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方言亲属称谓词的泛化现象探析

亲属称谓词的泛化不仅发生在共同语中,同样也发生在闽南方言中,是词汇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闽南方言中,泛化对象的选择主要集中在以“阿X”式为主要形式的阿叔、阿伯、阿姨、阿婶等使用频率高的称谓词,这种泛化是在语言系统内部演变和外部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根据共同语中对应的泛化现象推测,闽南方言称谓词还会不断扩大称谓对象,继续泛化。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 “会 / [勿会](得) 通” 的语义演变

“[勿会](得)通”“会(得)通”首先出现的都是三音节。“[勿会]得通”诞生于明刊戏文,“会得通”始见于清末。两者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分别由情态动词“[勿会]得”“会得”和情态动词“通”组合而成,组合后都凝成一个整体,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勿会]通”和“会通”分别是“得通”和“会得通”的省略,都始见于日据时期。“[勿会]通”和“会通”出现后,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和“得通”“会得通”的语义演变是一致的,都是多方向进行的。“会(得)通”的语义有3个演变方向,“[勿会](得)通”的语义有2个演变方向。不过,三音节和两音节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这是它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会(得)通”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勿会](得)通”的语义演变既体现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也体现出闽南方言情态义演变的类型特征和罕见的特征。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勿会](得)通”“会(得)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

闽南方言持续体标记“咧”的来源及其语法化

以往研究认同闽南方言持续体标记或来源于"著"或来源于介词结构。文章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的全面考察,认为闽南方言存在A、B两类持续体标记,A类选择非表客观存在主要表主观倾向的句子;B类选择表客观存在的句子。A、B两类最初形式分别是"处"、"在处"。它们分别源于指代词"只/许处"和介词结构"在十只/许处"。值得一提的是,后者是在"动宾结构‘在+只/许处'→动词‘在处'"这一演变链的催化下产生的。两类持续体标记产生时都处于半虚化之中,后来都彻底虚化为持续体标记"咧"。其中,"在处"语法化为"咧"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路径。之后,持续体标记"咧"又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进一步演化,最后大都演变为语气词。文章同时讨论了"咧"的来源及其语法化各个阶段在闽台各地闽南方言中的语音表现。

试论闽南话持续体标记的来源

一般认为,闽南话持续体标记来源于附着义动词"著"。基于闽南话持续体标记的特点及其内部差异,我们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进而提出己见:闽南话持续体标记并非源于"著",而是来源于"方位介词+处所指示代词"短语的虚化。闽南话持续体标记的语音形式因地而异,实为该介词短语虚化程度各地有别的表现。

台湾闽南语的ka^7与宾语的前置

本文主要讨论台湾闽南语中宾语的前置标志ka7,认为介词ka7是四种语意角色的宾语前置的标志:来源标志、标的标志、受事者标志和受惠者标志。文章分析了这四种标志之间的关系。

闽南语“(NP)+通+VP”中“通”的语义演变

闽南方言助动词"通"在"(NP)+通+VP"结构中最先发展出来的是道义情态,早在嘉靖刊戏文已经大量存在了。该道义情态具体发展出三个义项来:一是表允许,二是表评价,三是表应该。三者之间的演变关系为:允许>评价,允许>应该,呈现出弱道义情态>强道义情态的发展趋势,局部也有由强趋弱的现象。与此同时,允许义继续向其他情态义发展,出现了以下两条演变路径:道义情态(允许)>主语指向情态>中性情态;道义情态(允许)>知识情态依附于道义情态>道义情态和知识情态并存>知识情态。这表明,"通"情态义的演变不是线性进行的,而是多向性进行的,总体上符合"非知识情态>知识情态"这一大多数语言的演变规律。但是,其非知识情态内部的演变路径与西方语言极不相同,它体现出与汉语相当一致的类型特征。

闽南方言助动词“卜”的语义演变

从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可以看出,闽南方言助动词"卜"的语义存有两条演变路径:"动力情态>道义情态>知识情态"和"动力情态>知识情态"。"卜"的三种情态义不仅彼此之间有相互的演变关系,而且每一种情态义又都有各自的发展变化。一一揭示"卜"三种情态义的各自发展变化,同时指出主观化是"卜"情态义演变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语言评价揭示闽南语歌谣的女性价值观

用当代西方语言学的评价理论对闽南语歌谣中显性或隐性的态度评价取位进行语言分析,诠释这种方言口头文学独特的区域文化内涵,揭示其蕴含的闽南女性传统价值观,包括其婚嫁观、人生观和幸福观。通过对闽南人至今仍身在其中的闽南区域文化习俗追根溯源,深入了解闽南语歌谣的女性文化传承本质。

闽南方言进行体标记的来源及其语法化——兼论进行体标记和持续体标记之间的关系

文章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的全面考察,认为闽南方言存在A、B两类进行体标记,它们的最初形式分别是“处”“在处”,分别源于指代词“只/许处”和介词结构“在+只/许处”。A、B两类对句类的选择完全一致,所选择的句子可以归纳为表客观已然的句子和非表客观已然的句子两大类。A类的使用不具有语用意义,B类的使用具有语用意义。A、B两类进行体标记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Vp之前和Vp1、Vp2之间这两个句法位置进行的。通过A、B两类进行体标记的产生和发展与A、B两类持续体标记的产生和发展(陈曼君2017)的对比,可以看出A、B两类进行体标记的产生和发展同A、B两类持续体标记有密切的关联。A、B两类进行体标记产生时都处于半虚化状态,后来都分别彻底虚化为“咧”“在咧”,并分别发展成为语素“咧”和介词“在咧”。泉州、厦门、台湾三地闽南方言进行体标记语音弱化的速度呈不平衡发展,这正是三地方言进行体标记语法化进程不同的具体反映。本研究打破了闽南方言等方言进行体、持续体标记唯方所介词结构来源论这一格局,为汉语方言乃至人类语言进行体、持续体标记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闽南话对印尼华裔汉语书面语表达的影响

华裔在汉语学习过程中,既会受到所在国官方语言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方言的影响。比如印尼棉兰华裔汉语书面语表达就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深受闽南话的影响。因此,加强世界各地华语的调查和研究对于进一步做好华裔汉语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宋闽北方言韵变现象考论——以《性理群书句解》音注为例

南宋福建闽北建阳人熊刚大《性理群书句解》"为训课童蒙而设",语多浅近。其所作音注颇能反映时音。通过运用反切比较法、历时考察法等方法对其音注进行研究,归纳出其语音在韵母方面不同于当时通语的三个特点:①臻梗曾深四摄混并;②宕咸二摄阳声韵混注;③阳声韵牙喉音开合口混注。这些特点与宋代福建籍作家诗词文用韵、明清时期闽北方言韵书以及现代闽北方言相符,当是南宋闽北方言韵母特征的真实反映。

闽语和南部吴语仙先二韵开口阳声韵字的层次及演变

通过考察发现,《切韵》仙先二韵开口阳声韵字在闽语中的白读层次分为仙先有别类和仙先无别类。闽语仙先有别类与仙先无别类无演变关系。南部吴语《切韵》仙先二韵开口字的白读也分为仙先有别类与仙先无别类,南部吴语仙先有别类与仙先无别类有演变关系。南部吴语仙先有别类与闽语仙先有别类性质相同,都为古江东方言的遗留,这说明闽语与南部吴语有发生学上的关系。文章还构拟了《切韵》仙韵和先韵在闽语和南部吴语中的发展过程。

从《诗经》探讨闽南语存古现象

闽南语是中国古老的语言,它的发音保留许多古音的特色,闽南语在声韵学、字义学、民俗学等多方面有非常重大的价值。从《诗经》一些语词所存在的古义至今仍被活用于日常闽南语中的实例,可证明《诗经》与闽南语有着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

海南闽语定安话情态动词重叠现象的句法语义研究

定安话是海南闽语的重要分支,其中存在情态动词重叠这一独特的语法现象,这在普通话中并无对应结构,具有一定的语法研究价值。研究表明,定安话情态动词重叠在语义上通常表示“程度增强”,该重叠结构的第一个成分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程度副词“很”。这一研究结论从一个侧面印证了Moravesik的“重叠结构用于表达语义加强”的理论假设,同时对进一步揭示定安话情态动词的系统特征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日语波行声母P音再考——与保留上古声母特征的闽南语的P音对照

本文通过考察日语波行万叶假名的闽南语发音,对古代日语中P音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考证,并对バ行声母在古代是否是B音及日语上古音中是否存在H音进行了分析验证,得出了以下结论:万叶假名的汉字在古汉语中读P音,为波行声母在古代日语读P音提供了新的佐证,且不送气的读法多于送气的读法;バ行声母可能不仅仅读作B音,而是经过了B音、P音混用的阶段,最后才逐渐固定为B音;古代日语中也有可能存在H音。非、敷、奉3母所对应的万叶假名,有可能读作P音、H音或F音。

再析若干南片闽东话的变韵?

南片闽东话往往是有变韵的,但是多数南片闽东话的变韵韵母,其实没有得到全面的揭示。文章通过显现那些被忽略的今南片闽东话的变韵韵母,证明历史层次分析法在变韵分析中的根本作用。

闽南话英语词的借用过程与借用机制

闽南话对英语词的借用过程,主要可分为接触、接纳与接续三阶段,分别呈现出借用的动机及倾向、传入途径与借用方式以及借词后续的竞争与演变,完整勾勒出其动态的借用机制。在接触阶段,由于闽南话借用英语词的动机为完善自身语言系统,因此倾向于与能填补其词汇空缺的英语词进行深入接触,借词主要集中在商贸、体育与交通等领域。在接纳阶段,英语主要通过三种路径传入闽南话:英语→闽南话、英语→日语→闽南话、英语→共同语→闽南话。在前两种路径中,闽南话通过“拟音”借用英语词,而在第三种路径中,由于汉字的强约束力与闽南话的文白两读特性,闽南话倾向于“对字”借用。在接续阶段,英语借词相互竞争,拟音借词容易被对字借词所取代,但也可能以新词义和词性保存下来。

新加坡式英语中闽南语借词chio bu的词汇化

语言区域内的语言接触带来语言变化。以chio bu一词词形和词义的演变例证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中闽南语借词逐渐褪去源语的词汇特征,具有英语词汇的特征。趋势分析结果显示chio bu在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中活跃,地域色彩明显。语料库分析显示chio bu的使用日益让步于chiobu,在部分场合具备了英语数的形式;固化为单词,保留了名词性含义和特征,增加了英语前置定语的含义和特征;使用人群扩大,贬义的色彩弱化,增加了新语义成份。总之,闽南语借词通过借用强势语的语言特征获得更大的语言使用空间和更广泛的使用人群。

普宁闽南方言的“拟声词+叫”结构

粤东地区的潮汕片闽南方言具有丰富的拟声词,但多数不能单用,需在其后加一个“叫”字组成“拟声词+叫”的固定结构,然后可以灵活充当多种句子成分,在潮汕方言的日常对话中使用频率较高。前人学者基于潮阳话、汕头话的材料分析了“拟声词+叫”结构的语音结构和拟声音节重叠音变的规律,但未深入探讨该结构的句法、语义与修辞特点。基于普宁话的材料进一步描写可以发现,在语音上,“拟声词+叫”结构在潮汕方言内部存在差异;在语法上,该结构的句法功能最接近形容词;在语义上,根据拟声词音节数量的不同,该结构所表达的声音形象也有所不同;在修辞上,该结构除了可以增加形象色彩,还可以附加负面的感情色彩。

闽南片闽语被动标记的来源

本文尝试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系统探讨闽南片闽语被动标记的来源。如果单从共时角度考虑,当代闽南片闽语主要被动标记都与给予动词同形,和以往研究认为大多数南方方言(或闽语)被动标记来自给予动词的观点相符。但如果从历时角度着眼,早期闽南方言的被动标记并非都来自给予动词,也来源于遭受义动词,且遭受义动词来源的被动标记的时间层次早于给予动词来源的被动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