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写本《心海集》残卷的思想内容与形式特征

敦煌写本S.3016与S.2295所见《心海集》是抄写者为了方便个人记诵而进行的较为随意的传抄,其抄写时间应在中晚唐时期。从内容上看,其中的各个篇目是对南宗禅的佛性观、修行观、解脱观的系统阐发。从形式上看,《心海集》明显受到了汉译佛经偈颂程式化体式的影响,但较为讲求韵律,对程式的运用相对灵活,出现了大量的同义类聚现象。

论南宋禅僧的诗学观念——以橘洲宝昙、北磵居简和物初大观为例

南宋禅僧宝昙、居简、大观对诗歌的本质、诗人与自然环境和前人经验之关系的探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把握和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为禅僧从事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支持,显现出该群体的诗学观念:他们认为“诗为道之余”,反对雕琢苦吟,推崇平淡之美;既提倡“江山之助”,也重视“遍考前作”;强调诗歌创作本乎性情,应以抒情达意为先;他们相信禅僧热衷诗文与参禅修行并行不悖。这些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创新精神,表明了他们决不甘当士人诗坛的附庸而致力成为诗坛重要一翼的态度,昭示着禅僧“诗人”身份意识的强化。

林希逸的佛教观

南宋末期理学名儒林希逸,在宋代士大夫参禅的背景下,与佛门缘分稠密,他既与多位僧人多层次往来,又热心佛事,大量引佛禅入诗文,思想上有深深的佛禅思想烙印。但是,他坚守艾轩学派第三代传人的身份,明确表示不崇信佛学,他将自己的思想根基明确定位为儒学。这种矛盾既体现了士大夫对平衡心理的诉求,也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超越。

论盛唐诗的“有我”与“无我”

盛唐诗的"有我"与"无我",与当时的佛禅思想颇有契合之处。概言之,盛唐诗的"有我"即是"吟咏情性",这是与此前初唐奉帝王之命而作的应制诗等宫廷诗最大不同,这正是当时慧能南宗禅的理论核心"佛性论"在诗坛上的表现。也正因为禅宗思想的渗入,盛唐诗虽"吟咏情性",但并不滥情,它既有真性情,却又超越了情性,达到了一种"无念"、"无相"、"无住"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洒脱、超逸,就在这种大自然"光采与我同"的境界中,诗人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愉悦与难以言说的解脱自在,盛唐诗也达到了圆融澄澈的"无我"境界。

皮朝纲禅宗美学三书研究对象的学术意义——从禅门居士王维被赋予“南宗之祖”说起

禅宗大师与笃信禅理的居士在书画领域的著述和美学主张,是禅宗从哲学层面进入到诗性生活的具体体现,提供着立体认识中国美学思想史的重要视角,当今学术界却鲜有学者将目光投向这一特殊而又绕不开的群体。皮朝纲老师建立在禅师与居士著述文献基础上的禅宗美学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

试论忽必烈、杨琏真加与江南佛教

忽必烈经略江南佛教有明显的政治意图。通过设立地方僧官系统对江南佛教实施系统管理,任用僧人杨琏真加废毁故宋宫室陵墓以建梵刹,实现畅国威、隆国势之目的;压制作为江南社会思想文化之重要代表的禅宗,利用江南禅教寺院归属之争,易禅为教;通过杨琏真加主导的禅教廷辩使得教冠於禅;设置江南御讲三十六所,扶植教门,压制禅宗。尊教抑禅使江南禅宗地位下降,发展受到抑制,元初禅宗出现衰落气象,扶植了佛教其他宗派在江南社会的力量。

少林武术南方传播途径探略

少林武术作为诞生在中原地区嵩山少林寺的一大武术系统,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既和少林寺有关,又与禅宗密不可分。少林武术在南方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广泛传播。少林武术的南方传播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以禅宗为依托向大江南北进行传播和反向传播;二是以明代抗倭战争为契机,使少林武术大显神威、名声大振;三是少林游僧和俗家弟子及中原南迁客家人,对少林武术的传播都发挥了作用,也是少林武术南传的重要途径。

南宋五山禅林的公共交往与四六书写:以疏文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五山禅林的四六疏文包括劝请、山门、诸山、江湖、化缘等种类,作者多为临济宗大慧派僧人,主要用于公共交往。首先,宋代释疏撰制经历了由文人疏向僧人疏的转化过程,五山禅僧作为独立的创作群体出现于南宋后期,表现在文体类别的细化、应用场合的增多、文本载体的丰富。其次,五山禅林住持的选任制度推动了世俗政权与寺院的互动,围绕人事变迁的公共礼仪逐渐成熟,影响了四六疏文的表达策略与辞章结构。第三,五山禅林的寺院建设为募施化缘的疏文提供了广泛应用空间,作者藉助亦僧亦俗的四六语言随机设教,开启了超越凡圣的解脱法门,保持了禅宗文学的当行本色。

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文章在系统梳理王维山水诗作与禅学观念相共鸣现象的基础上,从创作手法入手,剖析了现量观与白描手法的关系;从写作技法入手,阐述了妙悟与平实的文字、六识互通融情寓景的关系;从写作态度入手分析了精思、独坐与超脱高雅、清幽寂静意境之间的关系。

《坛经》中的神会略论

宗宝本《坛经》中对于神会的记载一共有五处,有详有略,有初次参礼惠能的对话,也有惠能去世后的行为记录,比较立体地展现出了神会的形象。神会通达经典教理,聪明伶俐,但是没有达到佛教宗教实践层面的悟道。惠能对其既有否定,也有肯定。神会后来北上确定南宗禅宗旨,攻击北宗禅的行为,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消极的意义也不容忽视。

禅林抑或武林——福建“南少林寺”叠合记忆探微

近几十年来，关于福建“南少林寺”寺址真伪的争辩一直不断，多地区卷入所谓南少林文化遗产资源的利益争夺。这些争议的背后涉及我们如何处理不断被叠加或减损的社会历史记忆和地方历史重构。追溯福建“少林寺”（禅林）与“南少林”（武林）的叠合记忆过程，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反思福建少林文化记忆背后的国族想象与悲情史观。从永春《临济正传三十四世寿圣兴国禅寺铁山卓天二和尚合藏塔自铭》楔入，可以揭橥作为复数的“福建少林寺”之“灯传黄蘖”的历史记忆何以被地方有意无意地淡化，以及作为“武林传奇”之“福建南少林”所积淀的“抗倭”“反清”的悲情情结，何以被反复的强化，并被变现为当代的“历史真实”。当代“南少林寺”概念的话语构建说明，“叠合记忆”其实是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的一种固有的表现形态。社会记忆在借用各种“社会文本”如历史文献、神话传说、行为仪式、信仰知识、艺术谱系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文化景观等形式进行传递、保存、建构的过程中，会对不同的记忆传统（个体或群体的记忆、历史或地方的记忆）进行连续、有机的刻写、合成（包括选择性忘却、强化某些要素）、从而叠合为新的社会记忆，并作为建构不同等级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地方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举要

自《维摩诘经》传入中国后,就有不少人从事翻译和注疏。王维、李商隐、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文人都有看过《维摩诘经》并且都留下了相关的诗篇。可见《维摩诘经》对中国文化影响之深、之广。在《维摩诘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有的影响中,其中它的言说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维摩诘经》与中国思想的关系非常复杂的,本文只拟从它与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禅宗的宗风和两宋文人的禅诗等几个方面略谈它们之间的关系,借以窥见其影响。

《祖堂集》与禅茶文化

《祖堂集》在中国佛教史尤其是禅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早期南宗禅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其中关于禅茶的记载多为后世“传灯录”等文献所引用,亦保存了不少后世稀见的早期禅茶史料,对研究禅茶文化的早期形态以及茶在禅门中的功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祖堂集》所保存的关于禅茶的早期资料和记载,并没有经过文人式的刻意增删润饰,仍是立意于宗门之中,无疑能使人对当时的禅茶文化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尤其是对于研究禅茶文化在唐宋之际发生的转变,也可以提供丰富而珍贵的史料支撑和思想佐证。

闽南明海法宝禅师与越南南方佛教史

十七世纪下半叶,越南南方阮主政权推动国民与外国商人贸易、发展经济、定居等。当时,外国人经常来往于顺化、会安两港,华商也到两港市定居并认识越南文化。因此中国南方佛教随著商船而传入越南南方并发展。因此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佛教僧人来越南南方传教,而其中的明海法宝禅师对越南南方佛教有很大的影响。本论文研究闽南人明海法宝在大越国南方传教,其宗派、弟子对越南南方文化有何贡献,以及至今有何影响。

论南宗禅的独立人格教育

独立人格教育是禅宗的一大特色,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禅宗的兴衰。中晚唐五代时期是禅宗的黄金时代,以马祖系和石头系为主要代表的南宗禅成功地实施了独立人格教育,其普及程度和深刻程度在教育史上实属罕见,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从南宗禅独立人格教育得以实施的原因来看,丛林禅规是其立足根本;自耕自给是其经济支撑;自信自度是其理论基础;宗师垂范是其榜样力量。南宗禅的独立人格教育对于禅宗史和教育史都具有重大意义,也值得我们今天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格教育时借鉴。

宋僧石溪心月与日僧无象静照交往考

日本禅僧无象静照于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来华,咸淳元年(1265)归国。在华前四年在浙江杭州径山寺参禅,住持石溪心月对他悉心指导,帮助他实现开悟。静照最终嗣法心月。归国后,静照牢记心月教诲,开创禅寺,宣扬禅法,为禅宗扎根日本不遗余力。

祖师赞与请赞——无准师范赞研究

无准师范是南宋著名禅僧,其被誉为“南宋佛教界泰斗”,而学界对于无准师范的研究长期集中在其思想领域,对于其文学创作的研究近乎于无。通过对于其创作被收录在《全宋诗》中的“赞”这一文体的文本分析,进而分类归纳与阐释总结其所作“赞”这类文本的思想内涵以及艺术价值。

论中国南派禅宗哲学对佩列文创作的影响——以《夏伯阳与虚空》为例

《夏伯阳与虚空》是一部渗透中国禅宗哲学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本文从南派禅宗思想与小说内容的交相呼应入手,分析中国禅宗哲学对小说中世界观、人物形象、叙事手法三方面的影响。

宋元时期中国与日本的书法文化交流略论——以“和样”与“禅宗书法”为中心

中日书法艺术交流是东亚“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两宋和蒙元时代(960-1368年)为中心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正式的官方联系中断甚至发生过元朝的两次渡海入侵。在日本,正是“唐样”“和样”两大书式并行发展、“和样”书法占据主流地位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尚意”书风和“尚意”的审美观念的影响下,日本的“禅宗书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其中的“峻烈”书风可能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日本书道。

魏晋南北朝寺庙园林文学的文体学思考

魏晋南北朝寺庙园林文学在"游观-赋作"的模式、悟道与审美交集的"禅行教化"功能、多样景观的描写以展现借景艺术的魅力等方面,有不容忽视的成就表现。魏晋南北朝寺庙园林文学的文体外在要素当为寺庙园林及佛理玄思,两者是互为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可视为后者的对象化显像,后者则借助前者得以更充分且形象地彰显;其文体内在要素的空灵禅意及清丽风貌,则对应寺庙园林及佛理玄思而产生,亦使寺庙园林及佛理玄思得以从哲学∕园艺学(植物学、地理学)范畴转入文学∕美学范畴,从而构成独特的审美规范。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体形态,魏晋南北朝寺庙园林文学更加彰显了其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地位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