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参与澜湄合作:成就、问题与提升策略

澜湄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次区域合作最富有成效的机制之一。自澜湄合作启动以来,以云南和广西为代表的西南边疆省区与湄公河国家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以及优先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但仍存在合作优势不突出、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国际交通枢纽支撑力不足、合作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为此,西南边疆省区应聚焦下一个“金色五年”的六大重点合作方向,打造澜湄合作的地方品牌,同时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推动澜湄合作与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实现高效对接,深化澜湄区域互联互通与经济融合,并加强合作支撑体系建设,保障多领域务实合作。

“安边”与“谋边”:西南边疆治理视角下蔡锷治滇实践研究

蔡锷在昆明“重九起义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针对云南在地缘政治、社会民生和经济等方面的内外交困形势,蔡锷以“建设”为目标,重在“安边”,同步实施政治、社会、经济三方面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主动缓和与英法方面关系,使革命后的云南快速恢复秩序。为更好应对持续的边疆危机,为云南的发展争取更多外部资源支持,蔡锷又提出了修筑滇桂铁路、完善边地治理、组建西南军事联盟的“谋边”设想,试图将云南一隅之发展与国家整体治理战略相融合。蔡锷“治滇”在促进云南现代化转型、西南边疆稳固和五族共和理论发展上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但仍在革命的彻底性上存在局限。

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与缅甸掸族的由来

缅甸的掸族与中国的傣族本为同一民族,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缅甸掸族,是在中国西南边疆的变迁和缅甸封建王朝的北扩这一历史背景下,促使该民族群体中的一部分逐渐形成于缅甸境内。虽然他们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某些方面与中国的傣族有所不同,但还有许多方面依然很相似。而且直到今天,居住在缅甸的掸族依然还自称傣族。

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主建政——以广西和云南的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主建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中心任务,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及至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民主建政工作宣告完成。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主建政以民族区域自治为重点。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呈现出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几大特征。在面临剿匪、反特、救荒以及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性的社会改革的复杂形势下,西南边疆地区按照党和政府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法规,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完成了当地的民族民主建政,并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民族赴内地活动情形述论

民国时期,世居西南边疆地区的一些民族人士,时有前往内地观光、请愿、求学、经商、就业等情形。虽然总体来看,在整个民国时期由西南边疆去到内地的人数有限,但正是这些人员的往返,给西南边疆各民族自身、各级政府、内地社会各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触动;更为深层地看,这种社会活动对于加强内地与边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增进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对于强化西南边疆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政治因素对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基于汉晋南中的讨论

西南边疆在两汉时逐渐形成了一个人文地理区域,至蜀汉时形成了南中这一政治地理区域。两者范围重合。之后南中在蜀汉两晋时与高层政区重合同一,并随其范围的变化而变化,而与相对稳定的西南边疆不再重合。这一现象的发生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有关。由于政治形势而产生的中原王朝治理边疆区域的战略需要,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区域划分行为,集中反映在政区特别是高层政区的设置与变迁上,同时政区本身对区域也有固化作用。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利益协调机制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涉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要协调利益关系,就必须构建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制。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主要包括:利益导向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和利益矛盾疏导机制。本文把利益矛盾疏导机制放在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当中来叙述,把利益补偿和约束机制放在利益调节机制当中来叙述,重点阐释利益导向、表达、调节三个机制的建构问题。

论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多元属性和流动特征--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边疆视角”

空间结构应是用以探讨西南疆域社会及其关系格局演变的叙事单位。首先,地理生态环境的非均质性与多样性,对西南边疆社会文化面貌及疆域空间的形成起到了形塑作用;其次,历史上不同人群的长期活动,构成了西南疆域内部和外部不同层次的"中心-边缘"关系及其互动;再次,西南疆域空间稳定性和流动性的两个面向,反映了西南疆域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及动态变化特点。空间结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弥补了传统开发治理史单向度"线性历史"叙事模式的不足,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可以从中获得有关该区域历史发展变迁整体性的理解和认识,凸显出以环境、族群和疆域空间为主题的"复线历史"的叙述特征。此外,这一研究取向还有助于把讨论的议题进一步延伸到西南边疆地区如何进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空间的问题上来,进而形成一个具有逻辑性和结构性的叙述框架,为当前学术界所关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问题,提供一种"边疆视角"和阐释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云南与东盟跨境教育产教融合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格局变化、适应新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重大构想。后疫情时代多重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驱动中国大学发展理念变迁和发展模式变革,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促使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教育产教融合呈现出新的发展图景。产教融合是提升跨境教育合作质量的有效途径,在分析“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教育产教融合背景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云南省与东盟跨境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情况和模式,构建其问题的透析模型,提出推动云南省高校、企业探寻跨境教育产教融合的实践理路,发挥云南省高等教育系统在推动中国-东盟跨境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先导作用,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南向”战略中落地生根。

巩固边圉 充实国力: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考论

1939年8月至1940年3月的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是全面抗战时期以“边疆教育考察”命名的唯一考察团。该考察团的考察及宣传活动丰富了人们对西南边疆情形的了解,加深了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考察团提出的关于发展边疆教育、改善边疆管理的若干建议也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所采纳,在事实上推动了抗战时期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好地映射出彼时边疆教育考察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之间、研究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状况,也彰显了教育所不能推卸、不能弱化的社会责任与服务精神。

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研究

随着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和国家战略的交汇叠加之地,日渐活跃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成为边疆治理的补充。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少数怀有敌意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对我国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带来危害。提出以前瞻性评估为原则健全法律法规,以边疆治理为目标构建合作网络,以精细化为原则完善过程监督,以开放包容为思路强化服务能力等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对策。

明代西南边疆历史的动态呈现及方法论价值--基于《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

《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一书,从明代西南地方社会本身出发,通过僧人、士人与土官三种不同人群,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大理地区各阶层适应明王朝相关政策、维护自身利益并重构本民族地方势力的过程,展示明王朝与大理地方社会之间在合作与冲突之中最终达到相对平衡与稳定的曲折、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典范民族史”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视角,本书以地方人群为关键因素,涵盖了不同民族、不同人群所经历的各种历史事件,凸显各民族交通、交流和交融的的历史现场,说明发掘和还原边疆历史、社会自身的复杂性的必要性,有助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实现研究范式的多元化。而从地方社会历史出发,动态展现某一地区有关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方法,也能为提高民族工作质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帮助。

中国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路径探索

西南边疆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维护国家安全、处理好周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背景下的时空压缩、重叠和延伸,增加了西南边疆生物安全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挑战性。当前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存在进出境监测难度大、口岸动植物检验检疫能力不足、生物安全识别体系不健全、相邻国家生物安全识别水平较低和生物安全国际合作不力等困境。西南边疆的生物安全识别需立足时空场域,探索口岸检验检疫场域前置,弥合西南边疆生物安全识别短板,构建从“源头”到“口岸”的多级识别体系,增强国际生物安全识别合作力度,着力推进周边生物安全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