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法制建设的民主特质及立法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向。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进行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尝试,在法制建设方面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的原则,体现了充分的民主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颁行的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训令,以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以解放中国社会的广大劳苦人民群众、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为根本目的,同时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又特别注重人民对权力的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的法制建设实践,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民主政治理念,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源头所在。

中央苏区时期的宪法制度探索及其启示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中国共产党宪法制度探索与实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时期的宪法制度,明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确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建立了层级清晰的权力机关、职能完备的行政体系和职权分明的司法体系,是人民宪法的雏形。中央苏区时期制定和颁布的以宪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令条例训令,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法治思维、法治能力,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系统思想,为新时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

政法法学的“偏执”抑或法教义学“误入歧途”?——评《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表达与实质——以刑法学为分析重点》一文

2006年陈兴良教授发表《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一文,标志着刑法知识“去苏俄化”潮流的初步展开。邵六益博士《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表达与实质——以刑法学为分析重点》一文,从政法法学的视角对法学知识特别是刑法学知识的“去苏俄化”命题提出批评。该文认为,法学知识的“去苏俄化”命题,表面上是试图“去政治化”,实际上却陷入另一种政治逻辑,亦即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的刑法模式。应该说,该文对“去苏俄化”命题存在诸多误解和过度解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赋予“去苏俄化”过多的政治含义,后者源于政法法学对政治的过度关注,容易使法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中国刑法学没有单独的政治逻辑,而是以刑法典的政治逻辑作为自己的当然逻辑。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命题,既没有全面搁置价值判断,也没有隔断政治因素通过刑事政策进入刑法的可能,因此,没有割裂刑法与政治的良性沟通关系。

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综论

中央苏区在进行大规模的政权建设的同时,对法制建设也十分重视。虽然中央苏区并不存在系统地对法制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机构,但从既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中共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法学观。中央苏区的制度文本和法制实践反映着当时中共高层对作为政权建设中重要一环的法制建设的初步想法和计划,中央苏区的法制理念与实践为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中央苏区时期的法制宣传教育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开始了执政建设工作,法制建设也顺利展开。宣传教育是法制建设的先头兵。为了让苏区群众接受法律、法规、政策、法令,中国共产党人从传统、主流宣传教育路径着手,积极吸纳群众参与,为苏区法制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浅析中央苏区卫生法制建设的特点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保障医疗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卫生法规条例,不仅为苏区医疗卫生管理体制的完善奠定了基础,而且对苏区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指导和保障作用。本文拟从阶级属性、立法理念、保障对象、实践基础等方面梳理和总结中央苏区卫生法制建设的特点,为日后研究我国当前卫生法制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新中国移植苏联法学教育之反思——论法学教育的移植与法制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国内外的种种主客观原因,我国选择了学习苏联,其中包括移植了苏联的法学教育。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以史为鉴,体味移植法学教育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法制现代化离不开法学教育的发展和合格法律人才的输送,而移植法学教育则事关法学人才的培养,需理智分析、先搞试点,切不可盲目移植。

红安县七里坪革命法庭的法制实践研究

设立于红安的七里坪革命法庭一般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法庭。七里坪革命法庭的设立与审判实践活动几经波折,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革命法庭成立初期,以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的政治任务为目标,惩处了一批剥削乡邻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有力地震慑了地方上的反革命势力。七里坪革命法庭的司法审判活动,是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法律为手段同压迫人民的剥削势力做斗争、宣传马列主义先进思想的重要实践,为鄂豫皖苏区的法制实践及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何叔衡对中央苏区法制事业的探索与贡献

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司法战线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中共党史上反腐第一人,为中央苏区的法制建设做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政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期间,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分子;担任内务部代部长期间,积极开展行政立法,开创性地以顺口溜的形式对法律进行传播,为法律社会学及法律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担任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时,践行治国安民"法为上"的原则。

苏联法制建设的失误与教训

存在了七十多年的苏联在短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 ,其法制建设上的失误是重要原因。斯大林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失误埋下了国家分裂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失误则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些失误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在于 :政治权力的行使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 ,国家的稳定才不致因领导者个人的去留而发生动摇 ;共产党的活动必须局限于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以内 ,不能允许任何党员有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 ;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予以高度重视 ,以促进全民族的法制文明尽早实现。

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政治基础与法理逻辑论析

中央苏区法制建设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政治基础和法理逻辑是由中国政治(革命)的形势和任务决定的。党运用法制方式领导和推动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及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实现了政治(革命)逻辑和法理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坚持党对法制建设的领导是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法制建设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它坚持以政权建设目标为方向、以社会发展需要为基础、以坚持实事求是为原则、以精简灵活高效为方针,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制实践中取得丰富成果和伟大成就。

中央苏区教育政策法制建设的历史成就与经验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以后,新生的红色政权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围绕革命斗争这一中心任务开展教育政策法制建设。不仅初步创建了苏维埃教育政策法律体系,建立了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制度,而且通过立法确立了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工农群众的优先受教育权,在保障苏区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有序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启示我们在当今进行教育政策法制建设时,既要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法规,也要注重提高教师待遇,运用法律手段管理教育。

论苏俄初期司法的社会主义转型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随之建立。在苏俄政府初期进行的法制建设中,司法领域的制度构建尤为突出。在废除沙俄时期"旧司法"的同时,社会主义司法开始构建,法院体系中形成了人民法院和革命法庭,垂直一体化的检察机关和检察监督制度得以建立,社会主义诉讼原则被确立,诉讼制度也随诉讼立法的出台而逐渐确立,刑罚领域中从理论到制度都发生了转向。俄罗斯司法制度随着苏俄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渐转型,并成为当时世界上社会主义司法领域的代表。苏俄司法作为俄罗斯法制史、司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结合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给予客观评价。中国与苏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回顾苏俄司法的发展历程,对当下中国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具有时代意义。

苏、中两国建国初期法制建设比较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 ,国家行政管理运作中法律保障意识是否得以树立起来 ,需要从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中去思考。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怎样把握 ,国家行政管理机构运作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否可以弱化法律保障 ?在这方面 ,苏联、中国两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中国法律体系苏联渊源的当代反省

近40年来,中国法学界对苏联法消极影响的批判持久而深入,在思想史和制度史的双重层面进行了基本厘清。中国法律体系的实践发展有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法律体系的建构以苏联部门法体系为模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后,我国开始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总目标的实现阶段,法律规范体系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出来。针对当前中国法律体系理论短缺、理论与实践关系存在断裂、理论更新滞后等现实问题,反省苏联"法的体系"这一范畴对1949年后的中国法律体系的影响力仍有必要。苏联时期曾进行过历时近50年的四次有关法律体系的大讨论,其历程与讨论的核心问题能够促使我们在中国法律体系认识更新过程中有更多的思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税收法制建设及其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创造性地开展税收法制建设,颁布实施暂行税则和一系列税收制度,建立起了包括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关税在内的税收体系,并逐步实行了各项税收征管制度。苏维埃税收法制建设的实践在巩固和壮大人民政权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在中国税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改进和加强新时期税制建设有诸多启示:税制建设必须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依法治税,公正执法;依靠群众,加强监督。

鄂豫皖苏区法制建设述论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规范,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保障,是捍卫统治者利益的重要武器。土地革命时期,在异常艰难的处境中鄂豫皖苏区政府开启了法制建设的进程,取得众多成果,尤其表现在苏区社会秩序的重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以及苏区人民权益的保障方面。就中国共产党的法制史而言,鄂豫皖苏区是党的监察制度在地方实践最早的地点,创建了最早的人民公诉制度,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土地法、婚姻法等等,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执政时期法制建设的经验,对于推进现在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仍具有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民主法制改革比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值得比较研究。两国的改革有许多相似之处:两国都缺乏丰富的民主法制环境;两国改革都面对诸如不清晰的党政关系,高度集权下伴生的个人崇拜,以政治运动而非法律不规范国家事务的坏习惯等众多痼疾;两国改革的内容很相似。两国的改革又有极大不同:苏联面对的环境比中国更不利,中国在处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其他方面改革的系统关系上,比苏联要成功得多。两国的改革进程的得失成败对各国的改革都产生了相互影响,两国在经验方面是互相借鉴的;苏联改革的失败则也延缓了中国改革的进程。

论中国法学版图的变迁

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必要把握中国法学版图的变迁。根据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学格局,可以绘制出不同的中国法学版图。中国的法学格局在数千年间几经变化,先后生成了五张历时性的法学版图。根据先秦时期的法学格局,可以绘制出第一张法学版图,其间,儒墨道法相互竞争,是为多元化时代的法学版图。根据从汉至清的法学格局,可以绘制出第二张法学版图,其间,经学、礼学、律学功能各异、相互补充,是为儒家化时代的法学版图。根据20世纪上半叶的法学格局,可以绘制出第三张法学版图,其间,西方法理学居于基础地位,偏重于英美的公法学与根植于欧陆的私法学为那个时代的“六法全书”提供了学理支撑,是为西方化时代的法学版图。根据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学格局,可以绘制出第四张法学版图,其间,苏联法理学居于基础地位,源于苏联的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构成了部门法学的主体部分,是为苏联化时代的法学版图。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法学格局,可以绘制出第五张法学版图,是为自主化时代的法学版图,其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占据了基础地位,与此同时,日渐丰富的传统部门法学与新兴交叉法学相互协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展示了广阔的空间。

论苏区法制建设中的劳动感化制度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在法制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创建了具有苏区特色的劳动感化院,形成了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劳动感化制度。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苏联劳动改造经验以及中外狱制文化传统是苏区劳动感化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历史来源。先进的狱政思想理念、合理的监所组织体系、创新的监狱管理制度是苏区劳动感化制度成功实践的基础和保障。劳动感化制度是苏区法制建设乃至中国监狱制度的一个创举,为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新中国乃至当下的监狱制度建设,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启示。