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

1941年以后,随着苏联在中国抗战中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从抗战初期的联苏抗日转移到反共方面。这首先表现在国民政府乘苏之危,排挤苏联在新疆的势力,隔断苏联与中共的联系通道,并为此不惜中苏关系的恶化。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国民政府积极谋求改善中苏关系,为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取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明确承诺铺平道路;1945年国民政府对雅塔尔协定的态度转变和在《雅塔尔协定》框架内进行的中苏签订谈判过程中立场的变化,淋漓尽致地展示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主题。

孙科与战时中苏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立法院长孙科四次出入苏联。他被蒋介石选作使者乃因他同其父孙中山一样有过俄国情结。他并不赞成苏联的意识形态 ,但为了中国的抗战大局 ,他主张把民主国家苏联当成中国的朋友。笔者从他担任“中苏文化协会”会长期间的活动、他同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的谈判、为中国抗战争取到 3 .5亿美元的贷款、或亲自或促成了几个重要条约的签订等方面 ,分析孙科为维护战时中苏关系而做出的努力。

抗战时期陈独秀对民主的再解读

抗战期间,陈独秀结合抗战与建国、世界反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民主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民主思想。他认为民主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应实行范围最广的大众民主,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应该借鉴资产阶级民主那些有价值的内容。

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目的辨析

在中国抗日问题上,中苏两国的民族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因此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的许多苏联志愿者能够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从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来看,无论以"无私"或"自私"去评价一国的外交政策,都是不适当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分析——基于苏联高层决策角度

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多样、发展阶段复杂,先后经历了转变中立、平衡调整、战争准备、间隙丛生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外交决策的变化是苏联高层从其国家和民族利益角度出发做出的选择。这种通过外交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两条路径实施的外交选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牺牲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在那个列强环视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关键时期苏联的鼎力相助,不仅避免了国共两党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对于中国取得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转向与论争——以《中苏文化》为考察对象

抗战时期以《中苏文化》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人群体,在皖南事变后,学术研究出现明显的转向。皖南事变前,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马派史家,以古喻今,参与学术论争,发表激烈政见,著述内容偏重革命性;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施了文化高压政策,迫使马派史家的研究撰述向学术性转变。由此,史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扭转了此前盲目套用、牵强比附的局面,走出了一条既不为古人所役,也不为欧美所使的学术中国化之路。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吉林大学中俄区域合作研究中心做的报告

1945年8月,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对日开战,为帮助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加速日本投降和二战结束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体现了完美的军事艺术和创新。战后,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苏军优待日本战俘,保证了战俘的医疗、饮食和生活条件。拖延日本战俘遣返的原因复杂,日本的反苏政策起到了阻碍作用。美国为了实现其在日本拒不撤军的图谋,支持日本否定二战结果,制造了"北方领土问题"。改变二战结果的图谋,将引发新老矛盾和问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比二战更严重的无法预知的后果,将世界重新引向爆炸的边缘。世界稳定需要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和携手合作消除当前的共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