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桓韵的演变再论明代官话南北之分--兼论《安南译语》的基础方言问题

寒桓韵是汉语史上较为特殊的韵部,从中古寒桓韵因舌齿音、喉牙音不同导致锐钝分立,到《中原音韵》时寒山韵与桓欢韵的对立,再到明清时期寒山与桓欢主元音合流,其实质是主元音■/o> a不断前化的历程。从中古近代重要韵书以及方言材料的寒韵系字的表现来看,寒桓锐钝分立现象在南方方言中存在范围更为广泛。再以《安南译语》寒桓韵对音汉字为基础进行分析,可发现直至明中后期该现象仍然保持,更说明其可作为区分近代南北系官话的重要依据。结合近代韵书其他声韵特征综合分析,《安南译语》与南系官话具有密切关系。

明以来南北官话调值变化谫论

通过明清韵书、朝汉译音、传教士资料对声调调类或调值的描述,明代北方官话的调值:阴平[^(*)44],阳平[^(*)24],上声[^(*)213],去声[^(*)52],入声一[^(*)54],入声二[^(*)23];南方官话的调值:阴平[^(*)33],阳平[^(*)21],上声[^(*)42],去声[^(*)35],入声[^(*)34]。清中叶后,北方官话的调值:阴平[^(*)55]或[^(*)53],阳平[^(*)35],上声[^(*)13],去声[^(*)31];南方官话的调值:阴平[^(*)31],阳平[^(*)35],上声[^(*)23],去声[^(*)42]。与现代官话方言的调值对比,明以来,北方官话的调值变化相对较小,而南方官话则可能出现因语言接触而被替换的现象。

明清以降河北中南部冀魯官話精洪知莊章分合及演變

本文從現代方言出發,結合韻書、方志等材料,對河北中南部冀魯官話精洪知莊章組分合關係進行探討,發現精洪與知莊章不混、知莊章合流是明清以來河北中南部冀魯官話主要特徵。據移民史,推斷精洪與知莊章相混、知莊章甲≠知莊章乙等特徵是山西、山東移民共同影響下的産物。通過歷時比較,發現河北中南部冀魯官話較爲穩定,數百年來變化不大,但20世紀中期以來語音變化在方言點數量、演變速度上均有較大增長。分析可知,方言接觸、普通話影響是演變發生的主要原因。

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兼及“南方官话”的被动“给”

“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前都属于罕见用法,但在“南方官话”里则始终是常见用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成了常见用法。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可能有外部动因——受“南方官话”的影响,也可能有内在动因——北京话系统内部语法、语体的优胜劣汰规则在起作用。

陕南江淮官话的特点与成因

通过田野调查与比较,描述了陕南江淮官话的分布范围、使用人口及语音特点;并进而参照历史文献、方志材料及谱牒资料,分析了陕南江淮官话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原因,结论认为:陕南江淮官话形成于历史上清朝乾嘉年间鄂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它是这一地区移民后代使用的一种江淮官话变体。

“一”字省略的韵律条件

文章讨论北京话[数+量+名]短语中"一"字省略的允准条件:"一"字的省略不是纯句法的现象,而是语体、韵律、句法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导致同样句式却有"一"的可省和不可省之分,不但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北京话的省略现象,而且也可以解释何以台湾闽南语不能省略"一"。两者的区分可归根于北京话和台湾闽南语在韵律上的基本不同行为——北京话,但非台湾闽南语,常以轻重音来表达讯息的强弱。

早期吴语“说”类动词及其演变

一百多年前吴语苏州话“说”类动词“说”、“讲”并用,上海话只用“话”,宁波话“话”“讲”共存,台州话和温州话只用“讲”。近一百多年来上海话、宁波话经历了“讲”替代“话”的演变,替代的过程为:“讲”首先替代“话”带名词性宾语的用法,经过不带受事宾语和表告诉义的构式阶段,最后替代“话”带动词性和小句宾语的用法。今吴语“说”类动词分布格局是南系官话核心词“讲”在吴方言中扩散速度不平衡的结果。吴语“说”类动词的分布为观察“讲”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扩散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南疆乡村维吾尔族普通话普及度抽样分析

南疆乡村维吾尔族的普通话推广是新疆推普的关键。课题组选取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3个地区的5个县进行抽样调查,最终得出结论:南疆乡村维吾尔族普通话普及度仅为10.5%,程度熟练的仅有5.1%,整体普通话水平极低;南疆乡村是新疆普通话推广绝对困难的地区。南疆乡村维吾尔族现在会讲维吾尔语的比例为100%,推广普通话没有影响维吾尔语的传承和使用。普通话普及度和水平与年龄结构、是否迁徙、受教育程度等要素显著相关。南疆乡村维吾尔族学习普通话最主要的困难是汉语交际环境和优质教师资源的缺乏。被调查者普遍认可普通话的重要地位。

清中叶琉球官话的反复问句研究

琉球官话的反复问句有多种形式,每种形式的使用情况各有特点,除了使用频率有所差别外,还有一种具有南方方言特色的反复问格式"有+VP+没有"。从"官话"层面的角度,琉球官话中选取各种不同形式的倾向性表明其"官话"层面的取向;但"有+VP+没有"这种反复问格式的存在,说明琉球官话与闽、粤、客等各大方言相一致,具有南方方言特色。

南方方言中的“动叠＋补”结构

现代汉语北方官话区和普通话中,动词重叠式的后面不能带补语。南方方言区却广泛存在“动叠+补”这类用法。本文主要介绍南方方言中这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并且尝试从认知语法和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其做出解释。

闽南话与普通话语码转换的语用学分析

在闽南地区语境下,闽南话与普通话语码转换有其特有的顺应特征和具体的语用功能。从语用学视角分析闽南话与普通话语码转换的会话实例,发现在闽南文化思维语境下,闽南话与普通话语码转换是说话人在综合考虑闽南话与普通话语言因素、社会文化和心理语境变量的基础上选择的语用策略;在顺应的过程中,闽南话与普通话语码转换实现了简约、尊重、排除、标记等社会语用功能和情感、强调、幽默等心理语用功能。

台湾国语的助动词“会”

台湾和大陆在助动词"会"的使用上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助动词"会"在语义类型上基本相同,但在使用上却有明显差别。台湾助动词"会"的使用频率很高,其中表示事件发生可能性的用法又占了绝大多数,部分用法语义已经虚化,具体使用方面也有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独特之处,这主要是受到闽南语影响的结果。

闽南地区4-6岁幼儿语言态度研究

选取79名闽南地区幼儿(年龄4-6岁)作为研究被试,采用"匹配伪装实验"调查他们对普通话、英语、闽南语三种语言的态度。研究表明:闽南地区幼儿对普通话和英语的评价明显高于闽南语,幼儿对普通话掌握水平高,对闽南语掌握水平低,闽南语的发展存在危机;不同类型的幼儿对普通话评价差异不大,对英语和闽南语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幼儿语言态度受到学校语言教育、家庭经济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影响。幼儿对闽南语存在态度与行为上的矛盾。

《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比较

通过《西儒耳目资》与今南京话入声韵对比,我们发现两者在韵类分合和主要元音音值等方面存在整齐的对应关系。《西儒耳目资》入声韵多项特征与今南京话一致,而与其他江淮方言不同。结论认为,《西儒耳目资》入声韵是以明代南京话为基础的。

南社社员的转型与鸳鸯蝴蝶派的渊源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的变化,南社社员在社会角色上出现了转型与分化。大部分社员依赖上海地缘和报刊业成为职业作家,并且形成了以南社社员为主流的、以民间文化出场面向市民群体和以其商业化的市场和价值取向的一个流派──鸳鸯蝴蝶派。在延续传统文化精髓、兼祧新的时代内涵过程中建构了一条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

《闽音正读表》的官话音系

《闽音正读表》是帮助福州人学习官话的工具书,出版于1919年。本文对该书做详细分析,探讨清末民初闺语区官话系统的面貌。

闽南方言语气词研究

闽南方言语气词系统很有特色。一是继承了古汉语的部分语气词;二是有一些语气词与普通话同源,但用法、语气却有所不同;三是拥有句首语气词,保留了古汉语的句法结构形式;四是不仅句末,而且在句首都有语气词连用的现象。文章在对闽南方言语气词的系统和特征概括分析的基础上,主要对句末语气词进行逐一的解析,并就语气词的形成、分布和演变作出阐释。

中国境内语言四音(字)格研究综述

四音(字)格是中国境内汉语和南方民族语言等分析性语言中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与内容分析法,对国内外60年来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梳理。分析发现: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四音(字)格形态结构、生成机制、韵律特征、语义内涵、类型共性等方面;学界对各语言四音(字)格研究的分布不均衡,对四音(字)格的界定尚有争议;已有研究采用的调查方法有待改进,缺乏应用当代语言学方法、理论进行的纵深研究。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文献中官话方言词考察

宋金对峙时期南北词语差异明显、南北方言互相交融和渗透,这是近代汉语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前修时贤对宋室南迁导致南北方言发生接触这一事实多有阐述,然而对南北语言接触的具体情形却鲜有人及。本研究从南宋时期带有吴语色彩的《张协状元》入手,掘发其中的北方官话方言词语,来论证北方官话方言对吴语方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为今天的杭州话带有北音特点做出解释和说明。

家族文化与叶小纨《鸳鸯梦》创作

在江南文化中,家族文化对戏曲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中叶小纨《鸳鸯梦》的创作即为典型一例。叶小纨母系、父系及其家族文学群体,叶氏家族联姻及其文学创作活动等,从不同方面培养了叶小纨文学创作的兴趣与能力。沈璟、沈自晋、沈自徵等人的戏曲活动以及叶氏家族对戏曲的开放态度等,则是叶小纨创作《鸳鸯梦》的重要场阈。而基于叶氏姊妹婚姻和家庭悲剧而形成的叶氏家族悼亡文学传统,更直接诱发了《鸳鸯梦》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