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蒙长城地带方言语音变异的新趋势——晋语五台片方言阴平上调的分化

晋陕蒙长城地带偏关、神池、宁武、巴彦淖尔及周边保德、米脂、子洲、杭锦后旗、磴口九个方言点方言阴平上调分化为阴平和上声。这种阴平上调的分化不是方言连读变调的发展结果,而是与周边强势方言接触后的变异,其演变方式是参照强势方言调型对比模式重新调整后,再与方言自身声调格局适配的结果。强势方言显性特征与区域方言共性特征的竞争和适配必然引发方言接触式音变,其结果导致方言间同化趋势显著。

金末道士侯善渊诗词用韵与晋南方言

本文穷尽考察了金末道士侯善渊的诗词用韵,归纳为18部韵系,同时也发现若干不同于通语韵系的特殊韵例。经过与金代晋南籍作家的诗词韵中的特殊通叶现象和现代晋南方言进行比较分析后,我们认为侯善渊诗词用韵的语音基础是晋南方言。因此,诗词用韵的考察不仅是语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而且也为方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晋城话中的入声字

晋城话入声字的发音非常特别:没有喉塞尾,没有独立的调类,但韵母主要元音具有独特的音质。正是由于韵母主要元音具有独特的音质,晋城话的入声字才得以保持独立的类的存在。晋城话入声字语音特征的发现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即增加一种入声字类保持其独立存在的类型;为入声字的调类在方言中的演化结果添加一种新的类型;有助于预测部分晋语入声字的发展趋势。

晋南方言“到”的用法及其语法化

'到'在晋南方言是个使用频率颇高、语法功能发达的常用词,它的用法非常丰富且独特。'到'作动词,表示'到达'、'使令、容任'义;作介词,相当于'朝、往、从、依照'等,兼作'处置式'和'被动式'的语法标记。文章主要考释'到'语法化的动因和历程,探索'到'兼作处置式与被动式标记的来源,归纳其类型化的意义。'到'在兼语句的容任义是其语法化关键的一步。合适的句法位置、语义的相宜性、高频的使用率和方言内部系统的协调都对'到'的发展演变有一定的影响。

从扬雄《方言》看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的地位

不少研究认为秦晋方言是扬雄时代通语的基础方言,但这种观点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扬雄《方言》中训释词的特征和性质是审视秦晋方言在汉代通语中地位的关键所在。以往研究关注的秦晋方言在训释词中的使用频次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但需要把它跟训释词和秦晋方言的关系、训释词与其他方言的关系结合起来考虑。训释词的方言来源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训释词为通语,但大部分来自秦晋方言之外;一类训释词不是通语,其中小部分与秦晋方言相同。因此,从训释词的方言来源看,《方言》本身并不能提供支持秦晋方言就是汉代通语基础方言这一观点的确凿证据。汉代通语应该是以“传统标准汉语”为基础,吸收包括秦晋方言在内的汉语方言成分而形成的,但不可否认秦晋方言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

两汉魏晋南北朝方音研究述略

针对两汉、魏晋南北朝两段时期的方音展开研究,主要评述两汉、魏晋南北朝近八百年间的方音研究概况。结论认为,古方音的研究仍有广阔空间,只有研究声音的纵向的历史变迁的音韵学和关注声音的横向空间变化的方音研究同时注重,才可建立完备的汉语语音史。由此,对古方音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且要加大研究力度。

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研究述论

魏晋南北朝方言地域性强,后人多采用地域分类法划分方言区域。郭注语料丰富,地域分布广,先后有七位学者以此作了整体分区,朱芳圃八区、周振鹤和游汝杰七区、沈榕秋九区、董达武十二区、萧黎明七区、李恕豪九区、华学诚六区等。各家分区差异性和一致性显著,可以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整合方言区的通行范围。这一时期作者较多,方言语料庞杂,学者们多以中心地区和通行范围指称局部的方言区域,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魏晋南北朝方言区域的划分因分区标准而异,无本质性差别。

陕北吴堡话的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

在吴堡话的声母、韵母中,叠置着中古或唐宋西北方音与后来从权威方言或共同语借入的不同语音层次。

安阳方言中表达实现体貌的虚词——“咾”、“啦”及其与“了”的对应关系

安阳方言的"咾1"、"咾2"、"啦1"、"啦2"和"啦1+2"表示实现体貌,文章在描写它们的基础上,讨论普通话中的歧义句在安阳方言中的分化,然后与晋语及周边方言进行比较,兼及汉语史,最后从类型学角度与现代闽语作比照,试图探索它们之间的语源关系。

吴起话音系及内部语音差异

吴起方言属于晋语志延片,处于陕北晋语与中原官话的过渡地带,兼具两种方言的音韵特点。某些特征鲜明的音韵特点表明关中方言对吴起方言的影响久远而且异常深刻。由于移民因素的影响,吴起县境内可以分为三个方言小片,各片之间的韵母和声调系统存在明显的差异。

包头方言中的反切词语探源

反切词语是包头方言以至晋陕方言中的一种语言现象,与反切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其形成有两个阶段,即秦汉以前由急读缓读形成的不自觉反切阶段和汉末魏晋南北朝的自觉反切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风靡全社会的反语活动,是反切词语形成的重要基础,促进了反切词语的成熟和发展,反切词语从此在民间以及文学作品和历史典籍中代代相传。

山西晋城盆地方言尖团音的读音类型及演变特征

山西晋城盆地位于晋豫两省交界地带,该区域方言尖团音分布韵摄不一,读音类型多样,呈现出交界地带方言的复杂性。根据尖团音分布的韵摄,可以分为所有韵摄分尖团和个别韵摄分尖团,其中所有韵摄分尖团又分为整齐对应型、交叉对应型和杂乱对应型;根据尖团音的读音形式,可以分为14种类型。总体上看,晋城盆地方言的尖团音具有四个演变特征:(1)精组和见晓组非同步演变;(2)见晓组擦音和塞音非同步演变;(3)不同韵摄尖团音的分合非同步演变;(4)声母的腭化与韵母[i]音失落的对抗。

晋语、中原官话汾河片中与南方方言同源的古词语

在晋语和中原官话汾河片中,有一些与音韵上的存古性相平行的古词语,这些词异于一般北方方言,却和南方方言的常用词同源。本文讨论7个基本词:口、肥、行、利、徛、晬、嗅,通过描写其在晋语和汾河片方言中的基本意义、用法和分布,证明它们与同源的南方方言词是早期词语的保留。

东汉文化中心的东移及东晋南北朝南北学术文艺的差别

本文历时性地考察了周秦以来关中文化中心形成以及东汉定都洛阳后文化中心东移的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汝南、颍川、南阳等地文风炽盛的复杂原因及对当时文学发展的影响,从而说明: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学术文艺形成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双方所继承的不同传统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豫北晋语的儿化

文章首先介绍了豫北晋语卷舌儿化与平舌儿化的分布情况及安阳、汤阴儿尾与儿化的共存现象。接着描写了济源、武陟、凤泉、淇县等13个方言点基本韵母与儿化韵母的对应关系,总结出豫北晋语区儿化韵母的地域分布特征。着力讨论了豫北晋语中伴随儿化发生的四种变音:儿化引起声调的变化,儿化引起声母的变化,儿化增生闪音?和儿化引起介音的变化。最后对淇县、卫辉等地儿化韵母较入声韵基本韵母所表现出的滞后/超前层次进行分析。

晋语植物量词“本”的三种读音及用字问题

文章系统展示了现代晋语植物量词"本"的三种读音及其使用情况,分析了"本;""本;""本;"在传世文献中的用字情况,并建议"本;(舒声)"用"本"字,"本;(入声)"用"茇"字,"本;(分音词)"需强化约定意识,尽可能使用约定的字形。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方言区域变迁

楚方言区域的历史变迁是楚语史研究不可逾越的问题。由于方言接触、移民等因素的影响,楚方言区域不断发生变化。要清晰详尽地梳理楚方言区域变迁的历史轨迹,必须进行断代研究。基于此,论文较为详尽地整理魏晋南北朝记载的楚方言材料,结合移民材料,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方言区域变迁问题。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方言与汉代相比较,整体区域没有很大变化,但楚方言较为集中在湖北省长江以南、湖南省、湖北省西部、重庆市一带,楚方言有向西、向南发展的趋势。

陕北晋语以高化为主的拉链式音变

中古许多韵摄今读在陕北晋语普遍存在着韵母元音的高化现象,包括果摄、假摄、遇摄、蟹摄、止摄、成摄、山摄,主要以三等字为主。其中果摄、假摄、成摄、山摄今读韵母元音的高化在所有方言点较一致,蟹止摄开口三四等、遇摄、止摄合口今读韵母元音的高化在不同方言点有不同特点。在音变的具体方式上,则表现为如杜家湾子洲等方言点一样的拉链式音变。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张家口方言副词“倒”的多功能性及其内在关联

张家口方言副词"倒"具有多功能性,作为语气副词,用来表示预期相反;作为时间副词,用来表示变化实现;作为关联副词,用来表示结果达成。"倒"的语气副词用法分别发展出时间副词和关联副词用法。在共同语和方言中,"倒"的功能差异形成偏侧关系,语义地图绘制可破解其偏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