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南匈奴游牧经济新探

南匈奴在东汉时期仍以游牧经济为主业,并未迅速农耕化。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显示,南匈奴生活方式和居住形式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依然保持游牧民族的特点。黄河在东汉时期“安流”现象,间接证实南匈奴游牧生活的持续性。南匈奴未转向农耕原因包括对东汉的高度依赖、北匈奴持续加入和社会环境动荡。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南匈奴已经从事农业,其八部落仍然处于立帐而居、迁徙不定的生活状态。

“昭君出塞”中南匈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实践

“昭君出塞”是汉匈共同参与的一次和亲。与传统汉族历史表述相对,南匈奴的活动、动机与心态勾勒出这段历史的另一图景。南匈奴的行为实践表现为统治者主动遵循汉朝礼仪、借用汉朝治理模式、加强双方经济联系、给予王昭君尊崇地位,背后暗含着其对汉朝的认知与心态。与和亲互为表里的社会整合实质涵盖了统治阶级的整合、族群心理的变化、集体记忆的重构和文化结晶的凝结。从南匈奴的视角复现“昭君出塞”和南匈奴融入中华的历史,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其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及意涵。

匈奴南将军与汉、匈丝路北道争夺

匈奴南将军一职不见于匈奴官制,仅《汉书》《后汉书》有载。学界对此虽有少许探讨,但皆论之不详。考之汉籍,匈奴南将军,全称匈奴南犁汙王南将军,设置时间大致在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至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间,活动于车师后王国、蒲类海一带,经略西域,职责重大,直属匈奴单于;匈奴南将军非匈奴右日逐王(西边日逐王),较右日逐王,匈奴南将军辖地更偏西,紧邻西域,并与匈奴介和王、东蒲类王存在领地交割。匈奴南将军的出现填补了西边日逐王降汉后匈奴在丝路北道一带的权力空缺,意在与汉争夺以车师前、后王国为中心的丝路北道;莽新时,活动区域进一步向南延至焉耆、鄯善一带。东汉以后,消失于史籍中,代之以匈奴左南将军,但匈奴左南将军非匈奴南将军,职责差异较大。

汉末白波军史迹缀合

汉末白波军起兵之"西河白波谷"应在东汉西河郡境内,而今山西襄汾永固乡之白波垒应是其流动作战经过此地时所筑的堡垒遗迹。白波军与流亡出奔的南单于於夫罗自出西河即联军而行,初平元年至兴平二年的史料空白期中,白波军应是与於夫罗共同汇入黑山于毒等部,参与会师青徐黄巾军的行动并与曹袁联盟交战。白波军在东方战场与曹袁对抗之际,已与西方凉州军建立了合作关系,战败返回后又实质性地投入凉州军。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白波军作为凉州军、关东军两大势力之外的第三股势力,承担起了汉末皇权由西转移至东的历史使命。

1—4世纪南匈奴的儒家文化认同研究

南匈奴内附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儒家所提倡的正统观、家庭伦常、忠孝观逐渐取代匈奴旧有的风俗观念,成为其行为与道德准则。究其原因,匈奴自认夏后氏苗裔、汉室之亲,有责任匡扶一统、承续礼乐文明,故重回中原之后,进一步实行儒家纲常伦理。除统治阶层的积极推广外,儒家文化教育和学习、汉匈交往与通婚、汉匈各阶层的接触与融合、生产方式由畜牧业转向农业,都加快了儒家纲常伦理向匈奴的输入,带来匈奴族文明程度的提升,加速其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

“塞下禽兽尽”与南匈奴“北归”:汉代草原生态史考察

南匈奴内附,导致汉王朝北边形势的改善。汉元帝初年,居于“近塞”地方的南匈奴决意向北方移徙。其背景,有北匈奴衰落的因素。从生态环境条件来说,长城地区由于集聚人口众多导致若干变化,表现之一是“塞下禽兽尽”,即野生动物资源枯竭。这也是南匈奴“北归”的重要原因之一。重视这一现象与相关民族流动、军事进退的关联,是汉代草原生态史研究的合理思路。对于草原民族以射猎为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特点,及其对自然条件的需求,应予充分关注。由此考察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可以得到新的理解。对于丝绸之路若干路段通行条件的认识,或许也可以有所深化。

南匈奴墓葬初步研究

中国境内的东汉中、晚期南匈奴墓葬主要分布于汉代北部和西北部。由于南匈奴汉化程度较高,故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同时期"汉式墓葬"相似,但也保留了很多本民族的丧葬习俗。分布各地的南匈奴墓葬出现细微差别的原因是由民族成分构成上的差异性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屠各刘豹的崛起

东汉中平五年单于羌渠被杀,导致南匈奴内部严重分裂。羌渠子於扶罗部、国人杀其父者与并州屠各,是汉末魏晋时参与南匈奴故地政治角逐的三种势力。建安初呼厨泉凭借袁绍的支持,返回南匈奴故地并重新掌权。平阳战后呼厨泉转投曹操,得以维持其南匈奴共主的地位。并州刺史梁习在任数年,大大削弱了南匈奴的实力。曹操划定五部,南匈奴诸部被进一步分割。去卑监国,则以南匈奴的衰落而告终。嘉平年间刘豹兼并五部,标志并州屠各的崛起。司马氏增置三率、四率,意在利用南匈奴势力瓦解并州屠各的一统之局。去卑子刘猛泰始中出任中部帅,就是出于这一计划。刘豹系并州屠各的首领,与於扶罗子、左贤王某并非一人。并州屠各与南匈奴宗族部落的混编,成为双方政治合作的重要前提。刘豹顶替於扶罗子、左贤王某,进入南单于的继承序列。汉赵史家则在此基础上,伪造了刘豹、刘渊父子的世系。并州屠各与南匈奴之间存在隔阂,刘猛起兵反晋,未能获得其余各部的响应,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西沟畔汉代墓地四号墓的年代及文化特征再探讨

通过对两汉时期的玉、玉璜、玉璧、玉舞人的形制变化的分析 ,可见西沟畔汉代墓地四号墓随葬的几种仿照玉器的石佩饰具有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汉墓出土的玉器的特点 ,总体上更接近东汉中晚期的。该墓的包金镂空玉佩、青铜马具有明显的匈奴文化特征。西沟畔四号墓是南匈奴的高级贵族墓葬。

呼伦贝尔鲜卑遗存中的西来文化因素——兼谈两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

呼伦贝尔南部及毗邻地区鲜卑遗存中的夹金箔玻璃珠、腹部近倒三角形的高圈足铜鍑、鍑形陶罐、飞马纹和奔马纹牌饰以及回首鹿纹带饰等是来自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图瓦等地的文化因素。南西伯利亚与呼伦贝尔及毗邻地区的文化交流传播路线,可视为两汉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