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位阶制度考释

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南朝初期复置了很多东晋时期省并的官职,并新设了大量王府僚佐官。在这种情况下,以官品九品为核心的魏晋旧制丧失了实际功能,而新生效的官员位阶制度即为十八班。此制的主体结构在魏晋时期并不存在,其与魏晋官品的差异,实为南朝与魏晋官制体系的不同。不过,官品在南朝并未被淘汰,而是在吸收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陈官品”。南朝官制中共存的班和品,并非散阶与职位的关系。南朝单个官职的位阶高低,以班次而非官品为准。南朝带帖制度与班制关系密切。官员兼领多官时,往往以东、西省官或散号将军作为带帖官,带帖官和主职的班次共同决定了官员位次。

朱熹的仕途与系衔

朱熹的系衔大抵可分品位与职位两种。寄禄官是官员最基本的品位符号,朱熹从最低级的“选人”升为“京官”,最后成为较高级的“朝官”。帖职则是清望官员的标志,绍熙五年(1194)朱熹获得焕章阁待制(从四品)的职名,意味着他进入了南宋最高级的“侍从官”群体。就职位序列而言,朱熹自同安县主簿起家,在地方任过知军、知州(或兼主管安抚司公事)、提举常平,在中央仅短暂担任过武学博士、侍讲、实录院同修撰。他担任最多的是在外祠禄官,历监岳庙、主管宫观、提举宫观。祠禄官给他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其得暇沉思、著书立说;路州县之任使他有机会践行治、平之术。就仕途而言,不能说朱熹是失败的。他出生以后、入仕之前就在当时社会最有势力的“官户”中生活、受教育。入仕后,就职位而言,他确实表现出了“难进易退之大节”,因为心志、疾病而不愿在官场打拼,而退的底线是祠禄官。就品位而言,求退得进是朱熹仕途的一个特点,所以最终他也进至侍从官的行列,人数仅仅几十人的侍从官正是宋代最容易被卷入政治漩涡的官僚群体。仕宦经历和系衔对于理解朱熹的思想与出处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