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科·皮纳尔《厦门方言语法》韵母系统研究

西班牙传教士弗朗西斯科·皮纳尔所著的《厦门方言语法》(1928)从语音、词汇、语法等角度对厦门方言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重点围绕着语法特征展开。论文着重整理韵母系统:19个元音韵母(包括7个单元音和12个复元音)、15个鼻音韵母、10个鼻化韵母、2个声化韵母、31个入声韵母。《厦门方言语法》对元音的分析没有罗常培《厦门音系》的精细和全面,它的音系与《翻译英华厦腔语汇》《厦荷大辞典》《厦门方言英汉辞典》《厦门话字典补编》等传教士文献比较接近。

口塞尾与喉塞尾的声学差异——潮州话塞尾韵的对比实验分析

潮州话入声短促未舒化,且口塞尾与喉塞尾成系统对立。采用声学实验方法对比分析潮州话口塞尾韵、喉塞尾韵与元音韵在负载句中主要的声学表征,可以发现口塞尾和喉塞尾在变异形式、时长分布、前接元音共振峰与发声态等方面存在重要差别。从声学角度来说,潮州话口塞尾韵与舒声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与调音有关的特征上,而喉塞尾与舒声韵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与发声有关的特征上。此外,实验结果还有助于解释闽南方言口塞尾韵与喉塞尾韵在结构类型上的不平衡,并为入声塞尾演变的语音细节和历史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早期南洋华语文献中的闽南话因素研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南洋华语深受闽南话影响。语音方面,南洋华语的一些音译外来词是经由闽南话从其他语言译借的。词汇、语法方面,南洋华语嵌入了诸多闽南话特色词及特色结构,从而形成了有别于同期中国本土文献的鲜明特征,这是当时南洋社会多语接触及闽南话强势地位的一个反映。考察早期南洋华语文献中的闽南话因素,对于深入认识早期南洋社会语言生活、华语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豫南方言的意愿处置句式“V(R)它”——兼论汉语方言同类句式的来源及“它”的语法化

豫南方言中有一种意愿处置句式“V(R)它”,包括甲、乙、丙三类下位句式,分别为“N_(施)+给/帮+N_(受)+Vt(R)它”“N_(受)+Vt(R)它”和“Pron.+Vi(R)它”。跟其他方言的同类句式相比,其特点是:1)结果成分强烈倾向于不用;2)“它”由代词语法化为结果标记词。甲类源自近代汉语的“N_(施)+把/将+N_(受)+Vt+R+他”句式,乙类源自“(受事)话题+Vt+R+他”句式,丙类则是乙类句式进一步扩展的结果。文章通过方言对比发现“V了它”的语法化结果有两种:“V喽”和“V它”。豫南方言属于后者,“V它”由“动词+代词宾语”重新分析为“动词+结果补语”,机制是“它”的回指功能完全弱化以及R的语义抽象化。

助动词“用”之肯定用法浅议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儒宁波话文献中助动词“用”肯定用法常见,表道义情态、动力情态,它并非晚清西儒由其否定用法类推“自创”而来,而是沿自明北部吴语。这一用法虽未见于北方通语文献,但见于南方宋儒语录、文言志怪小说以及明南方白话小说和今闽、赣、湘南土话等方言中,它很可能为南宋时期形成的南系官话用法。其肯定用法由同义助动词“须”的用法类推而来,并由道义情态义衍生出主语指向情态和认识情态。

闽南方言情态结构 “会 / [勿会](得) 通” 的语义演变

“[勿会](得)通”“会(得)通”首先出现的都是三音节。“[勿会]得通”诞生于明刊戏文,“会得通”始见于清末。两者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分别由情态动词“[勿会]得”“会得”和情态动词“通”组合而成,组合后都凝成一个整体,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勿会]通”和“会通”分别是“得通”和“会得通”的省略,都始见于日据时期。“[勿会]通”和“会通”出现后,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和“得通”“会得通”的语义演变是一致的,都是多方向进行的。“会(得)通”的语义有3个演变方向,“[勿会](得)通”的语义有2个演变方向。不过,三音节和两音节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这是它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会(得)通”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勿会](得)通”的语义演变既体现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也体现出闽南方言情态义演变的类型特征和罕见的特征。到了现代闽南方言,“[勿会](得)通”“会(得)通”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

闽南方言亲属称谓词的泛化现象探析

亲属称谓词的泛化不仅发生在共同语中,同样也发生在闽南方言中,是词汇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闽南方言中,泛化对象的选择主要集中在以“阿X”式为主要形式的阿叔、阿伯、阿姨、阿婶等使用频率高的称谓词,这种泛化是在语言系统内部演变和外部影响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根据共同语中对应的泛化现象推测,闽南方言称谓词还会不断扩大称谓对象,继续泛化。

方言接触与区域类型的形成——以陕南[?]类韵方言为例

[ч]类韵指知系合口与见系合口三四等字混同的现象。陕南[ч]类韵方言依成因不同可分为迁入型和接触型两种,迁入型为清乾嘉年间由鄂皖迁入陕南的江淮官话和赣语,接触型为迁入型[ч]类韵方言与陕南中原及西南官话进一步接触融合形成。文章以陕南[ч]类韵方言为例,讨论了迁入型和接触型[ч]类韵的形成机制,说明空间迁徙和方言接触在区域类型分布和形成中的作用,揭示出跨区域的方言类型的相似为历史上移民空间迁徙的结果,同区域方言类型的相似为不同方言接触转用的结果。

陕南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声调的接触特征

陕南地区的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由于受到西南官话川黔片方言的影响,声调系统表现出明显的接触特征。单字调调形调值发生变化,具有混合性和不稳定性,部分古入声字归派也发生变化。连读调和词调与单字调联系紧密,表现出较大的包容性,承继与新变共存。两字组连读调的语音组合较为松散,不同层次调值的共存以及连读音变造成了连读调式的漂移、共享及字组跨式。双音节词调的凝固性较强,保留了更多的秦陇片特征,由于整个词调、首音节声调及词调模式的混合,也表现出词调的漂移、共享及词语跨式。

潘载和与《潮汕检音字表》(1934)初探

民国揭阳人潘载和认为“坊间字书,均不适潮人之用”,于是编出《潮汕检音字表》以弥补其不足。《潮汕检音字表》以汉字部首笔画为索引,收纳注音字共计八千个左右。全书仅注字音,不列解语,其注音方式有:同音字注音“八声音切”反切注音三类。十五音韵书“仅能依音查字,不能依字查音”,作用主要侧重于行文;《潮汕检音字表》能依字查音,但不能依音查字,其作用主要侧重于读文,两种字书各有千秋。《潮汕检音字表》中部分注音使用了反切注音法,以及“八音切法”,可见作者已具备声母、韵母以及声调的概念,只是没有将声韵调三要素系统地构建出来。研究《潮汕检音字表》之前需要厘清几个问题,如非常用字或书面语文字的梳理、异体字的归并、音系性质的考证等。该字表的拟音代表二十世纪初叶的潮汕方言音系,将有助于弥补《潮声十五音》等书籍之不足,能够为我们呈现二十世纪初叶的潮汕方言之客观面貌。

谈闽台方言的发展与变迁

台澎地区的设治与早期移民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其后历代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闽方言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四批移民的凝聚与交融,孕育了丰富的闽文化。闽方言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型。在不同的时候,一批批的移民来到台湾地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口音,于是台湾地区变成了南腔北调的一个“移民型态的多语社会”。早期台湾地区的移民史中,由于缺乏共同语的沟通,使得不同口音的人们形成隔阂,甚至发生对立与冲突,这就是早期移民史中不断发生的“械斗”。前车之鉴,值得我们记取。语言的包容与融合是我们应该共同重视的课题。

接触还是调形格局的内部整合?——陕南混合方言调值演变原因的再分析

周政《陕南混合方言韵母和声调的演变》一文基于方言接触理论对陕南混合方言声调的演变类型、演变次第和调值变化走向等情况作了较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但是把陕南混合方言声调的演变仅归因于方言接触是不太全面的。陕南混合方言声调演变的情况比较复杂,可以根据调值变化的深度和层次划分为系统感染型、局部借用型和内部整合型等三种类型。在陕南混合方言调值演变的过程中,方言的接触和影响是调值演变的初始诱因;调值区别特征的差异化原则作用下调形格局的内部整合则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音理也在调值演变的过程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泉州地区三峡移民语言生活状况调查

自2000年9月起,福建省泉州市开始接受重庆三峡移民。为了解10年来他们的语言生活状况以及与当地文化融合的情况,我们以分发问卷和现场交谈的方式深入8个三峡移民点开展调查,在此基础上对三峡移民双语生活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对三峡移民当前接纳闽南方言的程度、语言观念的变化、语言生活倾向及今后的走向做出可能性推测。

汉语南方方言入声韵尾的类型及其演变

讨论汉语南方方言入声韵尾的类型及其演变,根据入声韵尾的现实表现分为五种类型:三分型、二分型、合流型、脱落型、双层型。下面又分一些次类型。在分类的基础上总结了入声韵尾演变的一般趋势,并且对少数方言点的特殊音变作了分析。文章首次指出,闽语的入声韵尾为特异的双层型,并对双层型的形成提出了一种假设。

清中叶以来使役“给”的历时考察与分析

该文以北京话为主线,对清中叶以来7种京味儿作品中表使役的“给”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同时与3种南方官话作品的相应事实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认为用兼表给予的词表使役在南方官话里属常见用法,在北京话里则属个别用法。

滇南方言的特点和范围

讨论划分方言可以采用的各种标准,结合滇南方言的语音特点和特征,确立了划分滇南方言采用具有“单一性”、“一致性”、“排他性”特征的“音质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了滇南方言的范围,同时,也对某些讨论滇南方言的不确切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鼻音韵尾脱落现象考察

首先考察了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中鼻音韵尾脱落现象的分布、特点,然后指出,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之间共同存在的鼻音韵尾脱落现象不是其他方言影响的结果,而是其自身语言特点的保留,这为我们推测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之间的密切联系再次提供了语言事实。

知庄章组声母在现代南方方言的读音类型

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在现代南方方言的读音情况复杂,如果从音类着眼,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读音类型:(一)知庄章三分型;(二)二分型,包括三种情况:⑴知、照对立型⑵知二庄、知三章对立型⑶开口、合口对立型;(三)擦音游离型;(四)合一型。

论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

陕南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方言资源。在这里,中原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赣语等构成了复杂的接触关系。近年来已经基本摸清了陕南方言的分布和归属情况。进一步的研究,在理论取向上应当关注下述问题:方言接触理论,地理语言学研究,移民历史与方言描写的互相结合和互相印证,方言威信及方言演变的方向,方言交融与文化交融的关系;研究方法主要是:系统深入的调查和描写,地理语言学方法,社会语言学方法。

清中叶以来北京话的被动“给”及其相关问题——兼及“南方官话”的被动“给”

“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前都属于罕见用法,但在“南方官话”里则始终是常见用法。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给”字表被动义在北京话里成了常见用法。这种情况的出现既可能有外部动因——受“南方官话”的影响,也可能有内在动因——北京话系统内部语法、语体的优胜劣汰规则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