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佛教雕塑的前朝传统与创新性

全国现存的10世纪佛教艺术分布不均衡,敦煌、山西、四川盆地、江浙保留较多,主要来自敦煌曹氏归义军、北汉、吴越国、南唐、前后蜀,艺术面貌差别较大。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雕塑既保留着很多唐代或前朝传统,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另外,这个时期的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倾向更加强烈,适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对柳得恭“南北国”论的驳议

公元698年,粟末靺鞨人首领大祚荣在松花江流域建立渤海政权,接受唐朝册封,成为唐朝的地方民族政权。朝鲜半岛史学界将渤海史纳入朝鲜史体系,将渤海与新罗对立时期称为“南北国时代”或“南北朝时代”,将渤海视作新罗的“北朝”。然而,此种说法存在问题,一是“南北国”论缺少统一王朝或国家的根本前提;二是在渤海建国前,朝鲜地区并未形成单一的朝鲜族或韩族;三是高句丽曾是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民族政权;四是王氏高丽并不是高氏高丽的继承者。

“幽州人語謂耿爲簡”解

文章從《三國志·蜀書·簡雍傳》裴松之注“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爲簡,遂隨音變之”生發開去,探討了與此相關的音變構詞。本文就幽州一帶東漢至南北朝耕部字變入元部字,幽州方音與漢魏晉南北朝詩文用韻、古注音所反映的耕部變元部的歧異原因,《切韻》系韻書爲什麽不收“耿”讀“簡”的異讀,裴松之注“幽州人語謂耿爲簡”注音背後的規則,幽州一帶“耿、簡”同音現象在後代逐步失傳的原因等相關問題,得出多種新的見解,旨在加深漢語語音史及相關學科的研究。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苜蓿种植利用刍考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苜蓿名称与名实、苜蓿引种与种植分布、种植管理与利用等进行了考证。结果表明,自张骞通西域汉使引入苜蓿,其初名的文字不是现在"苜蓿"写法,而是"苜蓿"的同音异字或异音异字,汉使引入的苜蓿即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汉武帝命人在离宫别观旁种植苜蓿获得成功,后苜蓿传至民间,乃至遍于关中,进而在宁夏、甘肃乃至青海东部、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及黄河中下游等北方地区广为种植。东汉崔寔提出的苜蓿播种期和刈割期,为我国最早的苜蓿种植技术,到北魏贾思勰系统总结了水地、旱地苜蓿的种植管理及利用技术,为我国苜蓿的种植奠定了基础。在汉代,为了加强苜蓿的种植,还专门设置了苜蓿苑,用于苜蓿种植,并有专人负责。苜蓿除用于饲草外,在早春幼嫩时还可蔬食,并作为观赏植物常常被种在皇家园林中。从一些出土文物可知,苜蓿早在汉代就已成为商品在进行交易,征收苜蓿草是国家的大事,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植的苜蓿为紫花苜蓿。汉代苜蓿的引进不仅丰富了我国农产物,而且来源记载清晰准确,是我国对世界苜蓿栽培史的重大贡献。

从两宋园林的变化看南宋园林艺术特征

论述了两宋园林审美从大尺度到精致化、从理想化到残缺美、从平远到深远之嬗变,相对于北宋,认为南宋园林多了几分雅俗共赏、闲适优雅的生活情趣,适应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山石经营"叠置有峰",园林理水变化多端;园林建筑纤巧多变,群体组合错落致密;园林栽培技术成熟,花木繁盛,突出了植物在题名点景方面的文化意蕴。总结出南宋园林逐渐远离了"平远、壮美、雄浑"的境界,日益"诗化、画化、精致化",显现出"巧趣柔美、清雅俊逸、精深幽邃、幻化多致"的写意特征。

两宋科举与家族文学

两宋科举制度对两宋家族及其文学有着重要的影响。科举入仕是一个家族振兴和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而一般寒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保护和照顾,这些保护和照顾措施促进了宋代大量科宦家族的形成。两宋科举制度对家族教育目的和方式有明确的引导性,而科举内容对家族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促使科宦家族向文学家族转化。但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要素,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家族的文化传统、文学积淀和某些弹性措施,可以适度调节科举功利性带来的消极影响,维护文学自身的良性发展。

论两宋江西地区的交通及其影响

两宋时期,江西地区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北宋时期,大庾岭驿路成为京师与岭南交通的最重要通道,举凡广南物资北运、官员赴任、商旅往来等,大都经由此路。靖康乱后,南北交通受阻,东西交通成为南宋交通的重点,信州—袁州驿路成为东西交通的孔道。江西境内四条支线驿路或直接或间接与以上两条干道相连接,构成了两宋江西地区发达的驿路交通网络。交通的发达对两宋江西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影响。

北宋初汉族男性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品级朝官、在野隐士及平民等汉族男性所着服饰及其特征进行研究,此时男性服饰所呈现出几种不同之"变"的形态在动乱结束后长期并存,并在服饰历史发展中均发挥着不同效应的影响作用,以此力求反映和折射出当时不同阶层的审美趋向、精神文化追求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即无论是品级朝官与在野隐士所着渐儒趋雅风格的服饰,还是平民所着便捷实用的服饰,均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世人的一种复古心态,反映出北宋初期男性服饰风格发生变革的轨迹。

辽人自称“北朝”考论

辽人自从五代后晋时期开始,就遵循历史上称南北并立政权为"南北朝"的习惯而自称"北朝",那时,辽人还没有形成"北朝"高于"南朝"的理念。宋朝建立以后,辽人积极主张与宋朝互称"南北朝",具有意欲提高自己政治地位以取得和北宋对等往来的意图。到了辽圣宗后期,随着辽人"正统"意识增强,辽人意欲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欲望大增,辽重熙二十一年(1052)"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就有了"意以自尊大"之倾向。辽人自称"北朝",具有强调"南朝"和"北朝"是"一家"之用意,"一家"就是"中国",辽人承认五代和宋朝是"中国",同时也自称"中国",他们强调"南朝""北朝"是一家人,就是"南朝""北朝"都是"中国"的意思。

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

宋代地方志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编纂随着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势的发展变化显示出不同的撰修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这一时期地方志的编修时间、体式类别和所隶属的空间地域这三个方面展现出来。两宋地方志的撰修如此的繁荣,而导致出现这种繁荣景象的原因,与地方志修撰的主持者及其编修地方志的目的、寄寓与整个社会修史的风气和时代环境息息相关;这些影响地方志纂修的因素,在北宋与南宋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又显示出时代的变化和差异。

中国古代葡萄、葡萄酒及葡萄文化经西域的传播(一)——两宋以前葡萄和葡萄酒产地

两宋以前栽培葡萄及其酿造产地的扩展,是中国古代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及葡萄文化经西域传播的重要内容。两宋以前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西域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京城地区向四周扩展。先秦时期,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已开始在西域传播;秦汉时期,葡萄和葡萄酒产地在西域扩展,并向关内初步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主要在内地都城拓展;隋唐时期,葡萄和葡萄酒产地较快发展;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葡萄、葡萄酒产地广泛(尤其在江南)扩展。

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

中国古代作为官办法律教育机构的律学,存在于魏晋至宋。律学之废,并不是北方民族入主的结果。律学的兴衰,与科举制中明法科的变化以及政府对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变化关系密切。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历经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从唐代的提倡、鼓励政策到宋朝制度上的要求,再到明清成为法律上的规定。独立律学的消亡,并不是“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义、重儒学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论文人画从北宋到南宋之变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影响了绘画,“破体”为文而至绘事,颇多诗画相通之论。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提出了系统的画家修养论;(2)倡导绘画的传神论;(3)确立了“书画当观韵”的标准。在创作上大致可分三类,其中,苏轼、文同、米芾等被视作典型的文人画。南宋文人画的逐渐退潮,除了院画兴盛的外部因素外,更出于自身的原因。其变化与转型体现在五个方面:(1)文人画几可看作是画院以外绘画的代称;(2)有借鉴院画之长并与院画结合之势;(3)创作主力转移到水墨竹石花卉;(4)开绘画与诗、书、印结合之先河;(5)僧道作品形成了狂逸的创作风气。

宋代长江下游圩田开发与水事纠纷

两宋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圩田开发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迅速发展。人们在圩田开发利用过程中,因为争水、排涝、抢占河湖滩地,以及对陂湖的恣意破坏等因素,产生了诸多水事纠纷。这些纠纷主要有地主与农民之间、官府与民间以及圩际之间等类型。面对各种水事纠纷,两宋政府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汉唐药物剂量的考证与研究

为考证东汉至五代的药物称量 ,参阅有关文献及出土度量衡实物 ,证实东汉时期 1斤为 2 2 0～ 2 50g ,1两为 1 3 .75～ 1 5.62 5g,1升为 2 0 0ml。魏晋南北朝的称量虽有增大 ,但药物剂量仍沿用东汉制 ;陶弘景称量有比例失衡及偏小之嫌。隋唐五代实行大小两制 ,“合汤药”基本上用小制 ,亦为东汉量值。东汉末至五代的 70 0多年中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药物剂量 。

战时状态与南宋社会述略

从总体上说,两宋社会经历了从和平环境到战时状态的演变。与大局的变换相适应,两宋的时代主题也经历了从变法图强到救亡图存的转化。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这一南宋历史的大局,制约并牵动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本文较多借助既有研究成果,仅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举例式地对此作了一些粗略考察,以期进一步说明两宋历史不可一概而论。

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妇女服饰样式、着装方式及装扮习俗的研究,从服饰制度的沿袭、阶层文化基调的变革、款式审美的变迁等方面分析了北宋初汉族妇女服饰特征和所折射的社会文化变迁。从衣服样式上看,北宋初的上层女子服装愈加艳丽与奢华,更大幅度地趋于装饰和宽博,是当时世人复古心态的一种体现,反映了内心对本土文化回归的渴望。从着装方式上看,以内衣外穿为主要特点的新衣式在北宋初得以普及,为后世妇女着装起到了很好的典范和借鉴作用。北宋初"胡风渐退,汉风复兴"的妇女服饰风貌变化是当时社会动荡和民族本位思想影响的结果。

胡汉交融背景下的“袴褶”服饰研究——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

运用考古学、文献学的观点和实物、图像、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对"袴褶"的词源及所指之物、穿着普遍性、流行推广,以及在魏晋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研究资料主要为画像砖、陶俑、壁画等。发现颜师古所注"袴褶"并非《急就篇》中"袴褶"所指本义。袴褶成为了鲜卑胡服与汉服之间向对方相互靠拢的"折衷体","袴褶"的流行是政令推动与自发演化的双重结果。以袴褶为代表的上衣下裤形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传播的原因,有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时局动荡下对胡服的被动接受、袴褶的实用性等方面。

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南中地区经济治理考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云南为主的南中地区与内地已形成不可分割政治经济体。但仅有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而没有对经济治理的考察和讨论,难以全面反映和总结治理的总体情况和经验教训。本文按照各政权控制南中的历史时序,以南中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各政权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为基础,横向主要从郡县民、大姓、少数民族及经济部门四个方面,纵向主要从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包括贡纳、赋税、兵役、徭役制度)等方面,考察和讨论了各政权全国性一般经济治策在南中地区的执行,在南中地区的实行的特殊经济治策,及其这些治策对南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尽管内地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各政权在南中难以实施更加深入的经济治理,大姓长期实际控制南中部分地区,对内地各政权的经济治理有一定干扰,但各政权一般性经济政策在南中总体上仍得到执行,并且顾及了南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其中"汉重夷轻"的赋役政策及对大姓荫户的限制又成为汉民"夷化"的经济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