性——基于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比较研究

当代东南亚各国的华人政策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这一现象植根于近现代殖民遗产的结构性原因,而治理自主性及族群结构则是导致政策差异的关键变量。具体而言,治理自主性决定了东南亚国家能否避免殖民政权对移民事务的支配,自主地协调与适应华人的移入;族群结构则决定了各族群在政治参与中可利用的物质基础和竞争杠杆。作为东南亚国家中的典型案例,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分别建构了“治理自主+单一族群主导”“治理不自主+单一族群主导”以及“治理不自主+多族群竞争”的模式,也相应生成了“温和同化”“严酷同化+区别”以及“温和同化+区别”的华人政策。当代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各新兴民族国家在建构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困惑,不仅是关乎各民族国家建构、巩固与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在推进同东南亚国家睦邻合作时不可忽视的因素。

化解危机:东盟民族冲突与预防性外交

民族冲突长期困扰着东盟国家,对地区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如何借助预防性外交化解民族冲突危机,已成为东盟维护本地区安全的重要议题。20世纪90年代,东盟接受加利所倡导的预防性外交概念,开始着手东盟预防性外交的规范建设与实践,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东盟目前所发展的预防性外交,其作用仅限于应对国家间争端与冲突,难以触及东盟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问题。客观上,东盟各国需要通过预防性外交化解民族冲突危机,否则东盟在民族冲突面前将难以有所作为。但关键问题是怎样使预防性外交在化解东盟民族冲突中行之有效。完善预防性外交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寻找本土化解决办法,将是东盟提高其预防性外交行动能力、有效应对民族冲突的重要途径。

亲近与疏离：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体族群形象建构

多元族群复杂互动的历史脉络中,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主体族群呈现亲近与疏离迥异的双重形象,折射出华族对朝夕相处的主体族群特定的情感体验与复杂认知。作为东南亚华族自我想象的文化表意实践,华文文学的主体族群形象建构与族群政治息息相关,游移于族际诉求与族际对抗之间,彰显出华族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错综纠结。

从“利奇”到“斯科特”：西方国家东南亚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中国的话语权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东南亚研究出现了从宏观的国家研究向微观的族群研究转变的趋向。在这一转变中,英国学者埃德蒙·R.利奇和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研究促进了学界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这些对族群概念的再认识也冲击了中国的民族概念理论体系。中国学者面临一个怎样定义自己国家民族概念的问题——是被动适应国际话语体系还是主动参与体系的构造?在民族概念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暨范宏贵学术思想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8年12月22日,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语言文化研究暨范宏贵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中国广西南宁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东南亚语言与文学”“东南亚历史与文化”“东南亚族群与国际关系”等3个议题展开交流对话与探讨。本文对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东南亚文化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第16届民族学与人类学专题会议综述

2009年7月27日至31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中国昆明的云南大学召开。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和壮学研究中心联合大会举办了"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和"侗台语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两个专题会议。为期2天的会议中,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西班牙、密克罗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缅甸、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高校与研究机构的7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收到论文80余篇。会议就现代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发展现状与保护措施达成了许多共识,也提出了新的问题。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华人:旧问题 新忧虑

2016年初,新加坡长期研究东南亚问题和华人问题的著名学者廖建裕教授针对当前东南亚国家的现实状况,表达了他作为东南亚华人一分子对于中国和住在国关系之间华人社会安全的忧虑。此番言论在本地华人、东南亚政府人士及中国学者之间引发共鸣。它至少触发两方面问题:1)东南亚华人的历史悲情和现实忧虑,时时警醒着华人如何在东南亚民族国家的种族政治漩涡里自处;2)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当下发展,是否有助于东南亚华人的安全,以及华人地位的提升?本文就此作一些分析,以说明二战结束以来国家关系中的东南亚华人所面对的间隙性安全困扰,实乃旧问题与新忧虑的交织,需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本着"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同时,确保本地华人族群光明的未来。

大航海时代三明客家与东南亚客家互动新探

围绕世界大航海时代福建三明客家与东南亚客家关系史,运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揭示其文本背后的历史情境。从中发现三明市清流县曾经成为世界大航海时代重要的文化符号,三明客家曾形成通往月港的东西方交流的航道,对东南亚客家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在重写三明客家与泰国客家关系历史的基础上,还原了三明客家的历史地位,为新时期三明客家与东南亚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